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周克每次去看望他外祖母，她总会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周克的母亲。
有时候想想，死亡和血缘真的是一对奇怪的合伙人，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错综复杂，互相纠缠，无从厘清。而血缘本身就充满神奇，可以将一个人的气质、容貌、性格，等等，以隐蔽的形式传递给另一个人，让他们彼此相像，并且为他们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提供可能。从照片上看，周克外祖母和周克生母也是很像的，类似于巩俐和章子怡。周克外祖母在看女儿的照片时，稍不留神就会觉得是在看更年轻的自己，让她欷欺不已。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经历，外祖母对死亡这个词特别敏感，她怕死。她曾希望能通过血缘，通过生儿育女这么一种方式来延续生命。如果她的血液仍然在另一个躯体内流动着，那么死者的一部分自我就仍然存在于生者的血肉之躯内，这多少能够部分地打消死亡给她所带来的恐惧。
不幸的是，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她之前离她而去。
年轻时的外祖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他是周克母亲的哥哥。年幼的儿子在房间里甜蜜地做着梦的时候，勤劳的母亲把房门轻轻地带上了，跟着就下楼去清洗儿子的尿布。过了一会儿，这孩子醒了。他还不会走路，在地面上茫然地爬行一圈后，又无师自通地扒开了门。他出了客厅，继续往外爬，结果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稚嫩的头骨撞在坚硬的墙角上，磕了个洞，鲜血像蚯蚓一样从头骨的缝隙慢慢涌出。受了这样的伤，自然是很痛的，他却只是叹息似的发出了一些很轻微的声音，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直到血蚯蚓由鲜活变成干死，年轻的母亲才想起楼上的孩子。当时并没有不祥的预感，她很从容地把芬芳的布片晾在同样芬芳的阳光下，擦干双手，这才开始上楼。和孩子在楼梯上相遇的那一刻，她也觉得有些意外，接着便突然尖叫了一声。这般撕心裂肺和用力过度的叫喊，使得她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
外祖母原来在大家心中有着美好的形象。自从失去那个孩子，许多人对她的看法，就开始逐渐变了。因为她有四只虎牙，便有人将她想象成一只会吞吃自己儿子的老虎。周克出世前那一年，他的外祖父又意外地遭受车祸，去世了。在众人那里，外祖母的形象又发生了一点变化：她是一只会吞食自己儿子和丈夫的老虎。
对于这些闲言碎语，周克外祖母原来并不相信。直到接二连三的变故出现，她才开始对命运感到恐惧。尤其是周克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心里的恐惧到达了顶峰。
周克母亲的去世，意外地切断了血缘的延续，这让外祖母悲伤极了。她在惊恐和悲伤中抓住了两根救命稻草：周克和上帝。她皈依了上帝，从此十字架不离身。说起那些和她有血缘关系的死者，她总忘不了在心里说，求上帝宽恕；而当她用粗糙的双手抚摸周克，她会说，求上帝保佑。
她用了很多时间来进行漫长的忏悔，抗拒可怕的隐喻。她的赎罪与拯救之途是从拔牙开始的，她蹑手蹑脚地走进了一家很小的私人诊所，让牙医替她拔掉了虎牙。随之而来的口腔发炎，折磨了她整整一个月。她喜欢吃果汁软糖、奶油饼干和杏仁巧克力，可能和这些习惯有关，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她的牙齿就全都烂掉了。看着空洞的口腔，她稍微安了些心，新的忧虑却随之生出——她担心上帝会听不清源自内心、却经由漏风的嘴说出的忏悔和祈祷。结果，她又在另一家私人诊所配了一副假牙。
两个孩子相继去世后，周克就成了她体内血液唯一一股幸存的支流。周克连话都还不会讲，她就送了一条带有十字架的银链给他。据说这是从一个德高望重的神父那里得来的，颇有神性与灵性，链子的做工，却未免糟糕。在十字架的一面，耶稣低垂着头，很瘦，接近周克后来在经书上所见的面目。这位受难者的大腿，却是一条粗、一条细，仿佛得过小儿麻痹症。而在十字架的另一面，耶稣的头微微上仰，胸肌发达，看上去完全不像受难者，倒像是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可惜他的手臂又是一只长、一只短。不过不管怎样，周克是不敢随便摘下这条项链的。
外祖母经常给周克零用钱，给周克任何她觉得好的东西，讲故事给他听。这个外孙有着俊美的外貌，她希望自己能把他明珠似的托在手掌上，让他时刻闪耀着快乐、幸福的光芒。外祖母的爱，给了周克许多温暖，使得他的童年生活只是惨淡而已，却还不至于到暗无天日的地步。
成年后的周克，却不忍心继续用这位老人的钱，更不想接受这份沉重得让他有些喘不过气的爱。并没有想过要伤害外祖母，可正是他的婉言拒绝，伤透了老人的心。她一面掉眼泪，一面说：“想不到连你都嫌弃我了，我可是你外婆呢。上帝啊，想不到竟然连我外孙都嫌弃我了。”
看到一双苍老的手在胸口前不停地画着凌乱的十字，周克心痛不已，只得对她百依百顺，她给什么就拿什么，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P9-12
李德南的“80后”主人公不再流光溢彩，撒娇卖萌。相反，他们的青春心事重重，荡若漂萍，幸运从未光顾，梦想早早夭折。时代如同残忍的继母，直把骨骼未成的儿女推进命运的悲风。这是心碎的诗篇，却从加缪式的冷峻里得温暖；这是迷茫的呼告，却在忍住的眼泪里求安慰。每一个生活于此的真实之人，都会从这部小说中认出他强作欢颜的姊妹弟兄。
——批评家 李静
诗意，浪漫，哀而不伤。我在李德南的小说中看到了这些优秀而日渐稀缺的文学品质。《遍地伤花》经营的文学氛围如诗如梦，底色却是苍凉的。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他如此思辨深刻、少年老成，也许答案就在他的作品中。
——作家 王十月
《遍地伤花》融智性与诗性于一体，在消费文学所塑造的小资假面之外，重绘“80后”的精神肖像。
——作家 弋舟
为时代的失败者造像
这部小说，动笔于2007年。
它起源于一个情境：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在得知女友怀孕后开始失眠。他独自面对漫漫长夜，在黑暗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断地回望自己的来路。直到另一个夜晚，他向女友求了婚，才终于卸下了心头的重负，总算是睡着了。
也许是和个人的性情有关吧，我不太喜欢过于激烈、极端的叙述，当时也有意以小说的形式为同代人——也就是今天大家所津津乐道的“80后”——写一首唯美的抒情诗。遗憾的是，写到中途，小说的味道就变了，“抒情诗”竟然成了“讽刺剧”，还有些“后现代”。这些变化，一度让我非常苦恼，觉得自己的美好想象被什么给破坏了。
