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激扬文字,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足以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为国民忧,为天下苍生忧,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传奇的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钻营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们嗤之以鼻的,正是大师们孜孜以求的。那么,就请你打开傅斯年的这本《中国人的德行》,让我们共同守望文化的火种,坚持文人的精神,珍惜永恒的经典。
《中国人的德行》是对傅斯年先生关于人生、社会、文艺、教育等方面的散文、演讲及论文的收集和整理,也是对他一生思想走向的重新挖掘和评估。
作者运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国民性的本质,他深感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体,却又因为文化素质等原因而难以承担强国的历史责任。他热切地希望唤起民众,利用教育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启迪民心。他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宣传,对传统文化教育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对社会改革的设想深深影响了数代青年学子。
《中国人的德行》语言流畅、激情洋溢,作者无论是对人生、对民族、对社会,还是对国家都饱含深情,其文风格豪放,对当时的政治人物与敏感事件大胆臧否,放言无忌。嬉笑怒骂间无不显现着一代宗师的从容与睿智。这是一部值得国人细细品读的经典之作。
中国狗和中国人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P5-7
孟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
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