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编著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的第一至四章正是围绕建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展开叙述,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五至八章,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第九、十章,着重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每章着重叙述某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组合在一起又是个整体,比较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
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从各个不同视角的阐述和解读,坚持用事实说话,尤其是重要时段和关键问题着笔更浓重些,力求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交代清楚。写作中避免空泛的议论和枯燥的大段引文,而是在弄准讲清史实的基础上,夹叙夹议,画龙点睛,回答一些人们关注或疑惑的问题,努力达到思想性、学理性、知识性、可读性的统一。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由邵维正编著。
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和出席人数是如何考证的?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泄密的,闯入会址的密探究竟是谁?出席中共一大的“第十五人”——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身份是如何发现的?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十三位代表后来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会有巨大的不同?……《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运动翔实丰富的史料,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专题的形式,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行阐述和解读,解开中共一大召开的一个个“谜”,客观地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中国才、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1月22日,工团事务所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山东等地的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援天津工人,掀起了反帝斗争的热潮。
这次大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五六个月之久,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将老西开地区改为“中法共管”。所谓“共管”,固然是中国的损失,但它使法国侵略者完全霸占老西开的阴谋未能得逞。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组织了“工团”,成立了“工团事务所”,采取了一处罢工、各方支援的联合行动,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精神。这次罢工,具有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中国工人运动自觉性萌芽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一次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是1916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为反对封建统治而举行的罢工。
江南造船所的前身,是江南制造局。它南濒黄浦江,东、西、北三面都筑有一丈多高的砖墙,墙外还有壕沟。大门前的4根黑漆大柱上,挂着“制造重地,闲人莫入”的虎头牌。虎头牌上挂着专门用来拷打工人的“水火棍”。大门两侧蹲着两只石狮子,旁边站着端枪的士兵。从外表看,俨然是个封建衙门。
在江南造船所做工的工人,必须挂着表示卑贱身份的腰牌,以便随时接受监督。稍有反抗,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在局里示众。工人每天放工后回家,必须经过巡缉队搜查,才能出厂。这种侮辱人格的搜身制,早已激起工人的愤怒。
这年的11月25日下午,有几个铜匠奉命去黄浦江边修理兵舰。当他们出所去干活时,巡缉队排长李孔林上前搜查,发现他们带着工具物料出厂,就说是“偷窃”。
这时,有个铜匠上前说明,李孔林不由分说,上去就打了他一个嘴巴。其他几个铜匠上前说理,也被打了几个耳光。
几个铜匠忍无可忍,进行还击,与李孔林扭打起来,李孔林鸣笛召来十几个同伙,殴打工人。
消息传开,全所一千多名工人自发罢工,以示抗议。
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巡缉队队长路发拱闻讯,急来劝解,要求工人回各自岗位工作。工人坚决要求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林,否则,誓不开工。
第二天,全所工人继续罢工,厂方不得不接受工人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取消搜身制,查办李孔林,以示惩戒。
由上述情况看,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斗争,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而逐步发展,不断前进。但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多是采取破坏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等手段。工人群众也参加了某些政治斗争,但都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下进行的。工人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显著增加,但工人群众的组织基本上还处于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落后的组织开展显然不利于无产阶级团结斗争。因而,从总体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阶级。
自在阶级,相对于自为阶级而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述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成熟程度不同阶段的术语。所谓自在阶级,指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看到贫富悬殊等一些现象,但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自己深受苦难的根源。对资本家进行一些自发的、分散的斗争,仅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无产阶级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自为阶级,指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在斗争中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来同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新兴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镇压学生,五四运动面临夭折危险。在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了!