不管怎样，小说的初稿还是完成了。紧接着，我去了上海大学，在哲学系读研究生，开始读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也是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化并非全然是坏事，而是有合理的一面。从抒情到反讽，首先和小说的主人公告别了青春期(生理或心理意义上的)，开始进人另一人生阶段有关；从更深的层次来讲，这也正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处境，尤其是“80后”这一代人的现实处境。
“80后”出生、成长的这二三十年，中国大陆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例如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大学生由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就业困难、竞争激烈的“蚁族”……种种变迁如此迅猛，影响范围如此深广，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被裹卷前行。
我也知道，并非每个“80后”都活得这么不堪。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曾这样描述欧洲社会转型的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们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狱。”类似的悖论或张力，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也在在可见。面对它，我们难免会觉得百感交集。然而不管是怎样艰难的时势，都是能造就一些英雄的。即使是从代际的角度看，也有不少“80后”是如鱼得水、青云直上的。他们的成功，也得益于这个时代。若是换了另一个时代，他们出场时，或许就不会这么华丽，这么众声喧哗，这么魔幻、摩登。只是在我身边，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时常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时代的变迁，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不少同代人的性格里都带有浓重的悲观气息——所谓的“末世情绪”，许多人的精神内部，都有一些黑暗面。和许多的“60后”、“70后”相比，“80后”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却也不得不承担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风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注意到，许多同代人并非生来就没有信念、没有信仰，只是现实太复杂，变化太快，个人又太渺小、太无能、太无力，有时候不得不匍匐在地，甚至因失去生活和意义的支点而被飓风卷起，落入深渊。
这个时代的成功者，那些随风而起却有能力、有智慧御风而行的成功者，所得到的赞颂和关注已经不少了。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那些心思散乱、肉身沉重的失败者，用文字来记录下他们绝望的眼神，或是无奈的叹息。换句话说，我希望以小说的形式，为这个时代的失败者造像。
我所写的，大多是一些正在沉沦或早已沉沦到底的人。让他们沉沦的原因，除了大面积爆发的时代病，也和命运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关。命运是无法解释、无从追索的，是更可怕的深渊。每个人都有他的时势，也都有他的命运。每个人的言与行，都会受制于他的具体经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主义者。
也许是因为我也隶属于这个时代吧，对于小说里的一些人物，我的态度也是吊诡的。我“创造”了他们，让他们从“无”成为“有”，这过程如此艰辛，我如此执着，对他们却谈不上喜欢；有时候，感觉他们离我很远，在另一些时候，又觉得离我很近；我偶尔也会和他们一样恍惚，犹豫不决，又不认同他们那含糊的态度，更不主张消极。在我看来，一个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不妨先压下飞升的愿望，努力站稳，也可以适当地弯腰，甚至匍匐在地，但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心灵也跟着下沉，放任自己一味地往阴暗里走。否则，人生就真的再无希望可言了。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以反叛的形式追求幸福”并不是什么好办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和时代对抗，和命运争辩，往往是要失败的。我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他挥出去的每一拳，最后都落在了自己身上。我为他所受的伤害而感到疼痛，也为小说里另一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而揪心；我试图理解他们，又希望能和他们保持距离。也许，作为一个作家，我正是以这种暧昧的方式，来和这个时代建立起血肉相连般的关系。
借此机会，我还得说些别的事情。
读研究生以前，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学术研究。我得承认，当时选择进哲学系，多少有些“曲线救国”的味道——我还不想工作，同时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念书。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我常常在创作和研究之间徘徊，并因此在写作上经历了漫长的停顿。徘徊和挣扎的结果是，我终于发现学术研究也有可爱的一面，并立定主意“以学术为业”——既是职业，又是志业。
“重返”写作的路途，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得感谢谢有顺、王十月等老师的鼓励，感谢我在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的同门，还有我的朋友们。小说里《那些年》这首诗为“80后”诗人胡桑所作，它写出了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有的感受，与我的小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感谢胡桑慨然同意我将它收入本书。至于我的家人，说再多的谢意都嫌不够。
