《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由张清华和曹霞编，分为莫言自述、莫言印象、莫言访谈、评论辑四个部分，分别从莫言眼中的自己、朋友眼中的莫言、同行眼中的作家、专家眼中的文学家来为读者还原那个接地气、朴实的诺奖得主。

《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由张清华和曹霞编：张艺谋、大江健三郎、余华、刘再复、从维熙、何镇邦、叶开、李敬泽、王尧、帕慕克、基兰·德雷达、李洁非、季红真、朱向前、孟悦、陈晓明、孙郁、张柠、谢有顺、邱华栋、张新颖眼中的莫言，由权威解读莫言的代表作。

《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莫言自述

 自述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丰乳肥臀》解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论坛”上的演讲

莫言印象

 话说莫言

 我与莫言

 莫言，一杯热醪心痛

 感觉莫言

 开篇：莫言传

 我拍《红高粱》

莫言访谈

 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

 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

 选择的艺术

 作家之间可以互相理解

 小说的伦理与要素——访问莫言

评论辑一：20世纪80年代

 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

 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

 莫言小说里的“恶心”

 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

 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

 莫言小说“写意”散论

评论辑二：20世纪90年代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莫言近年小说民间叙事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恋乳的痴狂

 荒野弃儿的归属——重读《红高粱家族》

 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

评论辑三：新世纪以来(上)

 莫言与中国精神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

 叙述的极限——论莫言

 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

评论辑四：新世纪以来(下)

 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

 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

 不驯的疆土——论莫言

 故乡、世界与大地的说书人——莫言论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读《生死疲劳》札记

一、故乡、梦想与我的创作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创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想到这项工作会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想到我的作品会部分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用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开始随之膨胀了。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块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那时我还在一个军营里站岗，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沉浸在想象的甜蜜当中。我想象着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故乡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情景，我想象着村子里的姑娘们投到我身上的充满爱意的目光。我经常被自己的想象激动得热泪盈眶，以至于忘了换岗的时间。但可悲的是，最终我也没能用稿费换来手表。当我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也没有一个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只是一些老太太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

在我刚开始创作时，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我模仿着当时流行的作品，写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应该烧掉的作品。只有当我意识到文学必须摆脱为政治服务的魔影时，我才写出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我的觉悟得之于阅读：那是十五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激动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发愁，既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故事，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也是第一次出现关于“纯种”的概念。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赢得过台湾联合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的《白狗秋千架》。从此之后，我高高地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就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开始了招兵买马、创建王国的工作。当然，这是一个文学的王国，而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在这个文学的王国里，我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饱尝了君临天下的幸福。

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以后，当我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想写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写的虽然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这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给我的启示，也是日本作家水上勉、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给我的启示。当然，没有他们，我也会这样写；没有他们，我也会走上这条道路；但他们的创作实践为我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上获得了广泛的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1987年，我写了《欢乐》和《红蝗》，这两部中篇小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连许多一直吹捧我的评论家也不喜欢我了，我知道他们被我吓坏了。接下来的两年内，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而写的，那里的贪官污吏扬言要打断我的腿。《十三步》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去年我在法国巴黎的一所大学演讲，一个法国读者对我说，她用了五种颜色的笔迹做着记号，才把这本书读懂。我告诉她，如果让我重读《十三步》，需要用六种颜色的笔迹做记号。1989年，我写了《酒国》，这部长篇几乎无人知道，但我认为它是我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在创作这些中短篇小说时，我的心一直不得安宁，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题材在召唤着我，这个题材就是《丰乳肥臀》，这部书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声誉。如果把《酒国》和《丰乳肥臀》进行比较，那么《酒国》是我的美丽刁蛮的情人，而《丰乳肥臀》则是我的宽厚沉稳的祖母。

我曾经被文学评论家贴上许多的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里。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好的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人物，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这个黑孩子虽然具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很少说话，他感到说话对他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个黑孩子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捧在手里；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譬如他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当然，他也像《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一样迷恋着女人的乳房……正因为他具有了这些非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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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何“看莫言”？

张清华

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天，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已经炒得很热，我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曾回答他们说，“假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假如评委们“在坚持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此奖最应该授予的就是莫言”。果然，两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终于如愿折桂，一时间国人欣喜若狂。

中国人自然有理由高兴，因为按照某些逻辑，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国作家要得这个奖是不会顺利的，然而在莫言这里却是出乎意外地顺，在他57岁的时候，让他拿到了这个让全世界的作家梦寐以求、让全世界的读者翘首瞩目的奖，确实不易。而为了这个奖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终生错过的作家在全世界绝非个例，更何况，在中国作家头上，还罩着另外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这些年，我们所听到的对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批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批评有的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则是想当然的求全责备。因为在某些人那里，他们对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认真的阅读，而是出于想当然的厌恶——在他们看来，中国什么都坏，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学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养的……自然创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国内的某些批评家，国外的学者也来凑热闹，如德国的汉学教授顾彬，即在很多场合说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莫言余华的小说在德国是通俗文学”云云。可谓里应外合，鸣奏出一个互相呼应、很有阵势的合声。

