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千古未有之变局
泊乎海禁大开，中外互市，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来同之盛。
郑观应《盛世危言》
19世纪中期，对中国历史来说，好似突然出现了一道时空的裂缝，全体中国人一下子跌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有太多陌生的事物，突然间涌现在他们的周围，这对以往习惯遵守老祖宗流传的规矩、安土重迁的华夏民族而言，变化实在来得太急促，也太猛烈。
胆敢冒犯天威的蛮夷戎狄之邦，不再从北方塞外骑马南下叩关，却改从南方海上驾船而来。中国清政府的军队，还没看清楚敌人，就已经被猛烈的火炮轰击，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列强予取予求，胁迫清政府签订各式各样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从万邦来朝的宇宙中心，一变而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次殖民地。
中西学战造反革命
身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遇之强敌，中国文人亟欲寻求医国良方，因而展开大规模的学术论战。
洋务派见到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非中国所能及”，因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在物质上，中国应“舍陆登舟，变夏为夷”，借“师夷之长以制夷”以求富强！
但保守派则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正是因为当代人忘了老祖宗所传下的成法，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恢复固有中华文化上的纯粹尚且不及，身为中国朝臣，竟然对外来蛮族存心向往，实在是大逆不道，数典忘祖！
保守派与洋务派争辩不休，来来往往，却无法为当时的中国，找到光明的出路。
相对地，在文人学术论战外，面对大时代的变局，也有人选择行动，以体制外的激烈手段，代替文字上的空谈，于是抡起了刀枪，诉诸力量。
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势力曾遍及中国最精华的东南十省，满清八旗、绿营军皆无法抵御，迫使清廷不得不乞求地方私人武力的协助，间接也使长久为满洲人所垄断的政治权力，旁落到汉人手中。1869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部队，在扬州被剿灭，一场历时18年，横跨清朝三个皇帝统治的内乱终告结束。
“太平天国”覆灭，但是其部分的积极理念，却引发下一代的革命火种。广东香山县的一名孩童，自幼听太平天国的老兵讲古，长大后，在香港创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鼓吹“革帝王专制的命”，他便是在“四大寇”中以“洪秀”之名为当世所熟知的孙文，日后真的与一班志士起义，创立“中华民国”。
大时代小人物，开始西进
大人物在大时代的舞台上进发光芒，但大多数人仅是在舞台下载沉载浮的观众，力求生存，只希冀不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他们是无法载入史册的小人物，但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大清虽然还是大清，广州城也还是广州城，但有一些事物已经开始转变，而且不可逆了。
以往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只能在中国城市外的一隅，眼巴巴地盼等富裕中国可以卖给他们生丝、茶叶……虽然在广州，与洋人通商已有百年历史，但真正亲身跟洋人接触过的中国人，毕竟还是少数，可是在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以后，一切都改观了，青天白日之下，“洋鬼子”就能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城内逛大街，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也得对他们鞠躬哈腰，试想这样的景象对一般平民百姓的冲击会有多大？连广东都难免如此，更遑论中国其他省份。
日子还是得过下去，有些人开始跟这些“洋鬼子”沟通，大家才发现，原来在外面有个“世界”比“天下”还大，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还听他们说，从中国往东渡经数月的航行，有片挖掘不尽的“金山”……
当一群文人高官，仍在朝中争论是否该开办夷务的时候，中西文化却早就在民间以各种形式展开交流，有的人在中国经由教堂或商务往来接触西方文化，甚至还有人借由工作或留学直接踏上西方的土地。
一位造船工程师和他的音乐家族
有一位造船工程师，他与他的家族就从这样一个时代孕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这个家族身上，借由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正是因为音乐陶冶了他们高尚的品格，使他们即使身处不安与蜕变中的社会，也能从容以对，借由始终如一的处世态度，谱出一篇篇动人的乐章。
他们的故事，同现代中国的起始点一样，要从18世纪中国南方的广东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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