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克里斯蒂娜·齐格早年的生活富足优越。1943年，当她年仅六岁时，情势急转直下——德军挺进利沃夫，近十五万犹太人或被迫迁至贫民区、或被投进集中营惨遭屠杀。一群波兰的犹太人急中生智，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中寻求庇护。克里斯蒂娜·齐格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群包括孕妇和幼童在内的犹太难民，在波兰小城恶臭、阴暗的下水道里艰难躲藏和获救的十四个月。最终，所有利沃夫的家庭中，只有三个家庭完整存活了下来。克里斯蒂娜·齐格一家（爸爸、妈妈、克里斯蒂娜和弟弟）成了最后的幸存者。她一直穿着那件奶奶亲手编织的绿色上衣，企盼着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克里斯蒂娜·齐格、丹尼尔·佩斯纳编著的《穿绿毛衣的女孩：大屠杀阴影下的生活》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关于利奥波德·索哈的故事——在所有人几乎绝望时出现的拯救者，一个下水道工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齐格的地下家庭，为他们提供食品、医药和各类耗材。他曾经抢劫银行蹲过监狱，但却用帮助犹太人得到心灵的救赎。

《穿绿毛衣的女孩：大屠杀阴影下的生活》由克里斯蒂娜·齐格、丹尼尔·佩斯纳编著。

《穿绿毛衣的女孩：大屠杀阴影下的生活》讲述了：

在1943年，德军挺进利沃夫，近十五万犹太人被迫迁至贫民区、被投进集中营惨遭屠杀。一群波兰的犹太人急中生智，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中寻求庇护。

那一年，克里斯蒂娜·齐格年仅6岁。

我记得身为一个女孩，在利沃夫生活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们的法国杜宾犬，我们的奥古斯特·福斯特钢琴，还有那名将钢琴据为己有的德国军官。

我记得奶奶给我织的朴素绿毛衣，领口有一圈精美的蕾丝花边。奶奶在一次行动中被带走。每当穿上毛衣，我都有种置身奶奶温暖怀抱的感觉。

我记得飞机的轰炸声。那个又小又阴冷的洞穴。差点闷死我们的大火。冰雪融化时差点淹死我们的大水。某个年轻女人生下的孩子。

引子 是的，我记得

第一章 科佩尼卡12 号

第二章 穿绿毛衣的女孩

第三章 受难之地

第四章 逃亡

第五章 雪之女神

第六章 再次逃亡

第七章 “宫殿”

第八章 囚徒

第九章 解放

第十章 后续

第二章 穿绿毛衣的女孩

在我们抵达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前，父亲并不知道那里的条件有多糟糕。一切都是犹太居民委员会给父亲安排的。该委员会的操作方式类似某种灾难救助会，专门为犹太社区提供服务。波兰各地都有犹太居民委员会，该组织由犹太人组成并服务于犹太人。委员会一方面为犹太同胞提供救助和支持，是犹太人间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它也在纳粹政府和隔离区犹太居民之间架起了某种桥梁。德国人鼓励犹太居民委员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犹太居民委员会与犹太人进行沟通，督促我们犹太人保持井然有序；与此同时，对犹太人来说，犹太居民委员会也是我们为了生存不懈斗争的重要资源。父亲总说这是件令人费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个致力于帮助受压制、受迫害犹太人的组织却又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导致其服务的对象更容易受到压制和迫害。犹太居民委员会无疑会伸出救援之手，只是这助你一臂之力的手却又能将你拉下马来。

不过在有些事情上，比如找寻落脚之地，帮助犹太家属认亲方面，犹太居民委员会的确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某人给了父亲扎玛斯体诺斯卡街的地址和一个名字：巴洛。就这些。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见过“巴洛”这个人，反正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他。他会告诉我们何去何从。我们走了很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很高兴能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动。我想死了外面的新鲜空气，当然我也想知道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提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好长一段路。

城中有一座桥横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几周后，这座桥就会变成“犹太收容所”的入口。“犹太收容所”是犹太人聚居的隔离区，所有在纳粹手里死里逃生和未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必须定居在这里。收容所和集中营没什么本质区别。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位于桥的这边，一桥之隔的地方很快将变成我们的隔离区。我盯着桥那边，想象着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恐惧。还会有什么不一样，还会有什么更糟的吗？桥的这头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就算是小孩子也知道焦虑和害怕的滋味。

