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638年2月27日－713年），是佛教禅宗祖师，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是南禅宗的实际创始人（禅宗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完全中国化、本土化了的佛教流派，在它形成后，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艺创作）。

陈中浙著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的世界》将带领我们走进惠能的世界，去发现如何摒弃无谓的妄想执着，降伏那颗贪欲的心，安住那颗外驰的心，以便早日“明心见性”，觉悟人生，做一个身心喜悦、自由自在的人。

惠能（638年2月27日－713年），是佛教禅宗祖师，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是南禅宗的实际创始人（禅宗是在中国固有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个完全中国化、本土化了的佛教流派，在它形成后，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艺创作）。惠能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与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并列为“东方三圣人”。惠能的一生是鼓舞人们向上的励志史，具有宁静致远的人生意境；而其思想中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坛经》的内容博大精深，是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唯一被尊为经的佛书。是禅宗最重要的典籍，也是中国哲学史的经典之一。

惠能在《坛经》中讨论人生的各种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的立场，而且也掺杂着中国的本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中国本土各家文化之间原本存在的隔阂之处，到了惠能这里就变得圆融无碍了。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的世界》分为“发大愿力、践慈悲行、启般若慧、证菩提道、修无相法、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活在当下”九章，将惠能及其《坛经》对人们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的养成以及对人们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方面的积极意义，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呈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洗耳聆听大师的教诲，斋心享受最高的智慧。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的世界》作者陈中浙。

引言 惠能在今天

第一章　发大愿力

第二章　践慈悲行

第三章　启般若慧

第四章　证菩提道

第五章　修无相法

第六章　做本分事

第七章　持平常心

第八章　成自在人

第九章 活在当下

附录一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 

附录二 《宋高僧传·慧能传》 

附录三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

后记

成就自在人是不离开世间的

要发现并认识这颗本心，又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相状中进行，否则成就的自在也可能是假的，不可靠的。

释迦牟尼当年为了证得佛道，离家苦行苦修。在经过6年“日食一谷一麦，拔除全部头发和胡须，不洗头不洗澡，与墓地腐烂尸体睡在一起”的苦修后，最终一无所获，反而身体消瘦，奄奄一息，濒临死亡。后来，佛祖觉悟到苦行并不是正道，不能帮他解脱。于是，他放弃了这种脱离世间、非人生活的苦行，到尼连禅河中洗去6年的积垢，随后接受了一位牧女送给他的一碗乳粥。在体力得到恢复后，佛祖在伽耶城外一棵菩提树下禅定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大道。这一天是十二月八日，佛祖时年35岁。

释迦牟尼的这段证悟经历说明，肉体与精神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只有通过对肉体的折磨才能使精神获得解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今天佛教中的很多清规戒律，在释迦牟尼那里是没有的，绝大部分是后来人附加上去的。出家是为了更好地证悟佛道，而遵守一定的戒律，其目的也只是更好地帮助证悟而已。但是，如果在家也能证悟佛道的话，为何还非得远离世间去求得清净呢？后来之所以又出现了那么多的戒律，主要还是因为无休止的欲望阻碍了人们的修行。因为人有太多的欲望，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得到了以后，还会想要更多。这无休止的欲望，使人忘记了本心，忘记了自己，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外面的“形形色色”，这是没法证得佛道的，也会渐渐远离佛道。所以，必须有一些东西出来约束欲望，这样清规戒律就出现了。可见，戒律的目的是制止人的欲望，把欲望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便人们更好地去修行。反之，如果人们有定力看守住欲望，使身心不外驰，那些戒律的存在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如此说来，只要有清净心，有定力守护住身心不外驰，那在世间也是照样可以成就佛道的。同样，即便远离了世间，获得了自己所谓的证悟，但是有一天到世间因遇到“形形色色”的外物而动了心，那之前的修行就都白费了。面对世间的“形形色色”尚能修得佛身，才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圆满。佛教中曾有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说他在家拥有很多财产，奴婢成群，儿女满堂，但是由于他聪慧无比，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所以他对佛法的感悟比佛祖的十大弟子都厉害。《维摩诘所说经》就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家也能修成佛道的事例。维摩诘是男性代表，还有一个女性代表叫胜蔓夫人，也是如此，她能在家代佛说法。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佛教信徒，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后来，惠能干脆就说真正成就大自在的人，是绝不离开日常人伦世间的。如果为了自由自在而一定要抛弃世间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故意要在兔子身上找一个角出来那样可笑。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般若品》）这就是惠能对佛教的改革，他大胆地把高深莫测的佛法还原为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生道理，把高高在上的菩萨拉到了人世间。近代有位律宗大师叫太虚，他对佛教也做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说法。他在《人生的佛教》里讲：“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如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规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这大概也是对惠能思想的一种呼应吧！P131-132