这些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文学变成了同商业和政治密切合谋的东西之后，文学的泡沫化与市场化变成了常态，这自然是人们诟病它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低劣的东西从来也没有真正妨碍和淹没一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人们仍然能够从大量的泡沫中找到黄金，从形象与故事中找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灵魂。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从风格上他并非适合所有人。曾和许多文学圈内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是莫言得奖而不是别人？确乎他有幸运之处，因为中国作家中还有不少优秀者，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终获此殊荣的却是他。自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东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讲究人工和智慧的创作更有“原始的灵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间的、粗蛮的、生机勃勃和莽莽苍苍的的气质，而这些最终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层面的东西。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这是文学中的定律，形象的东西、原始的形象的东西所生发出的诗意、可阐释出的思想，永远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这个光，占了这个便宜。

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历史”“当代经验”等，这些授奖词中的关键词，都是从这种原始性中生发和解释出来的。

当然，莫言的优点和好处决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有思想的，而且还一直在以自己的创作追赶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们的思想，比如鲁迅的思想。事实上，中国当代所有最优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鲁迅的思想，如他对国民性的针砭，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锐和深入的程度上他们还有所前进，在这方面，莫言可谓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对鲁迅小说中“围观主题”“嗜血主题”的深化么？甚至，在对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面，他比鲁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细和传神的表达——比如关于孙丙的描写，在封闭自足的文化状态下，他原本是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美男子，一个猫戏名角，长着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戏，他分明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田园牧歌”的标志性符号。但是，当外来的文明以钢铁的、强势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现，且在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文化内部引发了巨大危机的时候，他就变“丑”了，变成了谎称“岳大将军神灵附体”的装神弄鬼者。他注定会反抗，但结局自然也就只有两个——要么变成洋枪洋炮之下的牺牲品，要么变成失败的内部统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裂变，孙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辙的，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却将这一出戏演到了极致。莫言的好处当然不止这一点，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鲁迅的视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反进化论”的视野，比如他对于更早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结构性活力”的一种文化。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现的“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与正统文化规训之前的状态，而这种对历史的想象，其实就是对于“将来好过现在，现在好于过去”的简单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这是他更“现代”的地方。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再到“我”，历史不是呈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而是一种可怕的倒退，一种生命的衰变和文化的颓圮。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是莫言的独创，却是他比中国当代的革命作家们所描写的“进步论神话”的一个反拨与补正，同时也是对于那些优秀作家所表现出的反思精神的一个深化与承续。

有人说，莫言和很多当代中国的作家有对“暴力”的嗜好，乍看起来确乎存在这类问题，但与此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是莫言凭空捏造了这些暴力的叙事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作家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暴力，是如同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还是无视暴力的存在，并努力做装饰与美化的美容师？答案当然不言自明。还有人说，暴力可以写，但作家一定要“有态度”，这也对，但是作家的“态度”既可以站出来表达，自然也可以以隐含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檀香刑》之后，不会对暴力产生迷恋和喜好，而会有深深的恶心和恐惧。

还有，莫言的小说中还呈现了强烈的伦理倾向——对于民间伦理的托举，和对于政治概念的压抑。我之所以坚持认为他的《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汉语小说”，就是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张扬了传统民间社会的美好与诗意。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题旨，就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在20世纪被侵犯和被毁灭的过程”，母亲所代表的人民与民间世界，在一切外来的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合谋下，在一切外来力量的侵犯下，最终遭到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仅就他所刻画的人物看，我也认为，说他写出了伟大的小说绝不是夸张。写到这里似乎该打住了。关于莫言和他作品的认知，这本书里的专家们要远比我所讨论的高明。我要说的是，关于莫言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研究中将会成为一个久远的“显学”，过去就很重要，今后将会更加显要。这当然不是就“赶热闹”的意义上而言，而是就莫言的重要性而言的。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的汉语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有“两个最重要的作家”的话，那么无疑就是鲁迅和莫言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一点将会逐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莫言的作品将会被作为经典反复讨论，其经典化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其意义也会越来越被放大，其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本书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明显，虽然它只是一部应急的书，一部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和全面甄选的书。

“如何看莫言”，我在最后还是得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看莫言”的方式有一千种，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归根结底看莫言的方式又只有一种，那就是“看作品”。不看作品只看热闹是没有意思的，莫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庞大的人物谱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种不同的叙事风格，也为我们创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想象方式。这些，只有通过认真的阅读，才会有真切的体会。  我们要向以往所有莫言小说的研究者、批评者和阐释者们表示敬意，他们对于文学的敏感和对于作品的解释能力，对莫言如此迅速地产生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是莫言和批评家以及读者们共同创造了他的那些作品，也共同创造了“莫言”这个符号。因此，“看莫言”对于批评家们来说也是看自己，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从阅读中寻找自己的文学理解。这本书不可能提供完全和最终的答案，但却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契机，一条通往莫言和我们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花间小径。

它很有风景。2012年11月，于北京清河居

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