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评注》为《楚辞》选本，共选入屈原作品25篇，宋玉作品1篇，是《楚辞》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本书采用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为底本，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本书由汤漳平译注。

继《诗经》成书三百年后，地处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人们称之为“楚辞”。西汉时期，人们将所有流传的楚辞作品收集起来，加上当时人主要为纪念屈原而写的部分拟骚作，整理成书，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楚辞评注》为《楚辞》选本，共选入屈原作品25篇，宋玉作品1篇，是《楚辞》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

《楚辞评注》采用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为底本，兼采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本书由汤漳平译注。

前言

屈原作品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卜居

渔父

招魂

宋玉作品

九辩

《离骚》一文，素称难读。清人朱冀曾说：“盖《楚辞》中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章法大则开阖亦大。中间起伏呼应，一离一合，忽纵忽擒，如海若汪洋，鱼龙出没，变态万状，令人入其中而茫无津涯。”(《离骚辩》)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离骚》乃是屈原用其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构筑而成的鸿篇巨制，它自然不像绝旬、律诗那么易诵易记。其次，作品的内容丰富。其中所涉及的人名、神名、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历史事件乃至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种类繁富，头绪众多，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因此，要很好地理解本诗，必先把握其总体构思，在熟悉作品内容的基础上，条分缕析，从而理解作品的真谛，并从中得其精华。

对此，前入作过许多探索。据姜亮夫统计，仅对《离骚》进行分段一项，意见不同者竟有九十五家之多。今人比较一致采用的是清人王邦采在《离骚汇订》一书中提出的三段分法，这一分段法头绪清楚，易于理解。当然，每一大段里又可分出若干部分，下面，我们将按这一分法加以说明。

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这一段是诗中的主人公对其生活道路的回忆与反思。诗人基本上是采用自传的形式直叙其生平、抱负、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并为实现其“美政”理想而进行的顽强的斗争，突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

由“女媭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为第二段。集中描写自己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在篇幅上，这一段和第一段大体相同，都是一百二十馀行诗。

从“索篿茅以筵尊兮”至全文结束，是本诗的第三段。叙述灵均在各种追求和努力都失败后，求教于灵氛与巫咸，决定去国远游，寻求可以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的处所。然而，故乡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一样吸引着他，终于又不忍离去。

从“乱日”之后五句，是全诗的结束语，反映了主人公强烈的悲愤心情和以身殉国的决心。

从上述这一分析中可见，《离骚》篇幅虽长，但贯穿着屈原报效祖国、寻求真理、为实现美政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的主线。所以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所谓“不变者”，即是上述这一根主线。

那么，上述三个段落之间的关系如何，据王邦采的说法，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之结束，而全文已包举。后两大段虽另辟神境，实即第一段之意，而反复申言之。所谓言之不足，又嗟叹之也。其中起伏断续，变化离奇，令人莫测”(《离骚汇订》)。也就是说，第一段中已将全文的意思讲完了，后两段是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此说虽可通，但这只能说，屈原从政时期的经历，至第一段结束时已叙述完了，并不能说已包举了全文的意思。因为第二、第三两段的脉络，仍然是在第一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它是屈原在政治上失意后面临的更加激烈尖锐的思想斗争，是对自我的前途与命运的新的抉择。因此，第二段是紧接第一段之后写其思想上矛盾与斗争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贤者，以共同奋斗。然而，登天无门，“三求女”又遭失败。这里虽是想象，但已明确地说明，由于楚国现实社会的黑暗，我们的主人公已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所以，从第三段开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既然报国无门，出路何在?灵氛和巫咸的启示使他产生了去国远游的意念，并在神游天界的过程中加以表现。然而，他终于未能摆脱对故乡故国的无限留恋之情，从天而降，踏上故乡的土地。显然，这里自始至终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而且后两段的高峰迭起，也不是简单的设想，它必然隐含着作者的某种现实的行动为其背景材料。也只有这样，诗篇才把主人公的全部奋斗过程表达得充分完整。