2012年9月7日
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发声
谢有顺
多年前我就认为，“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后，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才真正出现——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固有的文学制度里，之前的几代作家，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的，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及网络等新媒体的活跃，在最初那批“80后”作家身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不但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势。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声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甚至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通过博客、微博、读者见面会或媒体宣传等，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能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文学写作重视读者，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读者多与少，能从一个侧面见证他们的写作价值。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终归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文学关乎人生追问和艺术探索，关乎经验的展开和刻写，以及对人类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难的辨识和表达。写作是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敞开，也是对一种固化、死寂的现实所作出的孤绝反抗。问题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下，不少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屈服性，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他们的话语方式、精神姿态极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体前的作态，与他真实的文字水平完全脱节。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小资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成名较早的“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一旦他们的文学抱负仅仅局限于讲述读者喜欢的庸常故事，并借此获得高份额的市场利益，艺术探索和精神追问很可能就由此停顿。
我想，这不仅是文学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危机、一种写作主体的危机。
类似的作品读多了，这样的作者见多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代人里，那种经由传统经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练技艺的写作者，难道就真的无从寻觅了吗？
当我的眼光从那些喧嚣的风潮中转离，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长，“伟大的传统”并没有死去。这些作家，其实也写作多年了，并不新，只是他们之前普遍被文学市场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评界所遗忘。他们没有投合于那种新三位一体的成名捷径，而是和前面几代作家一样，以传统期刊作为阵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一点点地经营自己的叙事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80后新活力文丛”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作家，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观察“80后”这一作家群体的新向度。
我重视这种纯粹的文学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断拓宽小说的文体边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和赓续。他的长篇小说《获救者》不只是一次文学想象力的冒险，更是思想与人性之旅的冒险。小说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思辨与哲理，又笼罩在一层梦境般的荒诞中，是一部突破常规、充满奇思的幻想小说。
