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外回家的路》以叙述者“我”对儿时伙伴珂罗蒂雅的回忆开篇，直到第二部分，“我”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读者才知道，原来前面的回忆都是作家的创作。本书以两个家庭的遭遇，描绘了智利的皮诺切特独裁时代。书中对童年、故土、恋人、亲情的追忆，如流水潺潺，婉婉道来，十分动人。

《外回家的路》中的一代人，在智利皮诺切特时期学会读写，而他们的父母，则是独裁年代的同谋犯或受害者。1985年圣地亚哥大地震中，九岁的男孩首次见到比他大三岁的珂罗蒂雅，后者竟让他帮忙监视她的舅舅劳尔。多年后，长大了的两人重逢，在一场无关爱情的交往中，终于明了当年的真相。九岁男孩眼中的圣地亚哥，成熟作家心念的还乡之路，在作者与角色、过去和现在、虚构与现实之中交织在一起，通过两个家庭的遭遇，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伤痛。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外回家的路》荣获智利2012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Ⅰ. 配角

Ⅱ. 父辈的故事

Ⅲ. 晚辈的故事

Ⅳ. 我们都好

译后记

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当时我迷迷糊糊，一下子就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一阵害怕之后，我马上重新出发，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其实那天下午我倒是觉得，走丢的是他们。毕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们却没有。

“你走岔道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眼里还挂着泪。

“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我想着，但没吱声。

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闭上双眼，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这挺好，”他对我说，“你战胜了困境。”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困境”的杂乱无章的言论。

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假装睡着，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母亲说上好几句话，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不！”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扯淡！”还有些时候，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闭嘴！”

那晚，母亲抱我上床，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其实却好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说：“你爸爸说得有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丢不了，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该专心点儿，该走得更快些。”

我把这话放心上了。从那时起，我加快了脚步。事实上，好几年之后，当我第一次跟珂罗蒂雅聊天时，她还问我为什么总走那么快。当时她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我们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认识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大地震当晚，不过当时我们并没说上话。

那时珂罗蒂雅十二岁，我九岁，所以我们的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看上去倒挺像朋友，常常聊天。有时我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追忆那些谈话。

地震那晚我很惊恐，但从某个角度说来，我也挺喜欢那晚发生的事。

大人们在一家屋子的院里搭起两顶帐篷，让我们这些小孩儿睡觉。这事儿一开始就惹出了乱子，因为所有小孩儿都争着要睡在爱斯基摩风格的那顶帐篷里，那东西在当时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最后，大人们把它分给了女孩儿们。我们这群男孩儿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悄声打闹。大人不在时，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兴高采烈、毫无节制地追来打去。不过那次，红发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我们只得另找法子娱乐。

不知谁想到了立遗嘱的点子，乍一听我们觉得不错，但随即发现这事儿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再来次更强烈的地震，估计全世界都能被毁掉，那我们的财产自然无人继承了。于是我们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只猎猎打颤的狗，人们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纷纷掉落太空。反复想象这样的场景乐坏了我们，也让大家渐生睡意。

可我不想睡。其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但这种全新的疲惫让我两眼放光。我决定熬通宵，还打算混进那顶爱斯基摩帐篷里，好跟女孩儿们接着聊聊。没想到警察的女儿却一口咬定我想强奸她们。虽然那时我还不大懂得强奸犯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马保证我没想过要干这事儿，只是过来瞧瞧而已。那女孩儿嘲讽地一笑，说，天下强奸犯都是这套说辞。于是我被关在帐篷外，听她们玩游戏。她们假装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后仅有的幸存者，看到主人去世，娃娃们抚尸痛哭。只有一个娃娃觉得这样才大快人心，因为对它而言，人类这物种臭味十足。游戏最后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比拼，看上去姑娘们似乎要吵个没完，结果却很快达成一致——所有的洋娃娃中只有一个正版芭比。她大获全胜。

我在废墟中找到一把沙滩椅，胆怯地靠近大人们的篝火。看到邻居们大概是头一次这样聚在一起，我还真不习惯。他们小口小口地抿着酒，排遣恐惧，悠长的目光中满是同命相怜的味道。有人弄来一张旧木桌丢进火堆，好像那桌子一文不值似的。“要是你乐意，我把吉他也扔进去。”父亲这样对我说。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有些迷惑，因为父亲很少开玩笑。这时，邻居劳尔带着玛卡丽和珂罗蒂雅回来了。“她们是我姐姐和外甥女。”他向大家介绍。地震发生后，劳尔曾四处寻找她们，现在终于把人带回来了，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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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是智利新生代作家，一九七五年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城，现年不到四十岁即已摘获多项文坛殊荣。二○○七年，在由海伊文学艺术节举办的“波哥大——世界图书之都”活动中，桑布拉跻身“三十九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三十九位拉丁美洲作家”行列。该艺术节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誉为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齐名的“思想界的盛会”。二○一○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再度将桑布拉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最出色的二十二位作家”之一。

在前两本小说《盆景》(2006)和(《树的私生活》(2007)大获成功后，二○一○年，桑布拉在智利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小说《回家的路》。这一作品不负众望，荣获智利二。一二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回家的路》的故事情节始于一九八五年的智利地震，止于二○一○年的又一次强震。在此期间，主人翁从孩童长大成人，而智利更是经历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巨大转变。作者以伤感而又不失温情的笔调，叙述了两代人的经历——童年时期的主人翁曾认定他那一代人只能在父辈的故事中扮演“小人物”，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成长与面对，学会探寻与沟通，学会为一个个“小人物”重建人生舞台。

《回家的路》具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小说主人翁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两次亲历智利大地震、弱冠之年离家求学、打过多种短工、在大学教授文学课程等经历，及其写作的苦闷、感情生活的波折、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无不折射出桑布拉本人的身影。正如作者在一次关于《回家的路》的专访中谈到：“我并无超群的想象力，只是记性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所认识的人们的角度说话……故事并非虚构，事实就是如此。”

小说涉及独裁，涉及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危机，却绝不是一部政治作品。作者在叙述中掺入诗歌、笑话、流行歌词、文学评论等多种元素，使阅读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虽然智利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可小说情节却让我们倍感亲切。两代人的碰撞中，父辈的挣扎与无奈、晚辈的骄傲和自省，或许也能唤起我们的一丝共鸣；作者娓娓道来的感情经历中，似乎也有你我的过去。

回家的路，是追寻记忆、梦回童年的路，也注定是一段充满艰辛、百感交集的旅程。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路途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谭看嗣介：

童亚星

重庆人，2010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专业教师，从事低年级基础课程及高年级口译课程教学工作。热爱翻译创作，曾多次参与省、部级各类口、笔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