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1928年生于河北省易县南管头村，1941年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1990年离休。历任助理员、记者、编辑、秘书处长等职。平生公余而读，手不释卷。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爱好哲学、史学、文学，晚年爱好书法篆刻。

《东园公记》是一本以回忆为主的散文集，收录了《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白发青山两无言》、《回忆陈亚夫》、《英雄失路张学义》、《马义之的文昭关》等文学作品。

《东园公记》是一本以回忆为主的散文集，而且多以战争年代的战友轶事为主。老年人的回忆性文章常常流于琐碎，而林先生不然。林先生的回忆性散文也记琐碎事，但他的着眼点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琐事表现人物的个性。往往是漫漫片言、寥寥数笔，一个鲜活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像《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樊金堂、《英雄失路张学义》、正派垂下、爱才恤士的开明领导陈亚夫、英勇善战而又命运多艰的“康八里”，——构成一个由林先生画就的战士画廊。他们并不十全十美，但绝对纯真率性；他们或喜或悲，或歌或哭，均不娇不饰，自然本真。

《东园公记》由林鹏编著。

序

一 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二 白发青山两无言

三 回忆陈亚夫

四 英雄失路张学义

五 马义之的文昭关

六 南管头人

七 寻访御射碑记

八 窦大夫祠观感

九 傅山与交山义军

十 紫塞雁门

十一 童蒙忆零

十二 我所经历的战争

十三 战壕里的民谣

十四 荷花的品格

十五 艰难与独特

十六 回忆李玉滋

十七 纪念王朝瑞

十八 忆梁寒冰

十九 记袁毓明

二十 罪孽

二十一 康八里章

二十二 李斯的性格

二十三 第四十一章

二十四 蒙斋印话

二十五 新绛笔赞

二十六 金包公传说

二十七 《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

二十八 涿州行

附录一：三打红山包

附录二：愉快的劳动

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回忆樊金堂

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全家回到太原。

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

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他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就来了。当时的省革委员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置。”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七十年代才只是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记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

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要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有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那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村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背，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里，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

别人打日本，樊金堂也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佩服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客气。樊金堂的豪爽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_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人，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  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的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个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红了。那时候他才十九岁，还没有结婚。P1-3

林鹏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

打定主意要写个痛快的文章，一起首竟是这么一个平庸的句子，不知将来林先生看了会怎样，此刻我就先觉得别扭，不是怠慢了林先生，先就怠慢了我自己。

改吧，似乎也不好改。因为林先生确实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

问题出在，我不是一个能很规矩地敬重某个自己敬重的人的人，他呢，也不是个能很规矩地端着架子等着叫敬重他的人来敬重的长者。

越说越糊涂了，还是说两件事吧。

林先生是个书法家，这没说的，毛病出在他以为他靠灵性成了书法家，只要他一指点，再愚钝的人也能成了书法家。一次在他家里，前几年了，现在不会了，他说：石山呐，你只要照我的法子练上两个星期，就成了书法家了。找两幅自己喜欢的书法家写的字，字数不要多，一首七言绝句，一首五言绝句，照着写，写熟了，到了哪儿都是这两幅，别的不管他怎么求，就是个不写。时间一长，架子也有了，名气也有了，不是书法家是什么？

我心里直笑，这是教没文化的官僚的办法，韩某人怎么会来这一套。说出的话却是，林先生呐，这么一来是成了书法家，且是出自林门。只是你的弟子那么多，我现在才列于门墙，将来见了你那些弟子，我该叫什么，叫师兄还是叫师叔？——我还是好好当我的三流作家吧。

林先生一听，哈哈大笑。此话遂撂过不提。

再一件事，也与写字有关。他知道我平日是写字的。一次聊天过后，要走了，问我，要纸吗？随手指指地板上堆的宣纸摞子，有一人高，全是别人送的。我说，要。他说，你自个拿吧。

将上面的几令翻了一下，抽出一令我觉得好的，扛起便走。

从老先生家这么拿东西，只有林先生家敢。我知道，他是真心给，不是客套，他也知道我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不会扭捏。要是别处，先不说会不会这么说，就是说了，要和不要我是会掂量一下的。一掂量准坏事，——我是个穷到连纸也买不起的人吗？

下次见了林先生，说起练字，我说，林先生的纸真好，写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他惊喜地说，是吗？别人送我的都是好纸。我说，我家里也有好纸，只是一用好纸写，总也写不好。用林先生的纸就不同了，白来的，写坏了不心疼，心态放松，笔下也就有了灵气。

