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一样的民国；还原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歧途的溥仪；第60届奥斯卡电影《末代皇帝》的底本；“汉奸”？“英奸”？既拥抱中国文化，又喜欢英国文化的庄士敦，为何两边不讨好？

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该书为线索进行问讯的。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这本书。

1988年，以此书为框架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该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庄士敦的怀旧集，以他与溥仪的主要交往经历为线索，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冯玉祥逼宫等事件的看法，客观反映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艰难过渡。虽然对某些问题有狭隘之处，但一些看法不乏思考的光芒。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笔触细腻，还对溥仪的一些生活小事有详细记录，如五四运动时期，溥仪阅读《新青年》；1922年，溥仪将结婚的巨额礼金捐给慈善机构；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溥仪捐款巨大，等等，展示了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歧途的溥仪。这些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溥仪和民国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序言

第一章 1898：戊戌变法

第二章 维新运动的失败

第三章 1898-1901：太后反击与义和团运动

第四章 1901-1908：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第五章 慈禧太后

第六章 1911：辛亥革命

第七章 清室“优待条件”

第八章 大清皇帝和洪宪皇帝

第九章 1917：张勋复辟

第十章 《松寿老人自述》

第十一章 紫禁城：1919-1924

第十二章 帝师

第十三章 黄昏中的清廷

第十四章 内务府

第十五章 少年皇帝

第十六章 君主制的希望和梦想

第十七章 龙的躁动

第十八章 龙振双翅

第十九章 龙凤呈祥

第二十章 阴谋与计策

第二十一章 御花园

第二十二章 颐和园

第二十三章 十一月五日事件

第二十四章 龙的困顿

第二十五章 皇帝出逃

结尾篇 龙归故里

第一章 1898：戊戌变法

19世纪，清朝皇室的权威不断被削弱。当时的清朝，对内要面对连绵不断的战乱，对外要面对灾难性的战争。这不仅动摇了皇位的根基，而且似乎为中国的“崩溃”拉开了序幕。查尔斯·贝斯福勋爵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中国的崩溃》。四年前，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把中国踩在脚下，让中国陷入求救无助、受尽欺凌的境地。而在过去，那个岛国一直遭到中国的轻视。而且，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这种欺凌，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被划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满洲（包括旅顺和大连），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三大强国（德国、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也早已沦陷了。不过，三年后，俄国仍把这里占为己有了——尽管它之前还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这里归还给中国。俄国对满洲的占领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地位。这样一来，俄国就在清朝皇家的发源地满洲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位从1898年就居住在满洲的英国商人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俄国吞并这个国家。”还有一位英国的上层传教士说：“他和他的同伴都以为满洲是俄国的一部分，只是名义上不是。”对于那些研究满洲现状的人们来说，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从未参与过任何把俄国人驱逐出满洲的运动。毫无疑问，在那场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日本没有战胜，那么，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今天的满洲——不仅仅是辽东半岛，而是整个满洲——都可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但是，台湾和满洲只是1898年丢失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当时中国的磨难达到了极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沿海强占港口，圈定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胶州地区，包括优良的青岛港口，被德国人霸占了；威海卫地区将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地域，被英国租借，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十二年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另外一片与之面积相似的地域——香港——作为附加条款被英国租借为殖民地，为期九十九年；广东省南部海岸线的广州湾地区，也同样被租借给了法国。当时，意大利想要租借浙江省的一个港口，当被中国拒绝后（正值墨索里尼上台前期），意大利内阁竟因没能在这一伟大游戏中赢得奖品而狼狈倒台。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能够继续愉快瓜分中国领土，而中国人民和朝廷也只是皱皱眉头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外国侵略开始采用“文明”手段时，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敌对的世界里。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加广阔的领土（如果附属领土也算的话）。但是，与那些只拥有1/20中国领土和人口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世界之林中发挥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而且几乎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都是一个骄傲、敏感的民族，他们不会永远让自己在世界之林中落于人后。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默认西方人或日本人比他们更优越，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了解中国人的人来说）很明显是错的。中国人拒绝接受此类言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一些知识分子和有想法的人开始思考中国一直以来的状况。当这些人把中国现状与他们的期望值相比时，他们发现了差距，于是去寻求原因。他们没有在自然法则中寻找，而是在改变的环境中寻找，在可以改正的错误中寻找。由此可见，改革派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划分为两个派系也是必然的。右派相信渐进式改革，不赞成灾难性的国体改革，而左派则坚持只有从根本上变革才能拯救国家。

