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十九讲》编著者谢发平。

导语：作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湖湘文化的炫丽多彩，引来了无数文化学者的好奇和追逐。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真可谓汗牛充栋，对湖湘文化的解说和定性也是“百家百说”。笔者揣着冒昧，也来凑凑热闹。关于湖湘文化的特性，专家学者有诸多界定，本文着重谈谈她的三个标志性特征。

湖湘文化有三大显著特征，即“南方性”、“民间性”和“开放性”。

《湖湘文化十九讲》编著者谢发平。

《湖湘文化十九讲》是作者历时十余年的读书心得。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湖南人曾经影响了中国近现代100年的历史走向。作者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对”湖湘的人和事”的不同感受的记录，迄今共写了18个独立成章的话题。这些话题，或借人物，或借事物，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湖南人性格和心态的优劣进行了褒贬，虽不全面，也比较主观，但拳拳之心寓于字里行间。

七凤凰只栖梧桐树

——珞珈山上的湖南人    

八政党政治也“里手”

——台湾政坛的湖南人    

一品茗把酒话湖湘

——话说湖湘文化的“三性”    

二小江也能掀大浪

——屈原对湖南人性格的影响    

三秋风悲情岳阳楼

——印象“江南三大名楼”  

四靖安山河湖南人

——读杨度《湖南少年歌》随想  

五铁血“湘军”魂犹在

——湖南的金字招牌  

六重“义”轻“利”霸蛮观

——呼唤“湘商”  

九管弦齐奏鸣和旋

——湖南出了个毛泽东     

十耿介遭遇误解时

——横刀立马彭德怀   

十一自缚搏击空使力

——周扬的文艺人生     

十二大器晚成远故里

——湖南不敬齐白石    

十三柔弱文人伟丈夫

——另类湘人沈从文    

十四北去南归望长沙

——从蔡京饿死长沙说开去    

十五一代“名媛”空寂寞

——衡阳的期盼    

十六潇水旖旎少知音

——休闲的永州     

十七“天平”恰逢“地不平”

——纠结的邵阳     

十八幽怨郴江曲谁作

——郴州的困惑     

十九先人余荫佑湖湘

——奇特的湖湘墓葬文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清初，湖南独立建省后，作为新兴的南方文化一脉的“湖湘文化”，逐渐摆脱了对楚文化的依附和束缚，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传统的楚文化在两湖就渐渐分化成既有相似性又各自特色鲜明的两支：湖南的“湖湘文化”和湖北的“荆襄文化”。

在南方文化的诸多支脉中，“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最大的两支，也是后世专家学者研究最为集中的两个焦点。同为南方文化，“湖湘文化”与“吴越文化”也有显著的差异。早在商周时代，先于楚国一百多年前，吴国就在长江中下游被建立起来了。同为南方的两个大国，吴国在融合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沉淀了更多的黄河文化要素，在趋同化的过程中增添了更多的中原文化色彩。特别是宋朝南渡以杭州为首都以后，吴越文化逐渐形成了以纤细、柔婉为特质的地域文化，这与楚文化及其后裔荆襄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分化十分明显。在中华大文化中，客观地说，吴越文化是“柔性有余、刚性不足”。

湖湘文化作为楚文化的后裔，是一支新生的南方地域文化。相对于吴越文化受传统中原文化影响较深而言，由胡宏和张拭开创的“湖湘学派”所创造的湖湘文化，由于给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加之朱张理学本身带有从福建“闽学”和江西白鹿洞书院文化“西迁”的背景，她的南方性就更为显著，因而她的文化内涵也就非常独特。如在儒家传承史上，朱张理学第一次高举孟子的大旗，把孟子抬到与孔子比肩的文化高位，让“四书”的地位事实上高于“五经”的地位。朱张理学标榜的核心价值是“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等，其文化观就是传统理念与地域精神相结合的时代产物。因此与吴越文化相比，作为同为南方文化的湖湘文化就显得“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毛病全归结到朱老夫子头上去，但朱老夫子以身示范的影响却绝对不能低估。

（二）“民问性”

相对于官方的士人文化而言，湖湘文化的私学性质，她的“草根”身份，注定了她的传承没有开封府和杭州城的显赫背景和煌煌声势。宋朝的岳麓书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所民办的私立学校。如果不是她培养了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早就像其他书院一样，隐没在历史的荒芜中。因此，源于岳麓书院的湖湘文化，她没有皇家贵族血统，她的身份在当时也是“农村户口”。但她鲜艳，她璀璨，她是山野的兰花，她是田间的映山红，她是民间的“娇娇”。

