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未来在哪里?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应该投向哪里?
中国能否复制日本上世纪的成功?为什么韩国制造业水平为何能一直遥遥领先甩下了日本?下一个10年,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鲁奇尔·夏尔马编著的《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精)》是一本写给中国所有生意人的投资战略分析宝典;
一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都必须看的未来格局之书;
最隐秘的投资者翘首企盼的未来全球投资格局分析;
真正的生意人,没有什么比投资一个国家更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了。
一位资深投资家40多个新兴国家、20年投资实践的教训,告诉你钱该流向哪里?看不见的投资风险在哪里?决定国家未来成败的因素和趋势是什么……
鲁奇尔·夏尔马编著的《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精)》是一本对新兴国家的成长动力进行精彩绝伦的分析,并大胆预测了决定国家未来成败的趋势与因素的权威著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大量从事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生意人的投资战略指导,另一方面《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精)》是指导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如何规避国家战略的风险,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引导企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必读的决策参考。
21世纪的头10年,各个新兴国家几乎同时经历着普通繁荣时期,但在下一个10年,它们的发展将会千差万别。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新兴市场繁荣发展、衰退的局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东南亚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轨迹,并深入探讨了各国的政体、地方保护主义、家族继承制企业等相互作用力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与不平衡关系。
作者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未来投资新热点和走向的揭露性观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次金融萧条中找到变革的思路。而且《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精)》语言通俗易懂,从温州小商品市场的老板到政府高层,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预测的传统规则是尽可能多地预测,然后只公布蒙对的那部分。新规则则是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你预测错了。超长期观点启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具影响力的预测,这些预测回顾了中国和印度在17世纪压倒性的经济实力,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将在2030年或2050年再次成为占据全球统治地位的强国。1600年,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超过1/4,印度则略少于1/4。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份额此后急剧缩减,超长期观点还是绕过了过去几个混乱不堪的世纪,理由是,17世纪的表现为未来的成就提供了某种保证。主流的推断成为很多公司、政客和高调的公共知识精英的主要观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太平洋世纪,甚至非洲世纪。最近我收到了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尼日利亚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之一。好吧,就算这样,但在2050年以前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长期的观点对华尔街的影响也日甚一日,这里的人们对时间的总体认识变得越来越狭隘,甚至让人窒息。例如,不管持股规模如何,美国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长的16年,缩短到今天①的不到4个月。与此同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把钱投向新兴市场的步伐却在疯狂加速,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2050年预测的影响。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总额在2000~2005年间增长了92%,在2005~2010年间则增长了令人吃惊的4789;。显然,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想象着他们的投资很好地建立在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基础之上,能够令人欢欣鼓舞。但在真实世界中,让投资经理或投资公司告诉他们的客户40年后再看回报是不现实的。预测是有价值的,而且出于计划的目的必须进行预测,然而谈论5年之后或至多10年后的未来,意义并不大。