康有为（他的弟子称他为“南海”，这个名字是由他的出生地而来）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被人们当成温和派，因为他始终忠于皇上。然而，1898年，他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呈给皇上的奏折直接导致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皇室成员及“尊贵的上层人”对康有为及其作品那又怕又恨的心情，可以与中欧地区人民对异教和巫术的恐惧和憎恨相提并论，也可以喻之为现在敌人主张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不严格地说，康有为是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尽管他的主张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十五年后，却注定遭人嘲讽，被当做死硬派和反动派。

康有为在被特别推荐给皇帝之前，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他被人们视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热情倡导者和敢作敢为的儒学解读者。他被称为“今文学派”的领袖，而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的领袖。1898年时，康有为成功聚集了一批热情敏感的学生。他既是年轻人的导师，也是他们的鼓动家。他的声誉很快就越过广东省而传遍中国。最终，他的教学也吸引了一些政府高官的注意，其中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以及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是当时最出名的学者，祖籍江苏常熟。他因其学识、诗作和书法而被称作是18世纪中国文坛著名作家刘墉（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的精神继承者。翁同龢的事业在成为帝师时达到了顶峰。他先后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帝师。

翁同龢视野非常开阔、自由，跟陈宝箴、许景澄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后，于1898年初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并跟他的皇帝学生一起讨论康有为政治信条中的闪光点。1898年，尽管光绪皇帝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已不需要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仍是帝师。这一职位赋予他一项终身的特权，那就是他可以私下觐见皇帝。此外，帝师还可以不受传统礼节的约束，坦诚地向皇帝展现自己的想法。而其他官员，不管职位多高，都没有帝师与皇帝的关系来得亲密。

翁同龢向皇帝大力推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显示了他坦荡为人、不嫉妒别人的性格（中国朝廷里互相攻击屡见不鲜），同时，也显示出他不为当时文坛各种迂腐的保守主义所牵绊。此外，这也表明了皇帝并非像那些文人笔下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主见的人。翁同龢比朝廷上的任何人都了解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甚至比太后还要了解。他不可能和一个不够聪慧的昏君去讨论、执行康有为的改革计划。

不容置疑的是，1898年春天，这位年轻的皇帝跟康有为会面后，对康有为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与康有为一起讨论当年的事，他一提起光绪皇帝，满口尊敬。假如当时他认为皇帝缺乏智慧、爱国精神和诚挚的话，他可能早已加入革命派了。革命派认为大清气数已尽，清朝的存在已经阻挡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推翻清朝。即使康有为年轻时有过这种想法，在他与皇帝会面后，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他发现皇帝不但赞同他的改革主张，而且还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

康有为有时也被称作帝师，但事实上他从未担任过这一职位，甚至他与皇帝也只见过寥寥几面。但是，经过那仅有的几次觐见，皇帝就赋予了他直接呈交奏折的特权。这样，他就不用通过官方渠道来呈交奏折了。怀着诚挚的感激之情，康有为接受了这项特权。1898年的夏天，他的奏折使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得以颁布，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这些法令让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者既惊讶又惊喜，同时也震惊了大多数的保守派，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

人们习惯性地去批判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及体现了他改革主张的朝廷诏令。人们认为那些想法很草率，既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诚然，这些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算当时施加压力、赋予信任，让那些措施得以实现，把中国变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也是一件太过突然的事。康有为在中年时，也承认他之前的一些改革主张的确有欠考虑。但是，必须承认，他的大部分计划和言论都是不乏闪光点及合理性的。虽然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之奋斗的梦想破灭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荒唐可笑或无法实现，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与性格和智力无关的原因。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几章里笔者将会再次阐述。

第二章 维新运动的失败

要想更好地理解“百日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留意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与实践，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从未注意过的。