惠能在今天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去广东省视察。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你们知道吗？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1684—1753年）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这是50多年前毛泽东说的一段话。看得出来，他不但深读过《坛经》，而且还很认同，对惠能也很赞赏。后来，他还在不同场合（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惠能与《坛经》，也都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曾为毛泽东管理了17年图书的逄先知先生就说：“《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毛泽东精通中国古代文化，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作为这样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如此重视禅宗肯定是有很大理由的。惠能与《坛经》应该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禅宗、惠能与《坛经》

在领会与学习50多年前毛泽东要大家都“应该好好看看《坛经》”这句话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禅宗、惠能和《坛经》以及三者的关系做一个介绍。

何谓“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安宁。在这种意识状态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观照，最后会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这种禅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其中佛教对它尤为看重。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一位僧人叫达磨，他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历了600多年，可能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处久了的缘故，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觉，而两者的关系也到了需要做出总结的时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禅”的称谓，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强的智慧，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大胆创新，将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现世化，创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这种宗派与别的宗派不一样，它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即不需要识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钱物的施舍，只要有机缘，马上就可以顿悟成佛。可以说，这是把印度佛教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其变成一种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会了马上就能用的宗派。这种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层民众的拥护与传播。自禅宗出现之后，当时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以及受武则天大力推崇的“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更远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家与地区。连佛教创始国印度也建有南华禅寺，弘扬中国的禅宗。可以说，在中国或接受中国“禅”文化传播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禅”甚至成为了“佛教”或者“佛学”的一个同义词。因此，准确地说，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而成的一个宗派，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把佛教成功中国化并创立禅宗的这位具有超强智慧的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惠能（638—713年）。

惠能的祖辈姓卢，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一带）人。因他父亲做官被贬至岭南新州，也就是现在广东省新兴县东门一带，惠能就出生在那里，所以也就成了新州人。但惠能3岁时，父亲去世，他便由其虔诚信佛的母亲含辛茹苦扶养成人。稍长，他就靠卖柴来养活母亲度日。可以说，惠能出身贫寒，没念过书，也不识字，在当时来讲，算是社会最底层的贫穷人家子弟。后来，他在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法师那里学佛法，由于其天资聪颖，见解独到，就被老师弘忍禀为六祖传人。

惠能从他继承衣钵一直到去世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广东一带传法。有一次，他在广州光孝寺…的一个戒坛上传法，其中一个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讲法过程及其内容记录了下来，并加了一个总题目——《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简称《坛经》，这就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当然，《坛经》里的内容并不都是惠能在这里讲的。由于惠能不识字，讲法时都是大白话，所以《坛经》记录下来的也基本是白话。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钱穆就说《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作品”。当然，这种赞誉，并不是本书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坛经》的书名已经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籍。按照佛教的说法，只有释迦牟尼佛说“法”集结成的书，才能称为“经”。此外，无论是小乘的“罗汉”，还是大乘的“菩萨”，他们的著述只能称为“论”，是没有资格称为“经”的。而现在竟然把一个不识字的樵夫说的白话，称之为“经”，而且还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一部重要典籍，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的佛教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毕竟发生了，而且还得到了千百年来人们的认同与拥护。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极为伟大、光辉的一件事情。

由于年代久远，原来只有一本的《坛经》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多个版本。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要有四个版本。一是惠能的弟子法海记录的原始本，叫法海本。这个本子自唐末以来并没有在社会上得以流传，直到100年前，才在敦煌被发现；二是唐代惠听和尚传下来的本子。惠昕本和法海本相比较，在内容、字句、数量方面都有些出入；三是契嵩本。这是宋代杭州灵隐寺的名僧契嵩收藏的一个本子。契嵩本的内容更多，与法海本的出入也更大；四是宗宝本。这是元代广州光孝寺的宗宝和尚收藏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内容最多，有2，4万字左右，比法海本整整多了一倍。但是宗宝本由于文字畅美，境界通达，比前面的几个本子都好，所以长期以来，它几乎成为《坛经》唯一的流行本。本书选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出现这么多的版本，其实也是后代的禅僧们希望借惠能的名望来阐发自己的新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惠能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印度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惠能这里是圆融无碍的  禅宗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惠能与《坛经》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这当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在我们现在看来，惠能在《坛经》里肯定向人们传达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人们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对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的养成，乃至对人们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形成一定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坛经》内容博大精深，依约的佛教经典包括《大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其中以《维摩诘所说经》与《金刚经》为重点。不仅如此，《坛经》对同时代的中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等宗派的思想也都有涉及。这些都说明惠能在《坛经》里说的话与印度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坛经》是有印度文化的性格在里面的。而且这种性格，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贯穿于惠能思想的一条主线。