如前所述，唐朝以前，湖南属于“荒蛮之地”，开发较晚。以山地居多的特殊地理环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湖南人集体的刚烈、倔强的山民性格。经历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后，在中原文化南下和江东文化西移的大融合过程中，新生代湖南人的禀赋和性格更有了新时代的特性。正因为湖湘文化的乡野身份和适应历史文化发展所孕含的旺盛生命力，集希望、勇气与力量于一身，加上霸蛮的心理定势，所以后来的湖南人经常敢为人先，做出一些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宋明理学有两大毛病饱受后世诟病。一是僵化。理学宣传的思想本质上还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的那一套，尤其是当它与八股文互为里表，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唯一途径之后，理学在事实上就充当了剔除其他思潮的工具。日久天长，它显示的那点开明性也不复存在，渐渐也回归到保守、卫道之途上了。二是空谈。在某种程度上说，朱张的岳麓书院讲学，大谈“心性命理”的空疏学风，对魏晋以来的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不良习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不能把知识分子空谈误国

由于湖南的历史文化沉淀以及特殊的地理状况，僵化和空疏的学风在湖湘文化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袭，反而由于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实践中特别地被发扬光大而被淡化或边缘化了。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学子不仅“坐而论道”，还“起而力行”。邓皓先生对此有精辟的概括：“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的柔靡、纤巧之风，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用兵打战，还能安邦治国，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兼而有之。”…

如，蒙元军南侵围攻长沙（时称潭州）时，三千长沙守军与数万元军大战数月，不仅守军主将李芾在外援不济、城池将破之际，召集全家老幼集体自焚以明心志，就连岳麓书院的学生也集体阵亡，无一苟活者。学生尚且如此，乡勇还用繁言？可见理学的“清谈”在湖湘文化中根本没有传播的市场。又如，大明王朝的倾覆，惊醒了一大批已经成长起来的湖湘学子。在他们眼里，明清之所以改朝换代，就是因为清谈家们只谋事而不成事、学风空疏不实造成的。正因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衡阳书生王夫之才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力行”，“投笔从戎”亲自上战场去了。可见，湖湘文化的这种“民间性”是崇尚实干的。

此外，朱子思想曾被明末学者颜渊批为“重文轻武”，但朱子学说在湖湘流域传播的时候，被湖湘文化特有的“民间性”好好洗刷了一番，最后竞孕育出了湖湘文化标志性的成果：一支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震惊中外的血性“湘军”！“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事件中，使世代农耕的湖湘乡民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发生了两个革命性的转变。

2002年春天，在北京，笔者有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先生茶叙。同为湖南人，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湖湘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上。尽管刘院士是位自然科学家，但他对湖湘文化的理解之深，令我这个文科生都汗颜，而且他还特别鼓励我这个非专门文化学者的文科生，让我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分析一下湖湘文化的得失。这就是本书最初的写作冲动。

2003年夏天，在材料的初步收集和早期构思的引导下，笔者与博士莫运平、曾凡解、周志平三君在岳麓山顶喝茶论道，想借他们各自的学科背景和学力，集体使这一构想变成文字。结果，仨博士集体放了我的“鸽子”。

2004年暑假，笔者随谭伟平教授到凤凰沱江边上的一家农家小院住了近半个月，开始初稿的写作。虽然谭博士利用那段宝贵时光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一书，但我却在不付一文钱的情况下，写作进展甚慢。

不过，略感欣慰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虽然每日里要为“稻梁谋”，得闲暇之时，还常遇心情不佳和身体不适的状况，但写作本书就成了我这些年来最主要的“业余爱好”。在这场近似马拉松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博士曾兰平和周志平，他们俩充当了“看护者”的角色。他们把笔者当成笔耕的“老牛”，一会儿“喂一把草”，一会儿“扬一阵鞭”。更有甚者，每当我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后，周博士又“坏坏地”提出另一个“更可恶”的要求，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

在文章独自成篇的过程中，在笔者的电脑旁或在酒肆茶楼的神仙会中，湘籍学者甘复兴、周叶中、曾一听、宋新民、彭宇文、吕兵、黄佐斌、胡继明、龙滔、谭小林等诸位先生，他们或对其中的史料提出过有益的补充建议，或对其中的观点及表述方式进行过中肯的批评。其中有人甚至还笑着对笔者说：“别把湖南人写得太坏了，要不我就会打人的。”本书今天能付梓，实有赖于诸位先生对笔者激励之贡献。

人家十年磨一剑，出精品。笔者却是把早该做完的事拖了十年，其庸懒之态，于此可见。正因为如此，对文中谬误和失误的频繁出现，就只好请读者见谅了。如果因此而浪费了读者的宝贵时光，请喝杯茶，消消气，不要与笔者计较算了，谢谢。

又，上述诸君，皆为湘籍学者，或求学、或执教于珞珈山。

此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