顺利找到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这段经历又能在我们长长的“小小奇迹”清单上添上一笔，毕竟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每个人都拼命找地方容身的时候，能够觅得一个挡风遮雨的屋顶就已经算得上幸运了，还管它什么“宫殿”还是陋室。我的外公被推举为当地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他认识这栋楼里的某个住户，这个人为父亲安排好了一切。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什么。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昏暗可怕的房间，挤满了离乡背井的犹太家庭。二十个人共用一间浴室。所有人都是流离失所、劫后余生的难民。

我们被指派和另外三四个家庭同住一个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些家庭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他们肯定也有孩子，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和他们一起玩过。那时候根本没有玩乐的气氛。我只和弟弟帕维尔玩。我们发明了头脑小游戏。我讲故事给他听。我们总是聊个没完。有时候，梅里克也会加入我们。我已经将小帕维尔带入了我的幻想世界，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朋友梅里克。我们仨就在我们的秘密小世界里玩耍。

离开科佩尼卡公寓的时候，我们没有带走任何玩具。没有娃娃，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有我身上这件衣服—奶奶给我织的珍贵的绿毛衣，还有手提箱里的换洗衣服。除了坐着干等父亲回家，我们无事可做。每天，父亲都有地方要跑，不是去工作就是去找食物。每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等他回家。每次离开公寓的时候，他都非常小心。乌克兰人控制了所有大街小巷。父亲总是选择偏僻的后巷出行。有时候，犹太居民委员会会安排特殊的地点为犹太人提供食物和基本物资。消息在犹太社区间传播开来，就见男人们为躲避抓捕在小街里迂回穿行。有时候，他们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境遇和以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以前住在豪华大公寓的时候，即使是处在苏联统治下，我们依然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在科佩尼卡12号的时候，我们的进进出出还没有这么多严格限制，居住条件也没有这么悲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的生活条件太恐怖了—那儿脏乱不堪、臭气熏天、令人窒息。除了几张床垫、几把椅子，再没有其他家具。那时候，父亲在做木匠，能搞到工具和材料，他自己做了一张桌子，我们就和其他几家人共用这张桌子。房间里有一扇窗，不过母亲不准我靠近窗子。母亲也不准我去外面。当然，对我来说，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变化，因为自从德国占领波兰以来，除了从我们家公寓走到扎玛斯体诺斯卡街这段长途跋涉外，我就一直没出过门，可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至少还能看看窗外。没有了窗户，我就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除非消息自己被带进来。当然，父亲是不会带这样的消息回家的。他和母亲总是尽力在这样可怕的环境中保护我们，不过我也慢慢学会了偷听他们特意压低声音的交谈。有时候，为了不让我听懂，他们故意用意第绪语说话，可是后来我还是学会了意第绪语。最后，我还是听懂了一切。

我很不快乐。我们在这个房间只待了一周左右，不过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来说，一周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母亲也很不快乐。她习惯拥有私人财产、操持自家厨房、打理自家日程，而在这里，我们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只有等父亲把食物带回家才能吃上一口，只有等轮到自己的时候才能洗澡，洗的还是冷水澡。在这里，母亲还得回去工作。也许，对弟弟和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改变。我们已经习惯母亲相伴左右，可现在和父亲一样，她得每天外出工作，留下我俩提心吊胆地等她回来。  我们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34号待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很快把我们安排到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上—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120号比34号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里算是桥那边的“隔离区”区域。我们得穿过一道门才能到达隔离区。通过检查站的时候，我们得出示证件并说明目的地。有些家庭因为没有出示有效证件，或者检查站的德国士兵基于某种原因故意不让他们通过，这些家庭就被扣了下来，不过我们家总是很幸运。有个德国兵用皮鞭抽了父亲的背，不过父亲说这还不算太糟。他说很多人受到了更悲惨的对待。

我们搬进了隔离区，对我来说，这里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次的地方更大，没有那么拥挤。把房间租给我们的那个人也是个木匠。也许父亲就是这么认识他的。他家地下室里有个木工车间。现在，我依然能够闻到刨花清新的味道。车间里充盈着这种味道，让我有一种井然有序、焕然一新的感觉，就像迎接一个新的起点。即使到了今天，每当闻到刨花清新的味道，我的记忆就会被带回隔离区里的那个木工车间。尽管那不是快乐的年代，木工车间却是一段快乐的回忆。