同时，《坛经》中也隐含着大量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性格。例如，儒家的性善论，道家、道教、玄学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有与无的关系，儒家、道家、墨家重视的个人自力思想，以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言意之辩”、形神观等等这些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关心的重要问题，在《坛经》当中都可以找到痕迹。应该说，惠能在《坛经》中讨论人生的各种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的立场，而且也掺杂着中国的本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中国本土各家文化之间原本存在的隔阂，到了惠能这里就变得圆融无碍了。

例如，在对名利这些身外之物的看法上，惠能就认为不能将其执着为实有，要脱离这些外在事物的束缚。但他同时也说，摆脱对外在事物的执着，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而是该要的时候，就要积极去争取，但一旦要不到，就必须马上放下。也就是说，相来了就去应对，相去了就放下。这既有道家出世的风范，也有儒家入世的精神。再拿成佛入圣来说，在惠能看来，每个人都有成佛入圣的潜在可能，只是你有没有去想、愿不愿意罢了。只要充分调动积极性，“明心见性”，便可以瞬间顿悟成佛，对人生的各种问题不但豁然开朗、清晰明了，而且还充满自信、自在的喜悦，这是对个人能力的充分肯定。而且这种成佛入圣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这是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成佛入圣只能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去完成，这是对儒家入世理念的重视。在惠能的心目中，一个修行者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觉觉人”，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自己摆脱一切束缚，什么都要放下；“下化众生”就是为他人着想，为社会服务，什么都要提得起。这才是佛法，才是真正的禅。这样的人生才是圆满的人生，精进的人生。

当然，这样来描述惠能大彻大悟、融会贯通之后的境界，是粗略与浅薄的。不过本书“引言”的权利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而对于这两种文化，惠能是怎样展开一番演绎、消融，怎样打通它们之间的隔阂，其间的心得、奥妙还是交给惠能本人在本书的“九章”中细细道来吧！惠能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站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对惠能当年“变法”的成功发出由衷的感叹——这是一场人类智慧所能表演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种外来文化消融在另一种文化之中，使得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文化构成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它也能把世间充满贪、嗔、痴的凡夫俗子变成无拘无束、自强不息的有为君子。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大运动，更是一件人类智慧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的大事件。

应该说，惠能“变法”的成功，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人在思想精神领域里开辟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自此以后，中国人的性格与命运，中国人对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方式，乃至审美理想也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就拿人们的安身立命来说，中国本土各家文化与禅宗给出的“招式”就很不一样。儒家由于事先设置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所以希望人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所有行为，都要时时刻刻符合这“五伦”关系的要求与标准。符合了这些规定，就是体现了“天道”。如果人们极尽所能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与标准，最后也无可奈何，只能把它归结为“天命”如此。这从孔子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尽人事安天命”这句话中就可以得到了解。可以说，儒家事先设置好一个平台，然后把人们积极地推向这个平台，但它并没有给人们留下自保的退路。所以，历史上那些学儒学得入了迷的人，一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不是“杀身成仁”，就是酸溜溜地哀叹几声命运不济便不了了之。

当然，儒家创始人孔子这么给大家出点子，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如何迅速地恢复秩序是当务之急。所以，孔子就把历史上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礼乐”文化，作为一面旗子立在世人面前，希望能给人们引引路，即便到不了终点，也至少使人们走的路不会太偏离方向。这就是历朝历代明知孔子的那一套东西很难真正落实下来，却还要高高地从国家的角度来宣扬的原因。虽然孔子这么定了调，但汉代的董仲舒对孔子的说法还是做了一些改动，后来宋儒们索性直接从佛教，尤其是惠能的禅宗那里，借取了很多东西来完善和丰富孔子的说法。

