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龚玉敏编著的《画说中国特色》选用华西村的事例来说明共同富裕的追求，选用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选用“随州模式”、“海南模式”来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选用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来说明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群众性问题。这些经过精心挑选、恰当点评的事例，既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案例，亦可成为广大群众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杨军、龚玉敏编著的《画说中国特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既充分吸收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力图从理论上做出自己明确的回答；又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巧妙地运用图画和典型案例，在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比照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绚丽个性。《画说中国特色》从内容到形式上亮点纷呈，是作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可贵尝试，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宣传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导言“走自己的路”探索特色

 一、寻找“中国特色”之路

 二、“中国特色”特在何处

第一章 探索中国特色的思想基础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曾经的误区

(二)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二、正确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

(一)脱离实际的“大跃进”

(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三)尚未走出的历史阶段

 三、把握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动力

(=)我国改革要遵循的基本要求

(三)改革推动下的发展成绩

 四、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二)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三)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

第二章 华丽转身的特色经济

 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新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二、适合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适应现实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三)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三、不断改进的分配制度

(一)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

(二)当前我国的分配问题

(三)解决分配问题的主要措施

 四、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建设新农村 

(三)统筹区域发展

(四)建设“两型社会”

第三章 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一、适合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

(二)优势独特的政党制度与政治协商

(三)有利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四)日益发展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二、走向法治

(一)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二)日益完善的法制体系

 三、在改革中探索有特色的政治体制

第四章 不断发展的特色文化

 一、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的主心骨

(一)魅力永恒的马克思主义

(二)引领方向的社会主义核l心价值体系

 二、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中国特色文化的科学性和时代性

(二)中国特色文化的民族性和群众性

第五章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一、实现社会和谐的新追求

(一)人类恒久的期盼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目标

(三)实现社会和谐的新构想

二、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 和平崛起的发展之路

 一、“和平崛起论”vs“中国威胁论”

(一)“中国威胁论”

(二)“和平崛起论”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二、为实现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一)正确处理对外关系

(二)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三、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和平崛起

(一)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二)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后记

二、正确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

（一）脱离实际的“大跃进”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由于中国长期贫苦落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无论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非常希望尽快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我们的国家早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共产主义状态。这种愿望和情绪导致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就这样出现了。

“大跃进”期间，我国做了这样的事情：一是全民突击，大炼钢铁。因为我们以为只要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美国，我们就能很快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经突击蛮干，到1958年12月19日，我国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但是，由于原料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被形象地称为“海绵钢”，416万吨土铁也根本不能用。二是农业大跃进。各地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出现了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闹剧。三是大办人民公社，把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推广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问、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历史说明，干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凭满腔热情不能干好、也不能干成社会主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那么中国的实际究竟是什么？

（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反思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巾的曲折，全面认识我国的国情，评估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战了几十年，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低水平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还在初级阶段。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邓小平也说，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经的起始阶段，而足特指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状态相差甚远，而且在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方面与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判断，主要的依据是两个：一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二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一方面肯定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很多不完善、不成熟的方面。如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而且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政治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社会主义民主还需要发展，文化建设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这一论断还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约要持续100年，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21世纪中叶。

正是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常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制定了党的基本纲领和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鲜明的特征，中共十五大报告对此做了全面说明。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也是围绕这个总任务展开的。具体说，从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看，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现代化方面来看，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运行方面来看，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从人民富裕程度来看，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阶段；从地区发展差别状况来看，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革来看，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看，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从实现目标来看，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从上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看，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是非常重的。P16－20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当前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多方面、多视角的理论探讨，如从质与量的规定、时间与空间的序列、过程与结果的维度等方面揭示它的基本内涵，从大众化与中国化、大众化与时代化、大众化与通俗化等关系的角度挖掘其深层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等方面阐发它的重大意义，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探讨，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明显的初始性特征，理论界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建构一套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科话语和理论体系上，但是，关于在实践中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并且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来讲，它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到多数人理解的理论普及过程，而且也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少数人运用到多数人运用的实践开展过程。马克思在创立科学世界观之初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主旨在于实践。针对当时德国的一些旧哲学家满足于坐而论道的行为，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不屑于做这样的哲学家，并大声疾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二，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各种理论探讨来看，实践不仅是检验孰是孰非的惟一标准，而且是破除理论神秘主义的不二法宝。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醉心于大搞抽象的逻辑演绎。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被写进了宪法，研究、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是既成的事实。事实上，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体看来，制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表现如下：