《获救者》虚构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国，叫作“塔哈”，全部由残疾人组成。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阳光中误入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见识了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威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展开他个人关于人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国原本是为了反对地面上健全人的歧视而建立，但实际上“地下”与“地上”密不可分，他们的“残缺”与我们的“健全”也绝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正是疯癫的存在，才让文明得以证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种叙事实践，承传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李德南也值得注意。他硕士读的是哲学，现在是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主要以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作为言说方式。这两年，他用了不少时间来研究“80后”文学，也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在《遍地伤花》里，李德南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出了“80后”这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李德南的小说有很浓的“学院派”气味，他似乎特别喜欢互文的手法，经常出其不意地引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昆德拉、纳博科夫、大江健三郎、加缪等作家的文本或人物形象，借此拓展小说的张力，呈现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是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遍地伤花》虽然有一个爱情小说、成长小说的架构，但也不乏对现时代种种精神乱象的揭示、讽刺与批评。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格非的《春尽江南》。它们的叙事都冷静从容，不动声色地设置比喻与象征，糅合现实与寓言、诗与哲学，也都以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由此切入不同的社会与精神层面。虽然《遍地伤花》在叙事上不如《春尽江南》那么精致、细腻，但它同样质地不凡。
三位作者中，郑小驴年纪最轻。他在语言和叙事上的天赋，在同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比起一般的作家，他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和他同代的作家，很多都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他们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他们所苦苦追问的，也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而对于历史，甚至对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甚少有关注的兴趣。郑小驴的写作，却以书写父辈的人生为出发点。近年来，他先后在《山花》《十月》《江南》《西湖》等既传统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杂志发表了《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这些作品涉及20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作是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延续。
当然，郑小驴也在试图处理自己切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比如像《少儿不宜》《痒》《鬼节》《飞利浦剃须刀》《弥天》《柏拉图的洞穴》《不存在的婴儿》等作品，或是写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历史剧痛，或是写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或是写“80后”一代在社会历史更迭中的迷茫与挣扎，笔触细腻，叙事老到，也贯注着很强的批判意识。
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都有志赓续一种“伟大的传统”，并试图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这种写作值得期许。他们身上那种独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也证明，现在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已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我期待更多这样的青年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定地表达自我，持续发声。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写作面孔集中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时，必然会凝聚成一种柔韧的力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写作群体近乎板结的印象的同时，也展示出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活力。无论他们的文字表情还是精神着迷点，都既新异、大胆，又来路清晰、气场纯正。他们是这代作家中最早自觉接续传统血缘，又最渴望在叙事上寻求新变的，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最远。
2013年3月28日，广州
《遍地伤花》是“80后”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史，它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了一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
《遍地伤花》由李德南编写。
在李德南编写的长篇小说《遍地伤花》中，“80后”主人公不再流光溢彩，撒娇卖萌。相反，他们的青春心事重重，荡若漂萍，幸运从未光顾，梦想早早夭折。时代如同残忍的继母，直把骨骼未成的儿女推进命运的悲风。
翻开本书，让我们直面“80后”的精神迷惘，重绘“80后”的精神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