道家的做法与儒家不同。就拿老子来说，他是极力主张拿自然规律中的一些道理来引导人们做事，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错误，尽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体方法上，老子主张：如果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如果为了保身，免遭祸害，就在适当的时候要急流勇退；如果为了超脱，便学“祸福相依”的道理。总之，这完全是从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在应付权谋上做打算。老子这么想，与他的职位有一定的关系。他当时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职位使他对历代王朝的得失盛衰了如指掌，知道怎么样可以避免衰，怎么样可以盛。在让人们积极做事的态度上，老子的这种做法与儒家接近，但比儒家更激进。他的这种态度比较危险，弄不好会把人变得阴险、狡猾，甚至于会把性命赔进去。放眼中国历史，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不同程度地袭取老子的权谋法术而小获成功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真正接近老子所设想的圣人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庄子在这一方面与老子不太一样。庄子一生主要游历于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中间，与渔夫、船夫、工匠、屠夫、农民交往密切。在他看来天下是沉浊的，世俗是不堪相处的，自己不屑于同流合污。他极力退避其中险恶、奸诈的种种利害关系，追求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为的“无所待”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既然世俗不好玩，我就干脆不跟你玩，退出游戏规则之外，我自己立一个规则玩。所以，他对于好朋友惠施这么喜欢做官是很不屑的。据说，有一次庄子出游，途经梁国。梁王知道庄子要来，就想让庄子来当宰相。这可把暂时代理梁国相位的惠施急坏了。于是惠施决定在梁王见到庄子之前要搜捕到庄子。庄子知道原委之后，就主动找上门来，给惠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乌鸦，得到了一块腐烂的老鼠肉，非常高兴，把腐肉当宝贝一般衔着。这时空中有一只巨大的鸟（即凤凰）飞过，乌鸦害怕凤凰抢它的腐肉，便发出“吓”的一声来恐吓凤凰。凤凰听见后，嘲笑乌鸦：我非高枝不栖，非美餐不食，非甘泉不饮，区区一块腐肉，怎么会去跟你乌鸦争？这就是庄子的生活态度。对别人来说是宝贝的东西，于他而言却是一块腐肉而己。

庄子的做法是叫人积极地后退，与老子不一样，与儒家也不一样。庄子的这种生活态度如果学得好，就会使人成为无所依持、自由自在、逍遥无为而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个体。按照庄子的说法，到了这种“无所待”境界的人，比起邀游九万里的大鹏与“泠然”而行的列子还要逍遥自在。可能是因为庄子思想中有这种性格，后人就经常把它拿来与禅宗做比较，在文人士大夫中间也出现了庄、禅不分的现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学庄学得不好，会使人颓废、消极，容易走极端、偏激，流于自然主义。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以及当时其他士人的一些做法，显然就是学庄子学得太过了的表现。

所以，在中国古代，如果叫人往前冲，就去学儒家：如何更好地冲过去，还要去学老子；反之，若让人后退，则要去学庄子。当然，老子有时候也会叫人后退。总之，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积极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这两种性格，却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且这两种性格不是“过”，就是“不及”。这种情况直到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才开始得到改观。因为惠能把原来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这两种性格，有机地融会贯通在了一起。这就给中国人在安身立命上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了这扇门，人们既能勇敢地前进，又能自如地后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的经历，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知道苏东坡一生非常关心国家政治，但是得意的时候少，失意的时候多。对他打击最大的一次，是他因为写了两首反映王安石变法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诗，而被政敌陷害，被捕入狱。他在被贬湖北黄州的第三个春天，有一次与朋友外出游玩，遇到了阵雨，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而他却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不久，天色放晴，他诗情大发，写了一首《定风波》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

 风雨也无晴。风雨也无晴”尤其道出了他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痕迹。“风雨”表示穷困、失意、挫折，“晴”表示通达、得意、顺畅。一般人的心态容易被外在的环境所左右，成功时得意忘形，遇挫折时一蹶不振。这样一来，心也就随着悲喜得失，起伏不定。而在苏东坡看来，风雨阴晴，不过是过眼云烟。当你强化风雨，就会被黑云压城，当你淡化、放下风雨，就会雨过天晴。

