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劫后余生的精神秘档，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1932—1988）全本首次公开单行；

首次公开数十张梁漱溟珍贵私家历史照片；

“最后的儒家”50年实录与独白，新旧中国半世纪国运缩影。

《梁漱溟日记(上下)》是梁漱溟先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起自1932年，终于1981年，前后50余年，内容以记述个人经历、剖析个人所见所思所想为主。此为首次单独完成出版，是研究梁漱溟及了解20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史料。

《梁漱溟日记》是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现存全部日记（近80万字）的汇编，并附数十张首次公开的珍贵私家历史照片。梁先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文革”抄家等磨难才得留存。著者早年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解放后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文革”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常年坚持著述修行等等，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朴实的记录。本书是梁漱溟日记首次完整单行，编者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

编者前言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7年

1938年

 ——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1941年

1947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附：省身录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6年

1957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主要人名索引

1月

31日 艮庸等先我起程，乘军委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2月1日抵成都。

2月

2日 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3日 艮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4日 艮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军委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

5日 在广元候车。

6日 艮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7日 艮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8日 艮庸等换乘火车到西安，住花园饭店。九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10日 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9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10日至17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17日 偕艮庸启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借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成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成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18日 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19日 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20日 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22日 离秋林返宜川。23日留宜川候车。24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25日 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抵西安。

27日 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27日至下月2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

2日 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日 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问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别候渡河机会。从3日至18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18日 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20日 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21日 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22日 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同人)来接。王在当地驻军任队长。

23日 搭小汽轮往阜阳，夜泊界首。在轮舟中为同人分析敌我情势。

24日 下午六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止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阜阳被黄河水灾，且曾经敌人焚炸惨重。(阜阳旧称颍州府)

29日 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意在宿州车站南越过津浦铁路而东。是夜宿插花庙。

31日 行抵蒙城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者，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而不东越铁路。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4月

2日 移住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7日 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人鲁。

8日 偕同人离蒙城往涡阳，当晚到达，住城内财委会(马玉昆旧宅)。

10日 同人离涡阳住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3日。

13日 起行，随新四军滕团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当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时乃以急行军越过公路。

14日 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属苏北萧县境)。

17日 离李士林行20里至王白楼(萧县境)止宿。

21日 由王白楼行40里至王寨，当晚移住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琏在萧县工作亦来晤。凡此下所云县长者皆潜伏敌后之我方游击县长也。

22日 萧县县长彭笑千(效骞)约谈并晚饭。八时起行，除雪岩带队同行外，并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派兵两连护送。因有敌情，当晚绕道复回王白楼。到达时已将天晓，小憩即北行10里至张庄休息。

P31-33

梁漱溟日记：了解先父其人的又一“窗口”

此书是先父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约70余万字)。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先说最早的一个“窗口”——《楞严精舍日记》。

1916年先父发表《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按“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先父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先父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先父居家闭户四年(十九岁至二十二岁)，因“倾心于出世”，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四年，他过起“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他尝回忆起那时期“寻求佛法”中的艰辛：“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费力甚苦”，“展读难于索解，犹自暗中摸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父靠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了解，确立了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后来就因为钻研了一个“冷门”(指佛学，他自己如此说)，被蔡元培先生引进北大。七年北大工作，先父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自1921年首次问世至今，此书再版加印十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先父尝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创获。也是1921年后，他有了“翻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

令人遗憾，由于北大时期日记的短缺，我们只能从他的其他文字中，有个如上的概略的了解。

投身于农村工作是先父一生的另一重要阶段，前后约十年(1928年至1937年)。这个十年，只留有日记三年，且极为简略，若非其本人甚难读懂；幸好先父晚年曾逐日作了说明，由笔者记录，作为注释附于其后。因此，尚可起些“窗口”作用。

1938年至1947年，又是一个十年，这个时间段，先父全部时间与精力，几全部投入于争取国家的团结统一之中。他认为：“统一问题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统一才是生机，不统一便是死路。”当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已占据我半壁江山，可是国共间在一度有所团结后，不久即分裂，且日益加剧。于是先父又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联络于第三方面人士之中，其重要活动有：访问延安(1938年)，巡视山东敌后(1939年)，组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赴港创办《光明报》(1941年)，以及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等。可是这十年只有两个“窗口”留存。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后，有极简略的日记，且不足两个月，记录了奔走于党派之间的经历。二是巡视山东敌后的日记，前后约八个月，逐日记下了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经历及敌后见闻。通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较具体了解当年战争的惨醋、敌后百姓之苦难，以及党派之争的严重。

自1950年至1980年，连续三十年有日记；如参观访问解放后的城乡新变化(1950年至山东、河南及东北各省)，又如主动要求“参观”土改(1951年至四川合川)，所见所闻日记中均有记载。“文革”中，遭抄家和人身侮辱，其感受与心境，日记中有真实的记录。上世纪70年代年逾八十，作为“反面教员”于历次运动中如何应对与感受，自然也是日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令人遗憾，因“文革”抄家之祸，这个三十年日记的大“窗口”也难免遭灾难。三十年日记中，全部丢失的有六年(1955、1958、1959、1960、1964、1965)，严重残损的有四年(1952、1957、1962、1963)，可作为了解他生活的只有二十年，这个大“窗口”残破不全了。

因只供个人备忘，先父日记字句简短，且多省略，读来令人费解之处不少。编者试写了提要与解说性质的文字若干，并附有同年国内或国际大事举例，借以显示日记写作时的年代背景，刊于当年日记之前，以供参考。原有脚注内容，也作了增补或勘误。此外，还编制了主要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梁培宽执笔

2013年9月15日

于北大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