从1941年2月到1942年8月，我们就住在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120号的生活条件比34号稍微好一点。刚开始，我们和姑妈及两个表兄妹住在一个房间里，后来姑父把他们接到了华沙。我喜欢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的这栋公寓，因为大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有时候母亲会放我出去玩。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乐事。大楼后面的一块地里（就在院子外面）长了很多新鲜蘑菇。我从来没见过新鲜的蘑菇。一开始，我以为它们只是白色大石头。外婆来看我们的时候，我问起外婆，她告诉我说那些“白色大石头”是蘑菇，可供食用。太出人意料了。我们采了一些蘑菇回家吃。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把那些“白色大石头”吃下了肚。它们没什么味道，不过我骗自己说它们非常美味可口。

我开始关注起食物。1939年苏联占领波兰前，我完全不把食物放在心上。就像我之前写的，有时候为了折磨我可怜的保姆，我甚至不肯好好吃饭。可是现在食物变得稀少而珍贵，自然而然我就愿意吃饭了。我可不喜欢饿肚子，这就是为什么发现蘑菇对我来说是那么特别的经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还记得经常帮母亲削土豆皮，准备晚饭。因为没有土豆削皮器，我就用小刀削皮，父亲教我怎么把土豆皮削得薄之又薄，这样就不会浪费一点点里面的肉。一开始，父亲会看着我削，等到他认为我熟练掌握了技巧，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放任我一个人削皮了。我小心翼翼地削啊削啊，就像在给木头刨花。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浪费。即使到了战后土豆又变得充裕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改掉这个习惯。今天在厨房看到我削土豆的人常常会惊讶我怎么会将土豆皮削得那么薄、那么好。  得到允许可以在外面玩让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认清我们当时的处境和形势。一天下午，透过大楼后面围墙的一个缺口，我看到一群乌克兰少年在毒打一个犹太老人。他们用棍子打他。老人没有反抗，只是在痛苦地喊救命，求那些少年手下留情，饶他一命。过了一会儿，那些乌克兰少年打得无趣了才收手离去，不过老人还在痛苦地呻吟。我跑到楼上把看到的一切告诉母亲。我想母亲说不定能帮助那个可怜的老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帮帮他。母亲，她能说什么呢？她又能做什么呢？她非常不安，不过她又让我少管闲事，只要管

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因为一旦和这种事扯上什么关系，以后肯定会麻烦事儿不断。这不是我母亲的为人，她也不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战争改变了我们，德国人改变了我们，乌克兰人改变了我们。如果我们向这个老人伸出援手的话，乌克兰少年可能会勃然大怒，开始用棍子揍我们。

扎玛斯体诺斯卡街120号没有自来水。洗澡没问题，饮用就不行了。我们得去外面用抽水机抽水。有时候我会和外婆一起去打水。这是我和外婆在一起的特殊时光。外婆会提空桶，打满水了就由我来拎回家。我喜欢这种感觉，好像自己长大了，能够帮到大人的忙。有一天，在拎着水桶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两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在向我们走来。看她们的样子不像会伤害我们，不过乌克兰人就是乌克兰人。我心里暗暗决定要把乌克兰少年毒打犹太老人的账算在这两个乌克兰女人头上。刚下过雨，路上有一坑坑的积水。我在一个大水坑旁边停了下来，等那两个女人靠近的一刹那，跳进水坑里溅了她们一身水。

外婆气坏了。乌克兰女人挥舞着拳头在后面追我，嘴里叫喊着：“你这个犹太小杂种！”当然，她们没有追到我，因为我跑得飞快，她们也没有去追外婆，可能她们不知道外婆和我是一起的。溅了她们一身水让我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强大。虽然只是一点点水，只是个小小的恶作剧，至少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没用了。当然，回家后我意识到给自己惹出了大麻烦，可是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件事让我觉得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乌克兰人、德国人或者今后将会发生的任何事。