苏东坡的这番遭遇，如果被儒家的孔子知道了，他会说你明明为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而积极去做事，可是你忧国忧民的做法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这怎么行呢，要么杀身成仁，要么自嘲天命如此，就这样算了。儒家开不出后退的安慰药。如果被老子知道了，他肯定会说一定要想个策略自保一下，有机会还要把陷害自己的小人搞倒。但是庄子肯定是不同意孔子与老子给苏东坡出的这些点子的。他会干脆叫苏东坡离开，不要跟这个社会玩。而从苏东坡当时在黄州的情形，以及这首词所传达出的信息来看，他既没有与孔子、老子商量，也没有听庄子的话，而是去惠能的禅宗那里找药方了。你看，苏东坡受到冤枉，朝廷叫他去黄州他很听话就去了。在那里，他既没有想不通而杀身成仁，也没有在背后发牢骚说政府的坏话，更没有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反；相反还能自我消遣，耕田种地，写书作画，自娱自乐。这是因为，苏东坡已经学到了惠能在《坛经》里的至高“武功”精要——端得起，放得下。这种安身立命的“武功”招式，是儒家与道家所没有的。这就是为何中国人在读了自己的《十三经》、《老子》、《庄子》之后，觉得不满足，还要去惠能的禅宗那里找东西的缘故，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为何会有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禅宗对中国人安身立命方面产生的影响。而从国家主流文化的构成上来看，禅宗对中国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基本上确立了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它确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国理念和制定国家政治制度这些方面的主导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从汉代之后就逐渐被玄学、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一大批中国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给禅宗来打理了。可以说，在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包括在一些社会精英的精神生活领域里，禅宗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一些人就认为要想恢复儒家的文化独尊地位，确立儒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要借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西来重新构建儒家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的出现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除了对主流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产生影响之外，禅宗在艺术的审美领域也产生了作用。比如，从唐代王维开始，经过宋代严羽，明代“公安三袁”以及清代袁枚等人的大力提倡，禅宗与诗词就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之中。以苏东坡的一首禅诗为例来说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说人们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立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只有摆脱了主客观的局限，置身庐山之外，高瞻远瞩，才能真正看清庐山的真面目。诸如此类的禅诗有很多，可以说诗词曲受禅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禅宗对书画艺术的影响也非常大。历史上有两个人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位是苏东坡，他在书法史上直接参与和领导的“尚意”书风活动，以及在绘画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文人画”的概念，就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另一位是明代的董其昌，他用禅宗思想对山水画的发展所做的解释，整整影响了四百年的画坛。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最灿烂的文艺形式，如魏晋书法、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

惠能成功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运动。他的这番奋起而为，之前的先贤与之后的来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自觉现象，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代表的、被鲁迅概括为“魏晋风度”的个性解放运动，以及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若从社会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邓小平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应该算一次。虽然这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所针对的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效用是很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做等同处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若没有这些智者伟人们的大动作，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会有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的。禅宗走出国门，在国外受到了欢迎

以上是禅宗对中国古代的影响。事实上，禅宗早已走出了国门，其影响力还波及日本、欧美等国家。就拿邻国日本来说，自从鉴真东渡把中国文化带到日本之后，禅宗竟然成了日本三大文化（其他两大文化是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神道文化）之一。可以说，在日本几乎没人不知道禅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有位叫铃木大拙的学者，不遗余力地把禅宗介绍到欧美国家，向美国公众清楚而生动地传授了禅宗。于是，在欧美出现了一股“禅宗热”，禅宗开始渗透到欧美国家的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许多著名大学都有研究禅宗的机构或团体，各种出版机构也竞相用欧洲各种语言来编译、出版与禅宗有关的著作。而且，在欧洲各地还相继出现了很多禅寺、禅堂、禅宗学校、禅定中心、修禅兼研究中心，如德国汉堡禅中心、法国格雷茨欧洲第一禅寺和意大利威尼斯禅宗研究中心等。

为什么禅宗能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幸，大概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自我的失落。这种自我失落，有来自客观方面的原因，如现代工业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动，强制性地把人们的生活变得紧张、机械、被动、单调乏味，使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同时更有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在当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环境下，许多人沉溺于物欲的追求而不能自拔，甘愿沦为物质的奴隶。二是自我的扩张。由于现代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优于以往自我发展所需的更多可能和广阔场所。这是社会的进步，每个人本来应当积极利用这种条件来为社会和人类做更多的贡献，以完善自我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尚有相当多的人还深陷于“我执”之中。他们把个人、自我看得比群体、他我更为重要，把自我扩张到了一个不适当的地步，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满足。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才是自我的完全获得和实现。其实，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设计，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到头来他会由于在群体中找不到自我的恰当位置，而成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禅宗突出自我的自主性、充分地肯定自我的解脱理论和实践方法，正好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剂清醒的良药。这大概就是禅宗受到现代人欢迎的原因之一吧！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惠能

