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冶泽编著的《老城门》是《老重庆影像志》丛书之一。《老城门》将照片按不同地域分类，分别介绍，图片收集不仅局限于老重庆城区一带，也包括重庆直辖市辖区内各区县有代表性的老城门。借以唤起人们对重庆老城及各区县城镇高墙环绕的历史记忆。《老城门》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唐冶泽编著的《老城门》是其中一册，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设计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老城门》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

总序

前言

重庆城建史略

九开八闭的重庆古城

朝天门

东水门和翠微门

太平门和太安门

储奇门和人和门

金紫门和凤凰门

南纪门和金汤门

通远门和定远门

临江门和洪崖门

千厮门与西水门

佛图关

历史悠久的巴渝古城

江北古城

合州古城

铜梁古城与安居古城

涪州古城

忠州古城

万州古城

云阳古城

奉节古城

巫山古城与大昌古城

巫溪古城

黔江古城

星罗棋布的古寨城堡

钓任一城

白帝城

皇华城

多功城

磐石城

天生城

龙崖城

万寿山寨

涞滩寨

其他

后记

三国时修筑重庆城的是李严。李严，字正平，汉末南阳人。初为益州牧刘璋将，刘备入川后归之。刘备临死前在白帝城托孤，他是与诸葛亮一起接受顾命的大臣之一，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白帝城)专事防吴。蜀后主建兴四年(226年)春，李严移驻江州。这时的江州城，大约因人口滋生而显得城小地狭，西汉巴郡太守但望曾说过，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东汉有一段时间甚至将郡治迁到了北府城(今江北)。再从军事上看，此前的江州城主要建在半岛尖端及长江河谷一侧，陆路易被居高临下攻击，不利防守。所以李严扩大城池，修筑了周围十六里长的城墙。汉代一里的长度，据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为414米，十六里则有6 624米。大城主要是向西扩展，把城墙修到了重庆半岛的山脊上。当时可能只有两个城门，一名青龙，一名白虎，从名称看应是东、西二门。另外又在城北储粮之地修了仓城。这基本上就把重庆半岛东半部分的主要险阻地形都包括了进来。不过，这次所筑城墙之遗迹也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踪影，故其具体位置还难以确定。

在李严之前约540年，史籍中记载第一个在江州筑城的是战国时期的张仪。张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他是鬼谷先生的弟子，与苏秦是同学，后被秦惠文王用为相，为秦国的崛起立下大功。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蜀王伐其弟苴侯，苴侯跑到巴国去寻求政治避难，巴王没有能力保护他，于是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张仪与司马错率军伐蜀。灭蜀后，张仪见巴地富庶，又派兵直取巴国，将巴王俘虏，巴也就此灭亡了。这真是引狼入室的千古教训。

巴亡后，秦在原巴国统治地置巴郡，在原巴都置江州县，为郡治所在。张仪在江州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不过，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个字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巴志》中的“仪城江州”，因此其详情不得而知。但据考古发掘，在半岛尖端一带发现多处战国至西汉的古井、陶器和瓦当，可知这里当时有居民聚居。据有人推测，张仪所筑的城大约在今千厮门一小什字一东水门一线的北面，而且主要部分在山脊之东的长江一侧。

如果再往前推，有关重庆城垣的情况就只有间接的推论了。因为巴国没有可识的文字流传下来，又僻处边远之地，中原典籍极少记其事迹。大家都知道巴蔓子将军的故事：巴国发生内乱，蔓子许楚三城而请楚出兵平乱，事后蔓子拒不与楚城，而以头谢之。这三城不知是何城，但肯定应是近楚的边城。既谓之城，当有城垣。以边城而有城垣，作为巴国国都的江州，又岂能是不设防的城市?不过，当时的巴都(包括张仪城)究竟建在哪里，实际上至今仍未真正弄清。后世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建在今重庆半岛上，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但其中又有认为在半岛尖端一带的，也有说在半岛靠中间一点的；二是认为在今江北嘴，即与半岛尖端相对的嘉陵江北岸，不少专家持此看法；还有一说是在巴县西或西北，见于一些古籍记载。但这些说法都带有相当大的猜测成分在内，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须今后加强城区考古发掘来证明。

在彭大雅建城之后，还有一次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这就是明初戴鼎筑城。据清乾隆年间王尔鉴修《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根据这段记载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筑城的时间是“明洪武初”。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共有31年，既言“初”，应不出前十年之外，否则就应该说是“洪武中”了。戴鼎的官职为“指挥(使)”，这是军事卫所的最高长官。重庆置卫据《明一统志》记载是在洪武六年，则戴鼎之任也只能在此年之后。因此，其筑城的具体时间，应在洪武六至十年，亦即1373—1377年之间。第二，城是“因旧址”而筑，可见是在原有旧城(应当就是彭大雅所筑之城)基础上加筑，其城市规模应当没什么大的改变。第三，是“砌石城”，可见此前筑城没有用石，最多只是用砖包砌土墙。第四，其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据考证明代量地，一尺的长度为0．326 5米，则此城周长为8 687．2米，与李严所筑城相比，长了2 063．2米，也即戴筑城长度是李筑城长度的1．31倍。在几何图形中，圆的周长每增加K／倍，面积会相应增加力。倍。这就是说，如果城是正圆形的话，“戴城”的面积会是“李城”的1．72倍。当然重庆城不是个正圆，史籍记载与考证的K度也并非十分准确，因此面积的增加不会这么多，但有所增加则是肯定的。据此可以说明由李至戴所筑城……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艳，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本书是一本介绍重庆地方历史风貌的读物。作者在参考大量他人著作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认识与研究，本书也使用了许多公开出版物中所发表的照片，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还请谅解，并致谢意。本书由冯庆豪同志选点和拟出提纲，并提供了许多资料，然后由唐冶泽同志执笔写作完成。因时间仓促，资料有限，许多地方也未能进行实地考察，所以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将来若有机会，当作认真修改。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周围许多人的各种帮助，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