从1875年光绪皇帝继位到1888年间，朝廷大权一直被当时的太后慈禧把持。慈禧既是咸丰皇帝（1851-1861年在位）的遗孀，也是同治皇帝（1862-1874年在位）的母亲。她被人称为“西太后”，因为她居住在紫禁城的西边。“东太后”是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就已经离世了。之后，人们也称西太后慈禧为“老佛爷”或“老祖宗”。

在1875-1888年期间，慈禧太后一直发挥着摄政王的作用，尽管摄政王从未落到一个女人的身上。人们把皇后或太后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称为“垂帘听政”——即垂下帘子处理国家要事——也就是说，皇后或者太后藏在帘子后边处理国家大事。这个成语出自唐高宗皇帝（650-683年在位）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太后放弃摄政被称为“归政”或“撤帘”。宋代（10-13世纪）曾有两位太后执掌摄政大权。

1888年，朝廷发布了两项重要诏令。其中一项宣布即将举办皇帝的婚姻大典（按照中国的风俗来说，成婚表示一个人的成年），另一项诏令宣布下一年的第二个月，太后将会归政。官方在这一年还宣布颐和园的建筑即将竣工。众所周知，太后期待在归政后，把颐和园当作她的乡间居住所。

1889年初，婚礼按计划举行，当时皇帝十九岁。婚后，皇帝举行“亲政”典礼，这意味着他开始承担皇帝的职责及特权。皇后（后来被称作隆裕）是太后哥哥桂祥之女。通过联姻，太后希望她和她所属的叶赫那拉氏未来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

根据习俗，皇帝还要迎娶多名妃子。其中包括两个年轻的姐妹，她们是十五岁的姐姐瑾妃，她于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十三岁的妹妹珍妃，她在二十五岁那年悲惨死去了——此事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

表面上看，五十四岁的太后很乐意把第二次摄政后所掌握的大权交还给皇帝。她既不要求什么光环，也没有任何迟疑。她遵照皇宫惯例，将紫禁城里的寝宫从慈宁宫搬到宁寿宫。这种搬迁可以说是一项公开的仪式，是皇帝全权行使职责和权力的一部分。朝中官员对安排的意义非常理解，而且这也是符合先例的。例如，1795年，在位六十年之久的乾隆皇帝禅让退位时，他的寝宫也从紫禁城的一边搬到了另一边。九十四年后，慈禧太后所选的寝宫与伟大的乾隆皇帝所选的寝宫恰好相同。他们二人也是为了相似的目的而重选寝宫的。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没有因为他们的退位而使尊严、威望及权力受到损害。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朝廷规则和习惯的人来说，很容易忽略这点。把“退位”和“退休”用在1795年的乾隆皇帝和1872年、1889年的慈禧太后身上，会给西方人一个错觉。1795年，乾隆皇帝举行了盛大的退位仪式，他不再是皇帝而是太上皇——这表示在他晚年里他将居于他的继位者之上。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其他地方，退位后的太上皇比在位的皇帝更有威望，而且享有更高的声誉。尽管乾隆皇帝已经不掌握朝政大权，他依然保留了重要事情的决策权。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不理会他的继位者发布的训令。毫无疑问，这位太上皇对朝廷的负担和勾心斗角感到很厌倦，也有可能是他对长生不老之道比较感兴趣。所以，他欣然退位，让他的继位者尽享皇帝特权。但是他仍然被朝廷大臣认为是朝廷的最高权威，事情的最终决定者。在所有的诏令上，太上皇的名号都居于皇帝之上，这只是提醒所有看过诏令的人，在朝廷之上，还有一个人是连皇帝都要屈膝下跪的。

即使归政后的太后无法与当年的乾隆皇帝相比，她仍然拥有居于皇帝之上的地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里。“老佛爷”并没有什么特别授予的荣耀，因为在皇室家族里，按照系谱表来说，这些荣耀本来就是属于她的。就算她没有两次摄政，她的权力也居于光绪皇帝之上，这不仅因为她是皇帝的母亲，同时也因为她的辈分。同样，皇帝若把皇位传给了下一代，她将获得更高的称谓“太皇太后”。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我们所知，在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后，她在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成为了太皇太后，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葬，并以此载入史册。