惠能当年创立的禅宗，近年来之所以在国外受欢迎，有市场，是因为这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除了所出现的一些社会弊端与矛盾需要禅宗来指点迷津之外，其实，禅宗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以及惠能如何成功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对当今中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对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处”上，惠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找出两者可以相互借鉴、融通、对话的结合点。应该说，这种做法使两种文化各自有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对中国本土文化来说，它本身具有宽容的性格，吸纳佛教思想可以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博大。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没有禅宗的出现，没有中国文化接纳佛教的这样一个历史，中国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对印度佛教文化来讲，如果要想在中国发展，就必须适当地向中国文化靠近。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之后，继承和吸纳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出现的禅宗已经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后来佛教在中国延续流传了两千多年，时间上甚至超过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传时间，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本土化了。

对于惠能的这一番作为，毛泽东是极为赞赏的。他在一次与身边工作人员的闲聊中说：

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

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

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

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

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就考虑过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是重要的历史借鉴。事实上，惠能在佛教传入中国600多年之后，勇敢地对佛教进行变革，与当年毛泽东面对困境之中的中国，积极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做法是很相似的。钱穆就说过：“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惠能，把西方的消化溶解进中国来。”应该说，当今中国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再度表现出中国文化本有的博大胸襟，如何再次积极吸纳外来文化，是应该引起每一位中国人思考与关注的问题。当然，这是摆在当今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需要另外做专门的探讨。

本书“引言”到此，我们就明白了50多年前的毛泽东为何要大家都“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以及他自己那么推崇《坛经》、惠能还有禅宗的缘故了。《坛经》是一部对唐代中叶以来的中国人影响至深的书籍，也是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参考资料。惠能是一位至高的人生导师，《坛经》是一部无上的处世宝典

其实，本书的缘起与宗旨有着另外一番意味。比起上文谈及的禅宗的历史现实作用，本书更希望、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演绎惠能与他的《坛经》。

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哪家的思想，或哪个派别的主张，其关心与讨论的中心问题无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天道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文化实际是在谈“关系”两字。“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周易》、《三礼》、《诗经》、《书经》、《春秋》三传）这些中国文化根源性的典籍，都是围绕“关系”而展开的言说，都从不同层面告诉人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各种道理与方法。所以，中国文化把处理各种关系所达到的极致状态，称为符合“天道”、“自然”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某个人为人处世很到位，各种关系都处理得很通达、圆融，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很有本事，有时候，还会以太极拳的推拿功夫来描述他的处事能力之高。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其实也是一次次无形的出招与拆招的交手过程。因此，我们与人共事，何时进，何时退，都要小心应对。否则，稍不留意，便会把自己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几声问候，其背后也是大有学问的。如果过于轻率，不去认真接招，当对方的招式已经伤及你的内脏，你却尚不知晓，那就悔之晚矣。所以，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淡无味的事件背后，实际上就有武林高手瞬间的交手过程。这种交手，从表面上看，虽然不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刀光剑影、你争我夺，但世间的各种关系，却大体是如此展开的。因此，从武学的角度来说，上面谈及的“三玄”、“四书”和“五经”，其实就像是一部部武功秘籍。除去其中三部重复的典籍（《大学》与《中庸》在《三礼》中的《礼记》里已存在，加之有两部《周易》也是重复的），这些武功秘籍其实只有九部，至高无上的武功招式都已经在这九部典籍里面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了这九部典籍，我们就会拥有“至真至善至美”的无上本领。  同样，《坛经》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钱穆就把它拿来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将其列为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典籍之一。胡适也曾将《坛经》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当中。可见，这两位深谙中国文化的大师级人物是非常重视这部典籍的。近年来，在宣扬国学的学者们选编的“国学十三经”中，佛经有三部，其中就包括《坛经》（其他两部为《心经》、《金刚经》）。虽然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也是做如此的看待，但以他的智慧、气度、胸襟以及所处的位置来看，惠能和《坛经》对他的为人处世肯定是有过影响的。