其一，理性思维缺失。从民族思维特点来看，中国人一向长于感性而短于理性。与西方人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的思维特点相比．中国人的思维属于记录型、描述型。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思想深刻，但是却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缺少系统性和逻辑性。从地域角度来看，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于西方，虽然它并不玄奥，但无疑带有西方理性思维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认同程度。

其二，理论解读误区。由于各种原因，在我们的生活中长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误区，其中，庸俗化解读首当其冲。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几条原理、几个具体结论的做法，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有用性遭到质疑。例如，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成三句话，将“科学发展观”解读成一句话，就是庸俗化的表现。此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还存在诸如把马克思主义泛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等误区，这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三，外部环境影响。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利用其经济、科技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其手段日益巧妙、斗争日益复杂。与此同时，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这对人们的思想信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四，多元文化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及其负面效应，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扩大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渗透的可能途径，如此等等。多元文化，各种主义，势必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产生影响和冲击。

其五，实践环节偏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让部分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动摇。此外，党内也存在不少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特别是让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这不仪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作为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各种努力。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的这段名言，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途径的经典阐释，其大意是：一种社会理论，只有从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需要出发，才能具有科学性，也才能具有说服力，并因此被群众所掌握，从而通过群众的实践转为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联系当前实际来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无疑可以而且应该从多方而进行努力，但这些努力应该围绕实践展开。

其一，着眼于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理论的吸引力。增强理论的吸引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其二，依靠新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群众的认同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政策兼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品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关键在于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认同，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认同。可以说，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增强群众的认同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保证。当前，如何通过新的改革实践，切实解决关涉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积极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主义福利，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是一个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

其三，服务于新的实践，面向人民大众，增强宣传的实效性。走出书斋，面向人民大众，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路径。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关于宣传工作“三贴近”的要求，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当前，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艰巨，同时，思想意识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认识时空多维化不断发展，这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杨军、龚玉敏编著的《画说当代中国特色》一书，正好体现了这种努力。两位同志长期致力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为她们的同事和朋友，我得以较早了解本书最初的创作思路，有幸成为书稿的首批读者，并深切感受到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虚实结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是近年来周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然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在何处，回答可谓见仁见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既充分吸收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力图从理论上做出自己明确的回答；又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巧妙地运用图画和典型案例，在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比照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绚丽个性。

其二，图文并茂。列宁曾经指出：“最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和朴实（转化）。”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宗旨，牢牢坚持让大众喜欢看、看得懂的目标．并舍弃了一般理论读物的传统论述形式，而采用了“画说”的叙述方式。书中的插图均为作者创作，或漫画、或示意图、或表格，风格活泼，寓意明朗；书中的文字简约，概括准确，生动朴实，并力求把理论话语、学术话语准确地转化为生活话语，以帮助读者的理解。可以说，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

其三，雅俗共赏。作为一本政治理论通俗读物，本书既可作为理论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书案辅助，亦可作为广大群众学习理论的参考资料。例如，本书选用华西村的事例来说明共同富裕的追求，选用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选用“随州模式”、“海南模式”来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选用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来说明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群众性问题。这些经过精心挑选、恰当点评的事例，既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案例，亦可成为广大群众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当然，由于“中国道路”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道路，且还有很强的可成长性，因此，对其特色进行概括无疑是一项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就此而论，本书的一些理论概括还有提升的空间，部分话语表达的生活气息有待增强。从总体上看，本书从内容到形式上亮点纷呈，是作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可贵尝试，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宣传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孙来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纽约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出版学术独著两部、合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编写一本让读者认为“好看”的通俗政治理论读物，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在得到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后，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打出一套“组合拳”，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明的图画图表和典型案例等，表达对当代中国特色的理解。尽管我们热切希望这本书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但也清楚地意识到，受理论水平和编写能力所限，本书肯定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热情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构思设计时，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壮海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孙来斌教授、张乾元副教授给予了指导和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楠教授的关心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周志平博士的帮助，刘婕妤、杨力军编辑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本书的许多插图中，使用了一些来自互联网的素材，在此向相关网站表示感谢！

本书的导言、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的初稿由杨军编写，第二章、第五章的初稿由龚玉敏编写，杨军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并承担全部绘图和编写案例工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曾令晶协助整理了部分资料。

谨以记。

编者

2011年5月18日完稿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