历史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集中了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经营的现代工商业,也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中产生最早、力量最集中、革命性最强的一部分。据1920年的初步统计,上海工人阶级已发展到50余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l/4左右。
在运动之初,工人这支新兴的力量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6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人去动员商人罢市,唯独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像对待商店主那样跪求其予以声援。当电车工人、电话局接线生要求罢工时,一些学生还劝说工人不要罢工。他们担心工人罢工后,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将发生困难,罢工难以坚持。
然而,国难当头,岂能坐视!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以高度而又自觉的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展开罢工斗争,声援爱国学生的革命斗争。
6月5日,日商棉纱厂的华工挺身而出,在“不替仇人作工”的口号下,首先举行罢工,发动了意义深远的“六五”反帝爱国政治大罢工。
对于日商华工这次罢工,《申报》作了如下记叙:“上午11时30分,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亦全体罢工停作;下午一时半,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亦相继停工罢作。该工厂共有工人二万余人,亦可见吾民之爱国心热矣。”
同日率先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
自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全国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过渡到自觉斗争的序幕。
6月6日,罢工范围迅速扩大,各行业工人纷纷行动起来。
这一天,华商电车公司的全体工人和英美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的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上海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海关印刷工人以及华锦丝厂等各业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求新机器厂工人的公开信,表达了上海工人的心声:“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心,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6月6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并捐资建设造国耻纪念牌楼1座,帷期革政府之心,救亡国之祸。中国甚幸,同胞甚幸!”
据《新闻报》记载,求新机器厂工人集体捐款“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日‘毋忘国耻’,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
淞沪护军使当局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动员了全市警察和驻沪陆军一个师,妄图镇压反帝爱国运动。
英、美、日、葡等国计划武装“万国商团”,协助上海当局镇压群众;英国连队在老闸捕房;美国连队在虹口捕房;葡萄牙与日’本连队在虹口区……
但是,上海工人阶级毫不畏惧,对帝国主义武装镇压进行了英勇反抗,指挥这次镇压工人行动的奇南、琼斯两巡长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连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群中国人,齐心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大家袒胸露臂,拍着胸膛对巡捕和商团说,‘你们刺吧,你们刺吧’!”“中国人对刺刀表示毫不畏惧,使巡捕和商团感到非常棘手。”
工人和爱国群众的统一行动,彻底打乱了上海的反动统治秩序。
6月7日,沪宁、沪杭铁路总机厂工人罢工。
6月8日,日本内外棉第七、第八、第九纱厂工人罢工。钢铁、机器、造船、纺织、交通各行业工人加强了相互联系,开始酝酿实行总罢工。
同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连电告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6月9日,全市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清洁工、邮递员以及江南船坞、英资耶松老船坞、美资慎昌洋行、英美烟厂等厂工人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表示:“非达到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
当日,驻沪帝国主义外交团借口维持“租界治安”,加强了武装干预,急调英国军舰来沪,并将英美驻沪陆海军,分布要道,实力巡防。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惊呼“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已经忍受不了当前的严重困难,以至我们不得不请求我们的政府转劝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要求”。
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和全体海员工人举行了罢工,上海对外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
上海铁路工人罢工,是从吴淞总机厂开始的。吴淞总机厂是维修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机车车辆的工厂,铁路工人最为集中。6月7日,吴淞总机厂工人宣布罢工。
消息传开后,沪宁、沪杭两路工人决定,从6月9日起举行同盟罢工。上海铁路局局长和英国总管克利叫工人派代表去铁路局谈判,企图阻止工人罢工。
克利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要罢工?”