要揭示全球经济周期中存在的明显模式,所需的最长时间大约也是10年。典型的商业周期大约持续5年,从低迷时期的底部到下一个底部。大多数务实的人们的观点仅限于一到两个商业周期。超过这个区间的预测经常变得过时,这或者是因为新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或者是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互联网),或者是新的领导人(典型的选举周期也是5年左右)的出现。超长期观点的盛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鼓吹,对企业界的影响也风行一时。但实际上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仍把各自的战略愿景限定在3年、5年或至多7年之内,而大型机构投资者则使用1年、3年和5年期的回报来评估业绩。尽管我们都酷爱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愉悦感,但没有人能够对下个世纪做出可信的预测,而更重要的是,没人会为此负责。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颇具启示性的时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经历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大转折,每次都始于某个伟大想法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一些新变革的催化剂重塑世界经济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70年的狂热是迪士尼等美国顶级公司,它们曾是60年代的投机性股票。1980年的热点则是从黄金到石油的自然资源。1990年是日本,2000年则是硅谷。总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跳出来警告说,其他一些变化因素正在动摇当前变革的催化剂一一石油价格高涨会制约世界经济,因此最终会难以为继;东京的一小片房地产不可能比整个加利福尼亚还值钱;没有任何盈利的科技创业公司或许股票价格不值4位数。但在狂热当中的这一刻,不计其数的美元投资于热门的新事物,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从这些预言家们的警告。
大多数专家和预言家都乐于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让人相信他们正站在聪明人这一边的异乎寻常的理由。这些狂热在某个时期似乎讲得通,直至奇怪的推论轰然倒塌。在上述所有的战后繁荣中,泡沫在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会破灭。奇迹之年——2003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狂热是针对大型新兴市场的,尤其认为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以上个lO年令人惊异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那是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不大可能重现,却不幸地被用作衡量较为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步伐的新标准。对新兴市场的狂热始于中国,它在从1978年开始的20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并不稳定,发展速度每年从4%到12%不等。然后从1998年开始,中国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似乎中国人的幸运数字8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铁律。
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对于新兴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这里概括地指那些人均国民收入低干2.5万美元的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之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全世界共有180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其中114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5%,而之前的两个10年中仅有大约50个国家达到了这一速度。三个例外国家是斐济以及津巴布韦和刚果这两个长期以来没有希望的国家。上升的潮流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超越了一系列通常难以超越的发展阶段:最生动的例子是饿罗斯,过去10年中,它的人均国民收入从l500美元毫不费力地猛增到l-3万美元。
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持续的威胁在各地都有收缩。战胜通货膨胀(把物价年度上涨幅度控制在5%以内)的国家的数量从1980年的16个上升到2006年的103个。这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享有的“金发女孩经济”一样属于高增长和低膨胀,只是增长的速度更快,并且扩展到全球范围,包括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一个由所有国家组成的合唱团,演绎着一个关于高速稳定发展的故事,而许多观察家则怀着不加区别的乐观态度在欣赏这场演出。新兴国家现在都跟中国很像,或者看起来如此。
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是缘于对“繁荣”的流行解释,即新兴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从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所有这些危机的成因都是难以支付巨额外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之前不负责任的债务国清理了赤字,并成为债权国,而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曾经的债权国则陷入了债务。因此新兴国家可以从容地利用1990年苏东剧变释放出来的全球性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P3-6
印度德里的农民离开农庄已经很久了,“农庄”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现在指的是上层社会在城市边缘地带进行周末消遣的地方。泥泞的道路曲折地穿过破旧的村庄,然后突然进入大片的豪宅。这些豪宅拥有错落有致的花园和水景,有一次我甚至见到一座豪宅的花园里有一条小型铁路从中经过。这里是这座城市的派对中心,在这里活动的组织者们将会为你再现奥斯卡之夜、百老汇、拉斯韦加斯,甚至为思乡的人们呈现一座旁遮普村庄,还有着少数民族服饰的服务员侍奉左右。
在2010年底一个雾蒙蒙的晚上,我前去参加某个以颓废而闻名的聚会。男仆们穿梭在黑色宾利和红色保时捷之间,主人请我品尝从日本空运来的神户牛肉、来自意大利的白松露以及阿塞拜疆的鲟鱼鱼子酱。伴随着令人震撼的音乐,讲话变得很困难,但我还是尽力跟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开始攀谈。他是那一类人的典型,打理父亲的出口生意(似乎总是跟“出口”相关),穿着紧身黑色衬衣,头发用啫喱弄得像个刺猬。当断定我是纽约的投资家回到家乡寻找投资机会时,他耸了耸肩,说道:“哦,当然,钱还能去哪儿呢?”
