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多了就是传奇(精)》是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知识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确认，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以诗人的敏锐及老实本分的实证文字，逐一追踪并还原出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知识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非要把书页翻回来，和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时代更迭，风云变幻，从“大人先生”到 “革命同志”，旧与新纠缠，长与幼错位，阳春白雪与疾风骤雨碰撞。朵渔所著的《说多了就是传奇(精)》讲述了身历大变局时代的知识人的悲喜人生。既有千字短文，挖掘历史真相，撷取精彩的人生片段，摹写民国大师侧脸；又有端肃长文，搜集翔实史料，状写现代大儒的孜矻人生，折射时代挟裹下的人物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

辑一

 纪念先生蔡

 章先生

 未觅名山便著书

 胡适的声音

 湛翁三句教

 士尚志

 残照记

 非常不可说

 不觉前贤畏后生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启先生贵姓

 说多了就是传奇

 家教与师道

 卖官记

 “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登临独恨非吾土

 中国是有办法的

 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辑二

 妓事之盛

 当仁不让

 不敢当

 小处尽可随便

 老子的性欲没犯法

 相人之术

 武人之风

 彼时交通

 吃过见过

 玩主

 最后的贵族

 是真名士自荒唐

 唯有饮者留其名

 夫妻们

辑三

 在阶级的边境线上

 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过关”

 怎么得了啊！

 郭小川的稿费

 顾准的书目

 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文人为何爱开会

 诗书何罪秦又秦

 傅雷：一个没有单位的公民

 梁启超：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代跋：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因此常为人诟病。丁本想借孙传芳之力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局面。北伐时，孙传芳也曾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P46-50

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我记得那是2008年，我在地震的余悲中读一本沉重的书——《太平湖的记忆》，一本关于老舍之死的访谈实录。为了恢复当年老舍之死的第一现场，采访者傅光明走访了当年参与此事的各方人士，当年，他们就站在犯罪现场的各个角度，参与或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原以为他们会为我们恢复一个历史的现场，但读过之后，却越发的糊涂起来——这些受访者因当年所处的角度不同，所扮演的角色各异，不仅相互之间记忆有偏差，时有相互矛盾之处，更为可怕的是，他们至今都不敢说实话！说到关键的人和事，依然会出现“某某某”和“×××”等“马赛克现象”。

时间才刚刚过去40年，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已开始相互矛盾，难以还原。采访者说，到目前为止，自称当年参与打捞老舍尸体的就有三位。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三个互不相识且彼此对对方都无记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是真实的，因为不可能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毛病？我们又能够信任谁呢？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口述那段历史，按照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每个人只是照亮了那场黑暗历史场景的渺小的一角。但真正的“历史真相”在哪里？这些亲历者们真的带我们回到现场了吗？他们是在口述历史还是在口述梦境？

谁的记忆更准确也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因为历史本就是“他者的故事”（history）。这么多“亲历者”，这么多“过来人”，他们对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亲身经验通过“记忆筛选”，有的被遗忘，有的被强化，更有杜撰和消解。“他者的故事”被深刻改写。一场发生在40年前的惨烈的悲剧事件，应该刻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事件，如今却是疑云密布、矛盾百出，仅留下一个大致的骨架还算清晰。这个骨架是一场仅留下悲剧主角和无辜观众的悲剧，悲剧的制造者隐身了，也就是说，你无法指认出谁是真正的悲剧制造者。没有人站出来愿意为这场悲剧负责。逃避责任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无辜的观众不愿指认舞台上出现的罪犯，因为他们是围观者；罪犯不愿意独自现身，因为他只是犯罪集体中的一员，或许只是个从犯。于是，在这场悲剧中，似乎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既然都是受害者，于是一场控诉的盛宴便堂而皇之地展开了。控诉谁呢？控诉那个时代。控诉的对象是虚拟的，处在被抛弃的神位上，谁都可以朝它吐唾沫，因为它是纸扎的，没有所指的，它仅仅是罪犯的一个替代品，蜕下的空壳。

已经40年过去了，太平湖的那圈涟漪早已平静下来，有关老舍之死的是是非非也像那片湖水一样，被记忆填平。40年，时间太久了，这几乎隔着两代人的距离，谁还记得那时候的事情呢？40年后，关于那个时代的罪与罚，早已被藏进历史的暗角，妥善隐蔽起来；40年后的我们，对于那个火红而又惨烈的时代，既不可能与闻其事，又未能“躬逢其盛”，大历史远去了，只留下一个背影，看不清表情，一个个现场也成为被废墟覆盖的原野，一片荒芜。那些被有限的文字、图片、影像记录下来的场景，早已被意识形态的马赛克处理干净，仿佛已被传说、流言，甚至是谎言所覆盖。透过这历史的迷雾，我们又能看到什么？所有这些，又能为我们恢复一个怎样的历史场景？

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仅仅是两代人的距离，“个体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就已被深刻改写。采访者问当时批判老舍的主要负责人浩然：“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浩然说：“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一个清晰的现场尚无法恢复，犯罪主体更难以指认，忏悔便无可能。我们这些70后、80后、90后们，既不能在被马赛克处理过的“历史”中与闻其事，又不能在前辈们的“个体记忆”中得知真相，谁又能带我们回到当年的犯罪现场？

如果“记忆”不可靠，我们只好求助于“记录”。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作为“信史”的“记录”又在哪里？乔治·奥威尔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是权力和历史暧昧关系最直白的说法。历史不载的地方，流言就会产生。“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赫尔岑语）苏联女作家利季娅认为，这一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幸亏我们还有“在火炉旁讲故事的祖母”（本雅明语），历史的见证人还没有死光。还可以去寻访逐渐零落的故人，还可以去爬梳角落里蒙尘的史料。如此努力虽不见得准确或全面，但离现场和真相会更近一步。毕竟，还有那么多私人记忆的存在。

我潦草写下的这些文字，大多是过去几年的读书笔记，虽无甚新意，但对于自己毕竟还有点开蒙的意思。或向硕儒先贤三致意焉，或为悲剧才子扼腕叹息。有些是感动于其精神，有些是震惊于其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草率写下，望方家莫哂。这些文字大多曾在纸媒发表过，在结集出版之际，特别要感谢《燕赵都市报》的蔡晓辉女士及《南方都市报》的帅彦兄，并由衷感谢陈卓兄为此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朵渔先生对浩繁的史料梳理得当，对人事的评述守住底线，恪守了一位写作人和研究者的难得本分，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把握历史脉动的能力和志向。

——陈徒手

唯一的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老老实实，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要把书页翻回来，带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王小妮

朵渔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当代诗人，他的民国人物随笔也充满了诗意。任何时候，他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人的意义的写作者。剐人都弄丢了意义，但朵渔还在这里。

——苏小和

朵渔以他诗人的敏锐，记下了这些值得思索的人与事。诗意而不谵妄，锐利而不喧嚣。

——冉云飞

朵渔先生本质土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