跑得快是非常占优势的，特别是在德国人采取大规模排犹行动的时候。其他时候，如果没有有效证件，在城里走动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有时候就算有有效证件也没什么用。反犹行动中，德国人会调动所有警力：士兵、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乌克兰人会事先将犹太人定居点告知德国人，德国人会冲进公寓将犹太人拖到大街上。有时候，如果德国人怀疑犹太人躲藏在某栋大楼里，他们就会把手榴弹扔进去。他们把犹太人抓起来，赶到卡车上，集体运往亚诺夫斯卡劳动营（该劳动营在山上、能俯瞰整座城镇）或者运往贝乌热茨处决营。有时候，他们就在大街上当场射杀犹太人或者把大批人赶到皮阿斯科采砂场，在那里将他们击毙。德国人倾尽全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杀害或者逮捕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对于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人，德国人又加紧恐怖活动和血腥镇压。每次行动过后，幸存的犹太人就被迫往隔离区的深处迁徙。就像一个漏斗。他们把所有犹太人往越来越小的地方赶，直到最后我们被逼入绝境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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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记得

记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是我们给自己设下的圈套，套住了我们曾经是谁，曾经在想什么，曾经怎样生活。记忆是断断续续的，像零零碎碎回想起的梦。记忆是战胜遗忘的答案。

我记得零零碎碎的片段，也记得所有的一切。父亲常常对我说，我脑子很灵光。“克兹莎知道，”他总是说，“克兹莎记得。”他叫我克兹莎，别人都叫我克丽莎。小小差异就说明了一切。

是的，我记得。每当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都会把它藏起来，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我能触碰到它，回忆起它。我把一生的故事都归了档、打了包，妥善保管。即使到了现在，虽然大部分我记得的人都已过世，他们却依然在这里，活在我的记忆里，就像从未离去。那些陈年往事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回忆和我说波兰语。我用波兰语思考，用波兰语做梦，用波兰语记忆。然后，波兰语过渡到了希伯来语，说出来又变成了英语。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情况就是这样。有时候，波兰语还得过渡到德语和意第绪语，我才能说出来或者明白过来。所有这些思潮，所有这些时刻，所有这些景象声音、气味，所有这些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记忆碎片都争先恐后地渴望得到我的关注，都在呼唤我把所有的一切解释清楚。对于我们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艰苦奋斗的记忆还只是儿时的记忆，我用一生的时间不断加强和巩固着它。最早它们只是我个人的记忆，后来我又加上了父亲的记忆、母亲的记忆，甚至我小弟弟的记忆。不仅如此，我还加上了其他人的回忆，这些人和我们共同经历了苦难和煎熬。或许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但我所看到的、听到的、经历到的已经被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和重温，现在幸存下来的正是这些记忆的累积。

是的，我记得身为一个女孩，在利沃夫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利沃夫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拥有六十万人口。人们把利沃夫叫作“小维也纳”。城里有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街道，街道通向宏伟的教堂和开阔的庭院，院子里绽放着色彩斑斓的鲜花，还有可爱的喷泉。这里大部分是波兰人，还有很多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战前，犹太人总数为十五万。利沃夫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的童年是富足优越的，充满了希望，可是也因为无知和偏狭而过早夭折。利沃夫也是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变的地方，德国的占领对我们的生命构成了威胁。就是在利沃夫，一切从甜美和明朗变成了绝望和黑暗。

我记得我们的法国杜宾犬普什克。我还记得它皮毛的颜色和触感，仿佛在抚摸一团柔软的白雪。我们叫它“普什克”是因为它就像长绒毛的鹅一样软绵绵的。我的小弟弟帕维尔出生的那天，爸爸把普什克当作一件特别的礼物带回了家。普什克和我们待了两年，挺过了苏联占领利沃夫的岁月。可是，德国人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它。我们不能让它的叫声把我们给暴露了。妈妈把它交到了城外一个女人手里。她没跟我说一声就把普什克送走了，因为她知道我肯定会哭。这是战争对我造成的第一个实际损失。当然，我还是哭了。两天后，我们听到嚓嚓的扒门声。是普什克！它回来了！它一路从郊外跑回来了，可能足足跑了五英里。不过普什克的归来仅仅意味着我们还得再把它送回去，而我又大哭了一场。

我记得我们家的钢琴—一架奥古斯特·福斯特钢琴，还有那个将钢琴据为己有的德国军官威普克。他来到我们的公寓，从所剩无几的好东西里面挑选他想要的战利品。整个利沃夫、整个欧洲都是这样。犹太人的好东西变成了德国军官、纳粹党卫军和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跳蚤市场。我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身外之物丢弃，他们就已经光明正大地挑挑拣拣了。这位叫威普克的军官坐下来弹奏我们的钢琴，仔细检查了一遍键盘，双手来回摩擦精良的木槽板，随后宣布这是他见过的最出色的乐器之一。我猜也是。他琴弹得很美，就像一位钢琴大师。