“钱还能去哪儿呢?”接近午夜时我离开了这个聚会,这时离上主菜的时间还早,但是这句话却在心头挥之不去。它应该唤起我作为一位新兴市场投资家的自负。毕竟,我的团队所管理的基金在过去10年中规模翻了3倍之多。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那个聚会上的年轻人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新兴市场的投资者们将会成为宇宙的主宰。
可是,一句乌尔都语的两行诗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繁荣让我瞠目,我的幸福开始让我焦虑”。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投资生涯的,那时发展中国家接二连三地被经济危机击中,新兴市场就像金融界的“问题儿童”。到了90年代末,我的一些同事把这些无人理睬的资产称为“互联网新兴市场”,试图从美国的科技泡沫中捡拾某些残余的机会。
新兴市场在投资圈被视为是对80/20法则的反转。80/20法则指的是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在“二战”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的人口占到全世界人口的80%,但其经济产出却只占到20%。当拉丁美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上升期时,非洲和大部分亚洲地区都在衰退。而当亚洲的广大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发展时,拉丁美洲似乎不能获得集体增长,而非洲此时被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即便到了2002年,那些退休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大额投资者还是认为新兴市场规模太小,不值得这些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基金进行投资,或者认为这种投资过于冒险,因为印度等国家被认为是投资领域的“狂野东部”。
因此,在数年之后,我跟一个被宠坏的年轻人站在雾中,耳旁是重音乐带来的喧嚣,而这个孩子感觉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因为他父亲是德里大约3万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富翁之一,这些富翁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新近致富的。他对于这个与世隔绝的农庄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是他所了解的东西已经足够让他四处宣扬对于新兴市场的观点:“这些钱还能去哪儿呢?”
当然,最近的趋势站在他那一边。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步伐,从2000年起每年2000亿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几乎1万亿美元。即便在华尔街,所有的专家也都宣称西方已经陷入终极衰退,资金必然要流向东方和南方。
这种观点上的急剧转变正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和商界人士,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我在10年前访问埃及时,感觉就像埃及总理艾哈迈德o纳齐夫尊贵的国宾。他邀请了几十位媒体摄像师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拍摄,并在财经报道中使用我的头像,表明外国投资者开始关注埃及。时间到了2010年10月,我在莫斯科为俄罗斯总理普京作了一次阐述,电视还播出了。那时我对俄罗斯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一些本地媒体以奚落作为回应,认为俄罗斯不需要我所掌管的基金的资本。
在过去10年的中期,似乎随便什么人或阿猫阿狗都能为新兴市场募集到资金。到了后来,似乎只有阿猫阿狗做到了。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就像蛇梯棋游戏,不存在登顶的通衢大道,而梯子的数量少于蛇的数量,这表示跌下去要比爬上来容易得多。一个国家可以10年20年地爬这些梯子,碰到一条蛇就会跌到底部,又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也许会重复很多次,而竞争对手纷纷超越。这种失败发生的次数要比登顶的次数多得多。竞争者数量众多,只有少数国家才能把握极为偶然的成功机会。那些国家就是脱颖而出的少数国家,它们通过比同自己处于同等收入等级的竞争对手实现更快的增长而赢得了这场比赛,因此一个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要跟处在同一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竞争。这场增长游戏的全部内容就是超越预期以及同等收入水平的竞争对手。
那种认为这场增长游戏突然变得容易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是基于过去10年独特的事实,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都取得了增长。这是我们第一次,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经历这样一个黄金年代,而类似的黄金年代在下一个10年将难以再现。
在过去的15年里,我通常每个月都会在某个新兴市场花上一周的时间,深入其中,与当地的各色人等会面,在该国旅行,通常是公路旅行。如同作家阿道斯o赫胥黎所言:“旅行就是去发现原来我们关于其他国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并不能告诉你某个政治体制是否在良好的经济与良好的政治之间建立了联系。
没有人可以精确地阐述一个国家之所以发展或停滞的原因。我们没有神奇配方,拥有的只是一长串已知要素:允许货物、资金和人员在自由市场流动,鼓励储蓄,确保银行把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实施法治并保护知识产权,以较少的预算和贸易赤字维持经济稳定,保持通货膨胀处在控制之下,向外资开放(尤其是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资本能带来技术时),修建更好的公路和学校,让孩子们吃上饭,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这些陈词滥调并没有错,但只是列举了一长串的做法,究竟能否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间合力产生增长,都是未知数。
要想找出那些脱颖而出的国家,关键的是去旅行,去理解哪些经济体和政权目前风头正劲,以及它们是否正在走向增长,速度如何。在全球增长放缓正在重塑世界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新兴经济看作个案。这本书会带领你环游世界,看看哪些国家有可能在这个经济前景趋向发散的新时代取得繁荣或受到挫败。一路上,我会用简明的语言列出识别那些拥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的路规。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寻找下一批能够脱颖而出的国家,并回答这个简单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钱还能去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