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此震撼，细节如此真实，亲历者不同说法，折射历史原生态！

为了尽可能还原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那段历史，苏若群编著的《亲历建党》直接采用了亲历者的回忆。同时，为了使读者对党的创建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本书又在前言和各章中的开头进行了叙述，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过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过程和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交代。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征友，征了三个半人？

·陈独秀常拍桌子骂人，有家长作风？

·张国焘专横跋扈，总要别人听他的意见？

·陈独秀：“（创党）这件事在北大只有张申府和守常可以谈”？

·李大钊家常常进行党员和解会？

苏若群编著的《亲历建党》采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数十名建党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再现1921年前后各地党小组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辉煌画卷。

《亲历建党》中这些亲历者的说法或互证，或矛盾，折射出历史原生态的复杂。而正是通过这些建党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我党早期成立的脉络则愈见真实与清晰。口述历史中反映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为党和国家赴汤蹈火的精神，值得当代每个人思考。

前言

亲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李达

 陈望道

 施存统

 邵力子

 沈雁冰

 林伯渠

 王会悟

亲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张申府

 张国焘

 刘仁静

 罗章龙

 邓中夏

 朱务善

亲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包惠僧

 董必武

 吴德峰

 廖焕星

亲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毛泽东

 萧三

 易礼容

 罗章龙

亲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陈公博

 谭植棠

 包惠僧

 谭天度

 谭祖荫

 梁复然

亲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罗章龙

 王翔千

 黄秀珍

 贾石亭

 马馥塘

 张公制

亲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施存统

亲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周恩来

 张申府

 陈公培

 蔡畅

 傅钟

 萧三

亲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

 张国焘

 刘仁静

 董必武

 陈潭秋

 陈公博

 周佛海

 包惠僧

后记

亲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立后，李大钊在指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求他们到群众中去。这年4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长辛店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促膝谈心，从此开始了组织和发动工人的工作。

5月1日，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北方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他们以北京大学为纪念活动的中心，李大钊亲自主持纪念会，参加会议的工友和学生有500多人。同一天，邓中夏等人还分乘两辆汽车，在车上插着书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五月一日劳工宣言》等传单。与此同时，长辛店1000多工人也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会后还进行了游行示威。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加快了李大钊等人建党的步伐。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曾多次写信与李大钊商谈建党问题，从而促使了李大钊对于建党问题的重视。

7月上旬，北京局势日趋紧张，直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躲避战乱，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意欲前往上海。临行前，他向李大钊辞行。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张国焘在上海期间与陈独秀探讨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

9月中旬，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到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刚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并要他转告李大钊，要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张国焘也在此时回到了北京。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人身上。  最早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是黄凌霜、张伯李、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研究会成员罗章龙、刘仁静。小组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但到了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退出，使李大钊等人在后来发展党员时十分慎重。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等一批优秀的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得到加强。小组成员积极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努力学习和研究。李大钊等人还向青年学生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仅在北京大学讲，而且到其他学校去讲。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汇报工作时曾说：“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也日趋活跃。学员们不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组织讲演或辩论活动。他们还对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当罗素教授在上海作讲学，并进行有利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为青年团书记。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的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6项：（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运动，刊行一、二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其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3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7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虽然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发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小组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P28-32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长达70多年的历史时期。尽管从1898年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不时有人提起，但中国人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分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这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对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行阐述，认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此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新纪元》，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为了引导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

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之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

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干扰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私有制，直接触及到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疯狂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等人斥为“惑言诱民，凶于兵祸”，说什么“独夫不去，四维不张。”仅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就明令查扣马列主义和有关新思潮的书刊83种，《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以及《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劳动界》等书刊都被查禁；还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陈独秀等人抓进监牢。

面对黑暗势力的压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暴，表现出对真理执着的追求精神。

李大钊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声必将充盈全世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旗帜必将插遍全球。他公开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公然蔑视“阿猫”、“阿狗”之类的诽谤和“过激主义”、“洪水猛兽”之类的恐吓，不屑地说：“那有闲功夫去理它！”

陈独秀则宣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正是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榜样作用下，中国一大批爱国青年在反动派禁止新思想的叫嚣声中，彻底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旧民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时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坚定性，正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南陈北李”的“相约建党”，则促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实现。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散发反对北京政府的传单被捕，经各方营救，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宣布陈独秀“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将陈独秀交给中一区警察署，由“该路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免其再有越轨行为”。由于行动受到监视，陈独秀遂有迁居上海之意。

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遂应负责筹办西南大学的汪精卫、章士钊之邀，秘密离京，1月29日到达上海，与他们共商筹办事宜。此时，武汉一些大学邀请陈独秀去演讲。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随即开始了演讲活动。讲演轰动了武汉学界，也引起湖北官方的惊恐，严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离汉返京。

北京当局从报纸看到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报道，才知道他违反禁令私自出京。遂由北京警察厅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警察，企图在陈独秀返京后将他逮捕。李大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人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在北京无法安身的陈独秀，决定再去上海。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乘骡车秘密离开北京。先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后又奔赴天津。陈、李二人在途中酝酿了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高一涵回忆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人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佳话的来历。

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天津分手后，便乘船赴上海。在上海，陈独秀通过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反思，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只有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

为了发动工人，陈独秀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进行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1920年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作出高度评价，说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台柱子，提出劳动界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他希望工人赶快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

为了发动和组织工人，陈独秀到上海后即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七个工界团体，着手筹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920年5月1日，上海各业工人约5000人聚集在西门体育场周围，准备举行纪念五一节集会。因受到军警的阻挠，最后数百工人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集会。当晚，工界团体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抗议反动当局对工人运动的破坏。

为了配合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启发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陈独秀还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为《劳动纪念号》专刊，共登载了28篇文章，其中有介绍各国劳动组织和劳动运动的，也有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文章和调查资料都是陈独秀约请各地革命青年提供的。

李大钊送别陈独秀后，于1920年3月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劫、黄日葵、李骏、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

5月，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杂志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准备条件。

正当李大钊、陈独秀积极为建党作准备的时候，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派遣 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大力支持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明显加快。从1920年8月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都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当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早期组织最初称“共产党”，到1920年11月称“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最初为“共产党小组”，后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广州的早期组织称“广州共产党”，或“广州共产党支部”；济南的早期称“共产党小组”；武汉的早期组织称“武汉共产党支部”。后来，人们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本书中亲历者的回忆也大多采用这个称呼。但实际上，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又歪曲了早期组织的性质，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政党的特征，而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组。有鉴于此，本书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说法，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统称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共产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尽可能还原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那段历史，本书直接采用了亲历者的回忆。同时，为了使读者对党的创建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本书又在前言和各章中的开头进行了叙述，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过程、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过程和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交代。

本书所采用的亲历者回忆，均选自公开出版的图书，其中有采访者署名的，在本书中均予反映。对于文中个别词句和标点符号，笔者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范要求作了订正。由于亲历者所处的地位不同，接受采访的时间不同，故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说法。对此，笔者作了注释。但对于人物的评价，则尊重亲历者的说法，不作评论。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对党史界前辈们当年不辞辛苦为我们保留下这些珍贵史料表示深深的敬意。

本书能够得以出版，与人民日报出版社和编辑宋娜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若群

201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