《离骚》是屈原的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这两千多字篇幅，蕴藏十分丰富的内容。就诗人本身而言，诗中描述了诗人大半生的奋斗历程，汲汲追求的美政理想，以及为实现这种理想而进行的艰苦的斗争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反映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它以楚国这一政治舞台为背景，描写了在这样一场社会大变革中，正直进步的力量与腐朽落后的势力之间进行的无比激烈的斗争。昏庸的楚国国君，任用腐朽无能的贵族集团，把持了楚国的朝政，使曾经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作者在诗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上层社会统治集团的这种黑暗反动的政治，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因此，从作品表现的实际内容来说，它不是新兴阶级胜利前进的进行曲，而是腐朽奴隶主阶级没落衰亡的挽歌。由于作者忠实于社会生活，在作品中揭示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地预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使这篇作品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价值。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原既死……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他把屈原之死与楚国灭亡这两者联系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屈原的失败，实际上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失败，其结果，楚国当然只有走向灭亡的道路。

《离骚》中所反映的这一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使这部作品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灵均的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更使这部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明入胡应麟曾说过：“纡回断续，骚之体也；讽谕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诗薮》内编卷一)这是从总体上对《离骚》所作的评价。“讽谕哀伤”，确为本诗的主基调，后人都注意到这一特点。在屈原之前的楚昭王时，申包胥曾哭于秦廷，乞得秦师以复楚。可见悲哀，尤其是发自真心的哀伤，确实可以产生感人的力量。屈原的《离骚》，塑造了灵均那崇高而感人的艺术形象，然而这一完美的艺术典型却不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他遭到各种恶势力的攻击，导致了失败以致逐步走向死亡。这一美好的艺术形象的毁灭，确实也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激起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巨大不满与仇恨。同样，灵均那美好的艺术形象，成为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学习和仿效的榜样。

叙事和抒情的统一，是这首诗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全诗中，屈原以娓娓动人然而又毫无做作的语气，叙述和描写自己的全部生活、思想、爱好，他像一位天真无邪的赤子毫不隐晦地把自己的一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些叙述中，他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真实的感情、美好的愿望和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挚爱。全诗叙事中有抒情，抒情中又叙事，两者完整地交融为一体，完美而和谐。P42-45

继《诗经》成书三百年后，地处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人们称之为“楚辞”。西汉时期，人们将所有流传的楚辞作品收集起来，加上当时人主要为纪念屈原而写的部分拟骚作，整理成书，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从此，《诗经》和《楚辞》就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两座丰碑，因而，也是中国诗歌之祖。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几百年间诗歌创作状况进行逐一评论之后说：“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风》即《诗经》中的“国风”，代指《诗经》；《骚》即《离骚》，代指《楚辞》。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后代诗歌如何发展，追寻其根源，不是出于《诗经》，便是出于《楚辞》。

时隔三百年之久的两种诗歌，却并称于世，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从产生的地域看，《诗经》中的作品，除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外，都产生于中原各国，二《南》中的诗篇，虽有部分出自江汉一带，但也多有黄河流域的诗。而《楚辞》作品，全部产生于长江流域的南方，因此，两部诗集有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地域之不同。二是从创作主体看，《诗经》中的作品，除《雅》《颂》外，主要是各地采集的民歌，经王朝乐官的统一整理后，已带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而《楚辞》中的作品，主要是屈原个人的抒情之作，从而开启了我国诗歌以作家咏怀抒情为主的基调。三是创作风格明显的区别，《诗经》中的作品，主要采用写实的创作手法，人们或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楚辞》中的作品，由于作者的构思独特，想象神奇，上天入地，指挥天帝，役使百神，使作品充满浪漫气氛，因而人们指其为浪漫主义的作品。四是诗的创作形式不同，《诗经》中的作品，多以四言句式写成，篇幅较短，且多重章叠韵。而《楚辞》作品，虽也有部分为四言，但更多采用的却是杂言句式，诗行句中或句末有规律地使用“兮”字作为连接词或语气词，篇幅也更长。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楚辞》作品“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这两部诗集所形成的不同风格，为历代诗人所共同追求和效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及文学的继承性、文学的民族传统时，依然上溯到《诗经》与《楚辞》。从这点上说，它们所产生的艺术魅力，确实是超越时空界限的。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楚辞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必然性，是战国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思想潮流，时代氛围，它们共同为楚辞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这其中，当然和楚国的兴起与楚文化的繁荣关系更为密切。而所谓的偶然性，是指屈原的产生有其特殊性。人们经常说，伟大的时代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只有时代骄子的出现，才能发挥特殊作用，产生惊世之作。这样的作品，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代表符号，又是流芳百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屈原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同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春秋而进入战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动，“五侯争霸”已成历史的记忆，“尊王攘夷”的口号也成了空谷回响。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纷争，逐鹿中原，他们都希望通过实行变法，富国强兵，进而吞并其他诸侯，一统中国。两百多年间，他们在这一时代大舞台上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最为壮观、最为惨烈的时代悲喜剧。而楚国，便是这场悲喜剧重要的演出场地之一。