由此看来，我们词典里的“遗孀”这个词并不是中国“太”的合适翻译，但我们的语言里确实没有一个更加合适的词语。不幸的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称“老佛爷”为“太后”，本身就表明她是一个能力出众、性格突出的人。否则，有人就会质疑，一个遗孀何以成为国家最有权势的人？质疑的人肯定不明白，太后不仅比皇帝、皇后及先帝的其他妃子权势大，甚至比在位的皇帝和皇后的权势大。这些权势的高低都是很明确的，以至于无论是在皇帝和皇后去觐见太后或太妃时，还是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接待他们时，如果得不到太后和太妃的首肯，皇帝和皇后是不可以坐下的。

我曾几次陪同宣统皇帝去拜访光绪皇帝的妃子端康，发现宣统皇帝每次都表现得非常尊重，因为她的级别比他高。他对太后的顺从更是明显，所以当我们阅读到一些如太后居于光绪皇帝之上的描述时，就不要为这样的描述而大惊小怪。1898年9月之后，太后以羞辱皇帝为乐，这倒是实情，但是她的座次居于皇帝之上这一事实，却仅仅是为了表示尊贵，不能说明其他问题。

我不希望以此断言，任何一个太妃——不管是否是皇后——都会代替皇上处理朝廷大事。先帝的其他妃子如果不被封为太后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她（如“老佛爷”）开始垂帘听政，否则她都不能代替皇帝。把太后位于皇帝之上，这是出于法律角度的考虑，以便在紧急的时候，能够暂时地或者永久地废除皇帝。这种行为在中国是符合宪法的，至少不是谋反。然而，除非太后在朝廷上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否则，她一般不会做这种事，因为遇到的困难往往是难以克服的。朝廷上也有一些类似罢工的事情。但是她的地位使她成为剪断皇帝羽翼的最可能的人选。

在我们看来，中国太后的职责可能与英国的上议院相似。她甚至不需“垂帘”，就可以审定一些“紧急诏令”。如果有一个国家给她做靠背，那她的影响力和权力几乎不可限制。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光绪皇帝所面临的不幸很少同情，即使是皇室中最忠诚的保皇党人也是如此。这些人对皇室的忠贞助长了慈禧太后的错误与罪过。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老佛爷”代表着朝廷的最高权力，“老佛爷”才是他们尽忠的对象，而不是光绪皇帝。

我经常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以忠于皇室而自豪。正是他们的忠心，反而使他们深受其害。除了康有为及其弟子，还有另外一小部分政治学者，也认识到了中国人对皇位所代表的权力（有时是消极的，大多时候是积极的）的误解。我发现，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人反抗太后，支持皇帝。当然，还有一些人随时准备抨击太后，因为她反对改革。那些人就是共和主义者，以及诅咒皇权思想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尊重那位因此而备受折磨的皇帝。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承认满洲，更不承认清朝。我想，在改革激情过去之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会把光绪皇帝放在历史上的一个合适位置上，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西方人对太后居于皇帝之上既感到困惑也觉得很不正常。但是当把它和中国的传统道德联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人的眼里，长辈对晚辈具有权威。晚辈应该服从长辈的意见，以示尊重。这就是中国家庭关系的处理原则，而皇室则应该给整个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中国皇帝中最强悍、最能干的一位，但他所颁发的诏令，充分表现了他对太后的尊重和顺从。他接受并按照那位杰出女士的“命令”来做事，以示他的孝道。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都非常清楚，他们虔诚的语言将对中国儒家学说的文人产生良好的影响，而这些人正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太后拥有的权力。道光二年11月颁发的皇家诏令宣布，皇帝已经遵照太后的意思，册立妃子佟佳氏为皇后。即使是纯粹的私事——例如决定皇帝妃子的等级，也是由太后而不是皇帝来决定。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严格遵守先例，只要太后在世，妃子的晋级永远是这样进行的。即使是皇帝的婚姻也是由太后一手包办，同时也是由太后来挑选皇后并决定皇帝的婚期。