工人代表说:“商学各界罢市罢课,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我们工人是国民一分子,理应同商学各界一致行动。”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9日,沪宁、沪杭两路照常通车,铁路局把工人的要求,电呈北京政府,限48小时答,否则罢工。
然而,北京政府对工人的要求却置之不理。从10日8时起,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东南铁路交通立即中断。
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均安公所(轮船上的水手组织)董事、在英商太古公司轮船上当水手的朱宝庭,即着手联合焱盈社、联益社的海员去码头,要求严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
6月10日,准备开往宁波的“北京”号和“宁绍”号两轮首先发难,宣布罢工。随后,开往长江各港的“大通”等轮船的海员也离船上岸,参加罢工的海员约有五千人。 这是中国海员第一次罢工。英国领事让上海总商会出面,动员海员开工。
P104-108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艰辛而又辉煌的90年历程。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中国共产党的“源”和“根”,就是党的由来和创建。过去、现在、未来,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的时候,回顾和研究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来,很有意义。
提起中共创建,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西方早就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舶来品”、“卢布党”;海外有些人则散布‘‘早产论”、“苏俄移植论”;国内也有些模糊认识,以为在中国建党“缺乏群众基础”,是“几个先进知识分子搞起来的”,等等。这关乎党的性质、建党的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确有弄清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是偶然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摆到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华民族是不会甘愿长期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寻找国家的出路,持续不断地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斗争。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斗争,以统治阶级内部开明阶层发起的洋务运动,以及维新派推动的戊戌变法,都曾掀起一波又一波浪潮,但是最终都失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20世纪初叶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学说,发动了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为主要目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经过多次惨痛失败之后,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第一次确立起共和体制,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起人们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一批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重新在探索国家的出路,随着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已是呼之而出。再从国际环境来看,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倡导的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促进了中国的建党进程。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正确选择。
本书的第一至四章正是围绕建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展开叙述,论证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把必要性和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大量细致而有效的组织工作。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建党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以及国际条件日趋成熟。1920年夏秋,经过必要的酝酿准备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北京展开了建党的实际工作,在这两地率先建立起地区性的党组织,并以多种方式与相关城市的志同道合者通报情况、建立联系。部分城市的建党骨干纷纷响应,由于各地政治环境差别较大,活动方式有所不同,而建党工作都在积极展开。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中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尽管各地建党时间和活动方式有些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把建党活动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组织青年团等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两个方面相互促进。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并建议早日召开党的一大。李达在征求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之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2名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后期遭租界巡捕房侵扰,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了大会议程,由此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本书的第五至八章,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
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和性质,成立了中央机构,标志着组织建党的完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作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全国集中统一的战斗力强的组织,而且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方针和纲领。党的一大明确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这是正确的、可贵的,然而由于会议比较仓促又缺乏经验,没有来得及制定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这项使命历史地落到党的二大肩上。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当前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完善党的创建工作。党正式成立之后,有计划地展开了以学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实际工作,不久就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面貌。
本书的第九、十章,着重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
从上述对本书简要梗概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本以党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性党史读物,可分为三个板块,全书10章呈现出“四四二”结构,形成一个体系。每章着重叙述某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组合在一起又是个整体,比较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
鉴于中共党史已有多种版本的专著和读物,又考虑到各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和多数人的阅读习惯,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从各个不同视角的阐述和解读,坚持用事实说话,尤其是重要时段和关键问题着笔更浓重些,力求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交代清楚。写作中避免空泛的议论和枯燥的大段引文,而是在弄准讲清史实的基础上,夹叙夹议,画龙点睛,回答一些人们关注或疑惑的问题,努力达到思想性、学理性、知识性、可读性的统一。这段历史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纷繁复杂,头绪繁多,作为一本专题性的读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件件罗列,而是围绕党的创建这条主线精心选择,有取有舍,既能说明问题,又不把篇幅拉得过长。如果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看了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比较深人的了解,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是人民出版社献给党的90周年华诞而策划立项的中共党史重点图书之一,是立体展现和深度透析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专题史新作。
本书由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担任主编,西安政治学院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杨邦荣主任、杨玉玲副主任担任副主编。邵维正主要负责内容体系设计、编写指导和文字统稿等工作;杨邦荣主要负责编写的组织协调、重点章节指导把关等工作;杨玉玲除担任撰稿外,完成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各章撰稿人如下:王亚玲撰写第一章、第二章,杨玉玲撰写第三章、第四章,钱均鹏、鱼泳、李卓琼撰写第五章、第六章,李怀录、黄建胜撰写第七章、第八章,孟俭红撰写第九章、第十章。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西安政治学院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齐三平院长、刘强政委对本书的撰稿工作十分关心,多次给予鼓励和指导;乔军副院长、科研部徐自军部长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人民出版社陈光耀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借鉴了其他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