我记得躲在我们家窗台下的狭小槽隙里。有时候德国人来找我们麻烦，有时候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在许多方面比德国人更坏。爸爸很善于使用各种工具，他煞费苦心地在假墙后面、壁橱后面为我们造了精巧的藏身所。爸爸在上班，妈妈在山上那座能俯瞰整座城镇的亚诺夫斯卡劳动营为德国军队缝制制服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躲在这些藏身所里。爸爸在窗子下方弄了一道假墙，把弟弟和我关在里面，让我们坐在便壶上以备不时之需。墙里面没有移动的空间，能够呼吸的空气也少得可怜。一整天我都在担心万一爸爸回不了家怎么办？万一他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从大街上被带走怎么办？万一妈妈在亚诺夫斯卡路上长长的人流中被枪打中怎么办？谁来把我们从这处特别的藏身所里救出去呢？可是谁又会知道我们藏在这里呢？

我记得在某个犹太隔离区营房的地下室里，我和家人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挤作一团。一个名叫利奥波德·索哈的圆脸波兰下水道工人同意在利沃夫的地下隧道和管道里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找到一处藏身所，给我们带来食物和其他物资。爸爸总是叫他“波德乌”。波德乌是个改过自新的小偷，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通过保护我们免受纳粹迫害，他就能获得救赎。波德乌亲切友好，慷慨大方，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大大的笑容，好像能点亮我们阴暗的陋屋。他把对我们的拯救看作对自己的拯救，但这同时也是一次机会。我记得奶奶给我织的朴素绿毛衣，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科佩尼卡12号的豪华公寓里。奶奶是我爸爸的生母。爸爸的双亲离婚后，爷爷再婚。不过，这位却是我的亲奶奶。奶奶总是喜欢给我织这织那，可惜我并不总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我喜欢在奶奶织毛线的时候捣乱。我常常拿着线团跑来跑去藏来藏去，或者把奶奶用针固定住的最后一行拆掉。尽管我是个小淘气，可是不知怎么的，奶奶总有办法织出漂亮的东西给我。全家人都有份。为家人织毛线给奶奶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这件毛衣是我的心肝宝贝。领口这里有一圈精美的蕾丝花边。自从奶奶在一次行动中被带走后，这件毛衣变得更加珍贵了。我经常穿它。每当穿上毛衣，我就有种置身在奶奶温暖怀抱中的感觉。我勉强将毛衣保存了下来，这是战争期间我和家人经历的又一个小小奇迹。现在，这件毛衣成了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永久展品—谨此向战争期间所有艰苦斗争的犹太儿童致敬，也献给曾经年少的自己。

我记得终极清算行动的那个夜晚。1943年5月30日。在那之前，已经有十万多利沃夫的犹太人被投进集中营或惨遭屠杀。我记得喧闹声、骚动声、尖叫声、呼喊声交织成一片，到处混乱不堪。我记得冰冷彻骨、黑暗无望的恐惧。午夜时分，德国人开始把犹太人从隔离区营房里拖出来，成群地赶上卡车。卡车将犹太人载进亚诺夫斯卡集中营、皮阿斯科集中营、城北和城西的采砂场，犹太人排成队被血腥残杀。我们一群十二人左右，拼命地想要逃过抓捕行动，我们费力地爬进我爸爸和另外一个男人辛苦挖出来的洞穴中。另外一群人也在不顾一切地逃脱，他们通过街上的窨井钻进了下水道。最后我们也全都掉进了下水道，希望能在老鼠和污秽中找到庇护所。

我记得那个又小、又阴冷的洞穴，我们刚到地下的前三天就坐在里面。真是太可怕了。蜘蛛网厚得能减慢老鼠们的行动速度，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这里占地为王。数以百计的老鼠。极有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老鼠。我们会慢慢地习惯它们，它们也会慢慢地习惯我们，只是一时半会儿我们还不习惯彼此罢了。墙上沾满了下水道的淤泥，滑溜溜、湿答答、黏糊糊的。每个东西上面都覆盖了一层细小的、黄色的蠕虫。到处弥漫着一股恶臭和阴湿气混杂的难闻味道。我们脚下就是烂泥和污水坑。要么坐在湿漉漉的地上，要么坐在两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上，没有其他可以落脚的地方。