如果我们明白了慈禧太后归政后的职位是多么尊贵，权利和特权是多么大，我们就不难理解一旦她决定使用这些特权时，她将可以支配多么大的特权，也就可以理解她如何结束归政，废除年轻忧郁的皇帝，然后让维新派陷入混乱和沮丧中。西方的观察家经常假设，太后用她的成功证实了她的能力和气势，而皇帝的失败则证明了他的软弱无能。马士把康有为贬为“热情的空想主义者”，把皇帝喻为“缺乏经验的懦夫”，这都是不公平的。太后所处的位置，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比皇帝要强得多：从理论上来说，她所拥有的高人一等的称号不是来自她的能力，而是来自她长辈的身份；从实际上来说，她所拥有的地位使得保守派求助于她，以对抗改革运动。保守派投靠她，既不是因为她有完美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也不是因为他们把她当做治国能人，而是因为，他们把她当成好斗的保守派领袖，如此一来，那些保守主义者就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制止改革运动了。

即使没有太后，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制造一起宫廷政变。他们可能会推翻光绪皇帝，并挑选皇室家族中一位不“危险”的人物来继承皇位。但是这种宫廷政变不能仅局限于宫廷之内。保守派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这场政变蔓延到紫禁城以外的地方。现实却是他们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应对紧急情况，也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充分有效地制止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个方法就是祈求中国国内出现一位能够承担起法律和道德责任的人来管制皇帝，并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支持。

没有人能预想到她会这么做。康有为和皇帝都希望，她会拒绝卷入政治事件中。她对颐和园很感兴趣。在那里，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沉浸在自己的野餐和戏剧（颐和园里有两所戏院）当中，对艺术和诗歌充满兴趣。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她的新寝宫安静优雅，里面又有很多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理由认为她会觉得无聊或缺少兴奋。

然而，她不赞同任何改革计划，因为改革会影响到皇亲贵族们的地位和特权、朝臣和妃子的级别和酬赏。她喜欢执掌皇权。例如，1895年，瑾妃和珍妃因为“奢华”的生活习惯而被贬为贵人。皇帝对此事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1896年，亲王载澍因违抗了她的旨意而被革职，并被送入宗人府，罚八十大板，并被永久幽禁。在她归政期间，她用朝廷法规与皇室规则来办事的行为举不胜举。太后干预朝廷要事的一个预兆是，她下令把帝师翁同龢赶出朝廷，原因是他支持维新主张。然而，她此类的行为不常发生。总体来说，她似乎很愿意让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独立处理朝政，而不需向她汇报。因此，年轻的皇帝觉得还算公平，希望她不再干预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主张。毕竟，这些改革不会涉及她所在乎并希望控制的家庭琐事。

关于皇帝梦想的破灭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人们有多种看法。根据一个被证实的说法，一群有影响力的满汉官员，对皇帝厉行简政的改革大为震惊。以监察御史为首的代表团在天津总部会见了北洋军队的总司令荣禄，要求在适当的时候请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是满清贵族，自然跟保守派站在一条战线上。他精明能干，对国家忠贞不渝。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效忠的对象是太后而非皇帝。然而，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来对抗维新派，却值得怀疑。因为，尽管他是保守主义者，但他也是满清官员中极少数有识之士，他能够明白中国只有以日本为榜样、走改革道路，才能免于水深火热。同样值得怀疑的还有，他会不会因御史杨崇伊及其随行者的游说就改变他中立的态度。真正促使他行动的应该是某件比御史的游说更有说服力的事。

光绪皇帝从未忽视保守派的强大势力。这就是他们决定在反抗强大势力之前尽早推广改革主张的原因。光绪帝知道他们正在冒险，并时刻留意事情的发展。他知道，如果一步一步推行改革，反对者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他们的势力。不管对与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都觉得快速变革是最可行的方法，尽管很危险，但是总比“等待观望”要多一丝希望。