这样来说，惠能的思想渊源有两个：一是印度，二是中国。他有很多招式看似来自印度，实际是化自中国本土文化。但惠能很聪明，出招无形无影，以致让人摸不清其招式来自哪家，既觉得似曾相识，又说不清其出处。你会发现，印度文化与中国本土各家文化中的这些不同的“武功”秘籍（文化），经由惠能使出来，是那么的轻松、自在、自然。我们在研读《坛经》时，表面上每一段文字都如同云层中洒下的缕缕金光，山涧中流出的潺潺清泉，清淡而平和，可谓字字珠玑，沁人心脾；但实际上，惠能是在演绎着武林高手出招与拆招的激烈交手场面。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惠能与孔子、老子一起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三大圣人”，并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也许某位善于写武侠小说的智者，看到本书如此演绎惠能，会把惠能描述成为一位精通东西方所有武功且有几千年内力的圣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坛经》也自然会成为一部让江湖中人人争夺的旷世武功宝典。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一种至高的武功叫作“九阴真经”，“九阴真经”乃天下第一武学奇术，它象征着独霸武林的力量。江湖中人一直明争暗斗，欲将之据为己有。据说，《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郭靖，以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小龙女都练成过。后来，《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也练过，但她心切，练得不正宗，被杨过的后人取笑了一番。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功，为何叫“九”，这大概只有金庸先生知道了。

我在这本书里分为“九”章来描述惠能的最高智慧、无上内力，实际上也是说在惠能的“武功”中，有九种招式是最厉害的。有人说学了半部《论语》，便可以行走天下无大碍。诸位同仁，如果你能学会惠能的这“九”招，在生活、工作中虽说不能“天下无敌”，大概也可以自由自在了。当然，如果你是上根之人，要成为“天下无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近十年来，在我给中央党校研究生开设的课程里，有一门《佛教哲学研究》。《坛经》是该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十年来从未变过。这样年年读，反复读，学生领悟的情况各异，我自己对惠能、《坛经》以及禅宗倒有了一些新想法。

在中国历史上，惠能大概是最早把外来文化成功本土化的一个人。他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可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一开始读《坛经》时总有这样一个疑惑。后来，我发现惠能的学问全是围绕一个“心性”，或者一个“心”字来展开的，他不太识字，却真正抓到了佛学最核心的机密。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没有把心管住。这颗心欲念太重，老想着外物，而外物又虚幻不实。想得多了，便越发痴迷执着。得不到或不能满足时，就更加烦恼痛苦。所以，整个佛教所追求的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修“心”的过程。难怪惠能听老师弘仁讲《金刚经》时，听到妙处，情不自禁连声惊叹几句“何其自性”。

惠能发现的这个秘密，实际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失序，朝代更迭，都是源起于人心（权贵者）的过度贪欲。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整个社会乱作一团，当时的思想家们针对这个局面，就如何消灭人“心”的过度贪欲纷纷发表了看法。像道家的老庄提出要清心寡欲、节欲，做事要无为；孔子说要“正名”，“欲而不贪”；孟子说人本性是善的，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而荀子则说人性是恶的，有欲望是正常的，要使之合理地得到满足，提出了“养人之欲”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其他时代也是如此。惠能正是站在这个角度，把印度文化与本土文化来了个二合一，创立了禅宗。所以，我们在读《坛经》时，经常会有豁然贯通的感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和墨子等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这些大名人，似乎时不时就会出来“打打酱油”，亮亮相，说上几句。我写惠能，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谈到孔子或者老子，这种跳跃式的写作方式，一方面是遵从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向惠能靠近，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与心路历程。  在与学生们上课讨论的过程中，我常常会随手在书页上记下一些感悟心得。由于每次用的笔不同，时间久了，书页的空白处就被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小字填满了。2008年，我在完成禅宗对董其昌书画的影响一书之后，便开始着手把自己近十年来对惠能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十多万字断断续续写了几年也没有完稿。直到去年下半年我应邀去澳门科技大学讲学，才在这片中西文化汇通之地专心把剩余部分写完，今年又借这个讲学的机会做了补充与修改。

我在澳门讲学期间，一直住在临海一间五十层高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前面经常是雾蒙蒙的一片。这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不禁使我想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比起古人，“天”离我这样近，只是不知我的这样一番“人”为，是否契合了惠能的“天”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宁夏文龄兄的热情举荐，以及商务印书馆副总李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总编李智初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更是鼎力协助，责编陈娟娟女士细心负责的态度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恩师楼宇烈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南元相锋兄为本书提供了精美的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陈中浙

2013年4月于澳门海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