我记得刚到地下的前几个星期，我们所有人都患了痢疾。弟弟和我病得特别严重。持续不断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妈妈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呕吐的时候我们都能吐到一边，就能让这个藏身所更卫生一点。我们似乎不得不欺骗自己相信，自己依然是人类。

我记得每天会有一个人在错综复杂的小管道中爬行，有些管道只有四十厘米宽，这个人得用牙齿紧紧咬住水壶的把手，爬行将近两公里才能从上面街道滴下来的喷泉那里接点饮用水。等水壶接满了水，他就得一步步地往后退，因为管道里没有足够的转身空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每天能得到四分之三杯水。爸爸妈妈不喝水，把他们的那份儿给我和弟弟喝，因为我们病得很厉害，可是要知道他们自己也病了。

我记得没过几个星期，我们一群人中有个讨人厌的家伙被我弟弟的哭声激怒了，他威胁说要开枪打死我弟弟。这个家伙叫魏斯，他把自己当成了老大。他认为我弟弟的哭声会被街上的人听到。

我记得每天早上，索哈步履艰难地蹚过污水向我们的避难所走来，靴子踩水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管道中的回音告诉我们他来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同事什特费克·弗罗布莱夫斯基。哗啦哗啦声意味着我们很快会得到一片面包或者关于战争的消息。我记得在长达数月的地下冒险历程中，某个年轻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我记得孩子干巴巴的哭声。到下水道几周后，这个女人就被她的丈夫抛弃了，她没有把怀孕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德军占领波兰初期，她就已经把尚在襁褓中的幼女送给了一个乌克兰女人，期望这样做能保孩子平安。

我记得这些事情，还有更多其他的事：差点闷死我们的大火；春天冰雪融化时差点淹死我们的大水；险些被发现的危急时刻；避难最后几天加入我们行列的战犯。当然，也有美好的回忆：爸爸写给我们的讽刺剧，我们把作品表演出来，暂时将现实抛诸脑后；那些玩笑和笑声；我们中少数几个人成功转移到了最后一处避难所，我们这些人之间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妈妈把最后一处避难所称为“宫殿”，因为这里有地方让我和弟弟站起来，有地方让我们做饭，有地方让我们一星期洗一次澡。当然，地方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所有人对利奥波德·索哈的感激和喜爱之情。在我们弹尽粮绝、没钱支付酬劳的情况下，他依然愿意照顾我们。

我记得听到了俄国飞机的轰炸声。俄军先头部队挺进了利沃夫，报纸据此宣称有迹象表明战争马上要结束了。但我们却被困在街道下面的地洞里动弹不得，而这些街道正是轰炸目标，我们非常担心这些有望让我们重获自由的轰炸可能会把我们先炸死了。最后那段日子里，喜悦和恐惧掺杂在一起，所有人都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和担忧。

我记得解放那天，索哈把我们带向一处敞开的窨井，好言诱哄我们爬上了一架铁梯，来到了一个院子，院子里聚集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人群。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待了那么长时间后，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穿着那件珍贵的绿毛衣，毛衣看起来肯定像块破布。或许我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滑稽可笑，出尽了洋相！我们衣衫褴褛、满身肮脏、形容憔悴、枯槁如柴。那天的日光是火辣辣的橙色，就像照片的底片。后来过了好几天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一切都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

我记得解放后爸爸四处找工作，我们努力找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家，从一无所有中胼手胝足，砥砺奋进，构筑一种新生活。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只要能从德国人手中死里逃生，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可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一无所有。我记得穿着报纸做的鞋子去上学，因为我们买不起像样的鞋。我记得学校的行政人员告诉我最好装作自己根本不是犹太人。我记得战后妈妈烤了马铃薯饼让我和弟弟拿到街上卖好挣点外快。我记得从利沃夫搬家到克拉科夫，最后又迁徙到了以色列。在以色列的街上，每个人的皮肤上似乎都被集中营或其他什么烙下了一组数字烙印。在以色列，几乎每个犹太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求生故事，和我们的故事不相上下。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对大屠杀只字不提。

是的，我记得……

强有力的故事，漂亮的叙述，本书对正史做了有价值和值得注目的补充。

——《出版人周刊》

一本令人全神贯注的回忆录，生动地描写那气味、那黑暗、那寒冷、那鼠类和被发现的恐惧。

——《柯克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