光绪皇帝知道，只要反对派有时间和机会，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他知道保守派将会得到太后的支持，他也知道太后讨厌外国人，讨厌任何新的做法、新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因为对这些方法和机构的认可意味着他们否定中国，自我贬低。他明白她在国家里的地位，即使九年前她就不再摄政，但她所拥有的权力远在自己之上。他知道她无知、迷信、喜欢奉承。他也充分了解到，如果她成为反对派的领导，改革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已经逼迫皇帝辞退了帝师翁同龢。虽然她还没有否决已经颁发的改革诏令，但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这些诏令。他对这些事实和可能性有充分的认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使改革避免来自颐和园势力的威胁。他们必须做一些事，让太后不至于成为保守派的头子。换句话来说，皇帝需要一个支持者，这个人在朝廷上一定要有强大的影响力，足以让他人产生敬畏及尊敬之情，并且拥有一定的军队。另外，这个人还必须善于行动，支持改革，对皇帝忠诚。光绪皇帝选中的人除了最后一点外，具备了上面所说的所有特点。

我们不应该责备年轻而势单力薄的皇帝没有看出袁世凯性格中的这一致命缺陷。他或者其他人，谁能够料到他所充分相信的这个人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叛徒呢？谁又会想到在1898年背叛了皇帝之后，1911年他又背叛皇室，而在五年后又背叛了民国呢？

皇帝托付袁世凯以重任，让他阻止太后重返政治舞台，争取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皇帝单独会见了袁世凯并授命于他。据说1898年9月初，袁世凯秘密觐见皇帝。关于内容，一些负责与宫廷联系的人说，是第三者负责传达帝意。但是，出于他个人的利益考虑，袁世凯擅自扭曲了它们。不管怎样，皇帝都不曾授意袁世凯阻止荣禄，如果需要，可以派人谋杀他，并把太后囚禁起来，这样的说法是不大可能的。无论是对皇帝来说，还是对皇帝关注的维新改革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正面反抗太后将会导致一系列丑闻，而这些丑闻将会使皇帝丢掉性命。而政治谋杀在那时也不是那么流行。另外，也没有理由相信光绪皇帝性格里是嗜血成性、充满复仇心理的。光绪皇帝希望袁世凯动用他的军队，让反动派无法与慈禧太后取得直接联系，使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内无法执掌皇权。这是皇帝期望他去做的。

袁世凯从皇帝那里得到旨意后，就向荣禄出卖了皇帝。至于荣禄是否从御史杨崇伊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并把此事告知太后，我们不清楚。但是，担心太后和他自己会遭到暗算，哪怕最小的怀疑，就足以让他毫不迟疑地去做。袁世凯马上来到颐和园告诉“老佛爷”，她的生命和自由都处于危险当中，如果她现在不即刻行动，她将错失良机。

毫无疑问，这个老妇人被这夸张的奏折震惊了。她了解到皇帝和改革派掌权后将会对她做的事。她将会被侮辱、贬黜、囚禁，甚至被饿死。谎言的制造者可能不是丑化皇帝的性格，而是要使太后相信，并做出有效的行动。对保守派来说，这些方法非常奏效。第二天，太后就发动了政变。九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她离开了那座为她祝寿的乐寿堂，突然戏剧性地出现在紫禁城中，威风凛凛、怒气冲冲地站在了她那无助的、颤抖的牺牲者面前。她恶语相加，斥责他背叛了她，企图暗杀她，恩将仇报。之后，她让卫兵把他囚禁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一个湖泊的小岛上，而她自己则重返1889年她让出的位置。然后，她以国家的名义颁发了一项最具羞辱性的诏令。在这则诏令里，她逼迫皇帝承认他深感自己不能胜任皇帝的重任，他还被迫说，在他的多次祈求下，尊贵的太后只好重新担任摄政王。诏令的最后说，皇帝将拜倒在太后的宝座前，代表他的人民感谢太后重担摄政重任。

另外一个更加简洁且阴险的公告也同时公诸于世。它只有九个字：“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P1-16

1901年7月25日上午十一时许，一位腼腆的、稚气未脱的中国贵族登上了香港海岸。他身着华丽的丝绸盛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在码头，代表当地政府的英国官员迎接了他及为数不多的随从。本书作者也忝列其中。一路上警察护从，挡住列于道路两旁好奇围观而又神情冷漠的人群，使其保持距离，以示尊敬。四位红袍轿夫一路小跑，载离码头。一刻钟光景，轿子停在总督府门前。在这里，他将受到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欢迎。

这位尊贵的访客便是大清国当朝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而迎接他的是大英帝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派驻香港的代表——亨利·布莱克阁下。

