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烦忧，杨度出游城南江亭。江亭在京师城南右安门内，为康熙年间户部郎中江藻所建，取自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名之日陶然亭，而京师人习惯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江亭地处闹市之外，颇有山村气息，成为京师里士大夫踏青郊游饮酒吟诗之好去处。
杨度独自登高望远，凭栏远眺。人生受挫，举目皆非。大好美景，只剩得个黯然余照。他信笔在亭壁上题下了一首百字令，发出“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亡国之叹。
一日，杨度至夏午诒住处下棋，终局后天色已晚。其时月明如昼，倦鸟知还，杨度“凄然有美人云端之感”。
另一方面，失意之中，杨度仍不改其高视阔步、睥睨天下的习性。他与友人论学议政，菲薄程朱，力挺《春秋》，以为自己掌握治术之法宝，坚信总有一日，帝王会来向自己讨教治国之道。想到“天下日溺，知己者希”，不免生出自怜自喜之情。他将自己的一点聪明才智运用到帮助朋友身上，于是，出现了世间罕见的现象：落榜举子为新科进士准备策问。几天后，得知夏午诒点榜眼，杨度“为之喜扦”。
可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戊戌年四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得知此事，杨度十分吃惊。在杨度看来，康有为这样的人，学术不端，心术不正，“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而他居然受到皇帝的关注！这是一个信号，朝廷任用巧人的信号。这是亡国之兆！这件事多少冲淡了友人点榜眼的喜悦，也使他为友人多了一份担忧。
四月三十日，杨度整理行装，准备出京。火车站上，夏午诒前来送行。杨度告诫好友，朝廷现在正任用巧诈之人，露才将会取祸。他劝告夏午诒要韬光养晦。同时又作了一首《出南西门诗》：
花寒露湿柳丝斜，晓色西门客子车。
日下再游空造谤，江南孤往未还家。
心闻海岸亲鸥鸟，泪洒江天见落花。
不敌洛阳才子客，谪居犹得住长沙。
之后，经天津，过东海，再度来到了上海。代替友人去看望妓女吴云娥，又替云娥撰《相思曲》诗寄夏午诒。观戏几出，而后溯长江西上，至汉口。又自汉口北上，专程去南阳看望伯父。舟行汉水，杨度一边考察水道地势，一边自怜自叹。“富贵非我好，军国非我筹。悦此川路远，快我孤帆游。披云折海树，乘月憩江洲。既解潜龙用，自玩芳草幽。……还乡靡今欢，去国增昔愁。”又作《渔父辞》，“微变渔父之意，以期自道耳”。这时的杨度时而悲观失望，愿随渔父做隐士，不以尘浊污清高；时而斗志昂扬，坚信自己乃千秋王佐材。“萧曹不足道，管乐何云美。戎衣一袭天下平，重使斯民见伊吕。……试掷腰问鹿庐剑，定作蛟龙跋浪游。”
在南阳镇总兵署内，借助于电报这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杨度得知了很多时事，并以他的经术为标准做出评价。如当时朝廷主张裁减军队，杨度以为，裁兵自是圣论所主张的，但那必须在民信之后。“民未信而去兵”，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朝廷颁布改试策论的上谕，首场历代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二场时务策五道，三场试四书论、经论三首。这比八股好了很多，杨度极为认同。但他又认为“先史事、时务而后经术”的做法，是“知一而未知二”，因为经术远比史事、时务更加重要。
在南阳镇时，杨度还去天主教堂参观，见到了会说汉语的意大利籍主教安西满，并见识了诸多“奇技淫巧”。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以“礼失求诸野”相比喻，以为那不过是中国失传了的东西。当看到上谕“民间如有能制洋器与著书二十万言以上者予官”时，杨度极为不解，洋务有何可谈？至于要用二十万言？他断定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正值维新运动之际，道府著令专折奏事，布衣都可上书，比起几个月前自己撰成《大阅赋》尚且要找人代奏来，情已经好了很多，可谓“朝政振作”。然而，杨度犹有疑虑。“未信而谏，不见能行，此时犹不鸣不飞之时也。”康长素不明白这个道理，“四上书”，康有为无非是胆子大，敢言，敢说，所长在胆略，见解未必对。得知康有为被光绪皇帝派到上海去办报后，杨度又不由得替他抱屈。朝廷以康为能才，却又派他去主持报馆，美其名日“委以重任”。办报算什么“重任”？此类话只能欺骗康有为这样的人。
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百日即终。’农历八月初八(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由维新风云人物一变而为罪犯。杨度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八月十五。他一反以往对康有为的鄙视与不满，称赞康有为是“直言获罪”，并说“荣哉长素”。
此后，杨度一直关注朝廷动态，反复在心中推构康有为获罪的前因后果，以为康长素获罪是不识时务，朝廷昏暗如此，还想有为，不死已算万幸。杨度回顾自己与康梁等人的交往，颇有遗憾。他遗憾什么呢？他说，想当初在京师时，康梁等人风头正健，我多次想教教他们“谁与易之”之道，可惜未果。康长素失败了，是我的过错了。P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