诞生于这一特殊时代的屈原，有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一开头就对屈原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作了简括的介绍：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其后便写了屈原奉令起草宪令，上官大夫夺稿不得后，在怀王前造谣言挑拨离间，使得“王怒，而疏屈平”的经过。尔后，屈原被赶出楚统治集团的核心，先任三间大夫，继而被放流于汉北。怀王执政后期，一度被召回。但当怀王被秦所骗，入武关，拘于秦并终客死于秦后，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不为所容，被放逐于江南的沅、湘、洞庭一带，时间长达二十馀年。根据《九章》中的《哀郢》一诗，研究者多认为屈原之死，与顷襄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楚国君臣仓皇出逃有关。在看到国势一蹶不振，自己终生追求的美政理想已成泡影，而秦军直下自己的流亡地五湖、洞庭一带时，屈原终于决心以身殉国，自沉于汨罗。

屈原从被疏到沉江，其间长达三十馀年。在痛苦的遭遇中，在身受不公平的待遇、冤情不能自白的情况下，他拿起笔，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后人将其作品收集成书，取名为《楚辞》。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现今保存于《楚辞》中署名屈原的作品大致与此相当(虽然在其真伪方面认识有分歧)。也就是说传世较早的屈原作品，多数应是流传下来了。

屈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南北文化的特色，站在时代的前列，用炽热的感情、赤子般的真诚，写下一首首感天动地的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誉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是以生命写就的，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屈原逝世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也都“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楚辞》中之《大招》，也有人认为是景差所作，但无证据)。但是，宋玉却尚有十几篇作品流传至今，其中一篇为《九辩》，保存在《楚辞》一书中，另一篇《招魂》，虽署名作者为宋玉，但今人多据《史记·屈贾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认为是屈原所作。所以宋玉流传至今的作品最多是赋作，它们分别保存于昭明太子《文选》(五篇)、《古文苑》(六篇)。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多认为像传世的宋玉赋那样成熟的赋作，不可能在先秦时期出现，因而被判定为后人托名之作，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但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古籍，其中有《唐勒赋》(今研究者多认为应名为《御赋》)残简，经研究，其作品形态、文字风格，均与传世的宋玉赋相似，由此推翻了传世宋玉赋均为伪作的说法。近二十年来，宋玉辞赋研究，已成为先秦文学研究中的新热点。

宋玉由于其身世经历与屈原不同，因而他的作品，就其思想意义而言，难以和屈原相比。但宋玉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有杰出创作才能的作家。他的努力开拓，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赋体文学的体式，我们将其称为“楚赋”。正是由他所创造的这种文学形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创作，形成两汉赋体文学的兴盛。文学史上常以“屈宋”并称，既说明了他们之间密切的承继关系，也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苟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高度肯定了宋玉在赋体文学方面的开创者地位。

本书为《楚辞》选本，共选入屈原作品25篇，宋玉作品1篇，是《楚辞》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原传世的《楚辞》中汉人作品部分，被称为拟骚作，本书均未收入。一方面这部分作品为汉人所作，收入《楚辞》中本身就不是很合适。其次，这些作品，除极少数篇(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外，其馀的艺术成就不高，后人甚至有“无病呻吟”之讥，故此均不收入。

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曾经说过：“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使更多国人学习和了解楚辞，认识屈原和宋玉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承继其传统，以繁荣今日的文学创作。

本书采用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为底本，兼采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作为先秦文学作品，楚辞和楚赋中有较多今天不常用的冷僻字，凡列入《简化字总表》的，依《总表》使用简化字；未列入《总表》的按照《汉语大字典》体例，其冷僻字偏旁就不作类推简化，这样不再增加汉字数量，以减少读者阅读的困难。另外，在古汉语中，一些异体字、繁体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上有差别或者可能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繁体字不做改动，以免损伤原作文意。本书在题旨说明、译注及内容分析方面，参考引用了历代学者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均在文内指明，有的未能逐一注出，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汤漳平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