这次到访值得纪念。如果醇亲王愿意，他此行本应受到当局正式的礼仪接待。然而，这些仪式大都被取消了。当德国的巴伐利亚号驶入港口时，没有英国军舰队向他敬礼，没有海岸炮兵队鸣炮。当他上岸后，也没有受到仪仗队的欢迎。这都是按照他的意愿进行的。因为他此行身负一项耻辱使命，而流着中国皇家血液的他，在完成这项使命之前，不愿讲究任何排场。一年零三十五天前，醇亲王还未踏上香港的土地。那时，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在北京的街道上被一名义和团成员杀害了。1900年6月20日，德国克林德大使被杀一事传遍全世界，这是历史上悲惨的“使馆围城”事件爆发的标志。现在，胜利同盟国迫使战败的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其中一个条件是：一位大清国的王公亲赴德国，代表中国皇帝，在德国皇帝座前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歉意。然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对方至多是一个附属国的国王，甚至只是无礼野蛮的小国君主。

当时我曾做过一些记录，里面写着这样的文字：“按照中国的传统，虽然醇亲王没有资格成为皇帝，但他的儿子却有可能成为皇帝。自然，这种可能性让醇亲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

这些评论准确无误地预示了醇亲王未来的命运。从德国回来后，太后把她的亲信、总督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许配给他。1906年初，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溥仪，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的末代皇帝。醇亲王摄政，成为了时局动荡的年月里真正的统治者。

醇亲王从香港返回不久，另一位皇室成员，载振亲王（子承父位），也就是后来的庆亲王，途经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参加爱德华君主的加冕典礼。他肩负着无辱于中国的使命，因此在香港的礼仪规格，一丝未减。

正因为这两次机会，我得以与清朝的皇室成员接触。后来，我与他们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要亲密。但此前，我已经结识了一位与清朝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相比于我认识的其他王公，他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荣耀的地位。1898年的圣诞节，我以“东方见习官”的身份抵达香港。那年，中国发生了很多轰动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领袖往往来香港避难。我第一次见到康有为是在总督府里。他是当时中国最令人钦佩也最令人憎恨的人物：钦佩，甚至崇敬，是对那些忠于朝廷的人来说，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的热情，期望全世界都尊重他们的国家；憎恨，甚至害怕，是对那些顽固自大、不向西方学习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众王之王。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和“当代圣贤”时，他正哀悼戊戌六君子。这六君子比他更不幸，已遭到太后及其宠臣和背叛者的毒手。六君子中的一位是他的胞弟，名叫康广仁。北京的朝廷及各地的省会都巨额悬赏，捕捉康有为归案，无论生死。虽然他在香港被英国政府小心地保护着，但他还时刻处在被暗杀的危险当中。在警察的陪同及保护下，他以客人的身份拜会了英国国会议员查尔斯·贝思福勋爵，并进行了有趣的会话——这些会话都被查尔斯记录在旅游感想中。在香港逗留几天后，康有为分别去了日本、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在此期间，他的性命时刻都受到朝廷间谍和特务的威胁。只要太后还活着，他就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却一直流浪着，直至他生命的尽头。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记录一些清朝统治下的紫禁城在黄昏时期的种种事件——从1912年初民国成立到1924年11月溥仪被“基督将军”及其部下驱逐出宫的十三年间所发生的事。为了方便那些对中国现代政治不熟悉的人，我觉得有必要在描写紫禁城黄昏前的白天——一个被满天乌云覆盖的白天——和黄昏后暴乱的黑夜。

正如这本书描述的那样，黎明和夜晚到来之前都会有薄暮。黄昏可能被夜晚吞噬，但是它又带来了光芒四射的阳光。这正是钦佩且尊重中国人民（那些了解中国人民的人都会如此）的人所热切希望和坚信不移的。很多人都相信，我们在苍穹上已经发现了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然而，本书将要讲到的是黄昏，不是黎明前的薄暮。我讲述的故事历经三十四年，始于1898年——那时，抑郁绝望的光绪皇帝决定尝试康有为呈献给他的改革计划，结束于1931年底——清朝皇帝回到其祖先的发源地满洲，之后一年，满洲就成为世界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