林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以后就随便拿吧。

以后他再不提拿纸的事。可我知道，只要我开口要，他还是会给的。

敢随意说话，敢随意行事，这就是我敬重林先生的表现。

允许我随意说话，允许我随意行事，这就是林先生品德学问之外，更让我敬重的地方。

虽未能列于门墙，林先生还是把我当弟子看待的。只是我这人在尊师面前，总也没个正经的时候，比如共同外出赴宴，要上台阶了，我会过去搀扶一下，给了别人，这样的事，做就做了，绝不会说什么的，我不，一边搀扶一边总要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每当此时，林先生总是推开我，去去去。我呢，也只是在这样的地方表现一下，待到了餐桌上，就只顾自己大快朵颐，绝不会说什么“有酒食，先生馔”了。

有了这样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当领了林先生之命，要为他新近编成的散文集写序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会怎样的尽心，要写成一篇怎样痛快淋漓的文章了。

还得说是怎样领命的。——与林先生有关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既见情谊又见个性的。

上个月吧，去了林府，刚落座，老先生说他的散文集子编起来了，随即说，序，你写吧。这是你鼓动我编的。一万字，不能少！

我心里苦笑，有这么让人写序的吗？定下了字数且不少于一万。我从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序。可是，——当时就没有可是，只有现实，——就坐在林先生面前，就听到了林先生的话，能说的话只有一个字，行。

二三十年的交往，林先生从来没让我做过力不能及的事，凡是他让我做的事，我也从没有拨过林先生的魂儿。真用得上那个俗之又俗的流行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其时我正在写一部书，唯一的软话是，宽限几天行不行。

林先生说，也不能太迟。

这不，我的事一撂过手，就紧着看起林先生的散文集子。他老人家做事，从来是大手大脚，像这样的书稿，要是我，打印上一册也就行了，他竞用四号字，印了不知多少本，且装订得跟真书一样。看这样的书稿，简真是一种享受，不像是在看书，倒像是在批公文似的。

不光看了这本，还看了先前送我的《丹崖书论》《平旦札》，连他的书法集也翻了出来。

看林先生的书，一是痛快，越看越痛快，一是敬重，越看越敬重。

敬重的根基是佩服。

佩服的根基之一是经历。

一个中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也佩服，佩服的只是单薄的聪明；一个赴缅甸作战的远征军老兵，你只要见了，就只有佩服，不是别的，是丰厚而苦难的经历。

林先生是有大经历的人。不知道他的经历，很难理解他这个人。

要捋清他的经历，非得编个年表不可。还真的编了，抄录下来太长，且简略述之。

林鹏，原名张德臣，后改林鹏，字翮凤。河北易县人，生于1928年农历正月廿八。1941年人晋察冀边区革命中学读书。1943年任区干部。1945年以正连级入伍，任晋察冀一分区团、师政治部通讯干事。1952年赴朝参战，任六十五军战地记者、报社主编。1958年转业到山西，历任山西省人事局秘书，省革委会业务组干部组副组长，省轻工业厅科技处处长。

光看这些，不过是个有着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这样的人多的去了，若要佩服，去了荣军敬老院，进了门就得一步三磕头，直到爬着出来。

再看下面这些。

改革开放以来，声名大震，曾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名誉教授。出版著作有《丹崖书论》《蒙斋读书记》《平旦札》《林鹏书法》《蒙斋印话》，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还有即将出版的这本散文集——《东园公记》。

还不行。大陆省区(含直辖市)书协主席，一届就三十个还挂零，加上曾任，比我家的祖宗牌位还要多。就是出了那么多书，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我周围的文人朋友，哪个不是十几部二十部？

说到底，经历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层级(官职)，也不是一册又一册摊开的书本，这些都是直线的，平面的。经历是一个丰厚的存在，是巍峨的山峦，更是山峦上升腾起的云岚。不是仰首可视的丰碑，也不是抬腿可进的殿堂，就是那么一个历尽沧桑，又浑身正气的人。

真正的经历，不是多少了不起的伟绩，要的是曲折，乃至挫折，入死出生的惊惧。

这才是林先生经历中最为可贵的，也是让我由衷佩服的。不必详述了，有位朋友正在写他的传记，相信看过的人，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里连简略述之的必要都不必。林先生有首名为《回乡》的诗，既见经历，见性情，也见才华。诗日：

书剑飘零四十年，归来依旧老山川。

项上得脑今犹在，肚里初心已茫然。  丹心碧血成底事，白发青山两无言。

小子狂简归来晚，尚有馀力缀残篇。

对了，无意中写出了经历的真谛，就是，只有升华为性情的经历，熔铸进才气的经历，才是让人敬重的经历。

还有一首诗，也颇见性情，不妨也抄在这里：

吊儿郎当小八路，自由散漫一书生。

命中注定三不死，胡写乱画老来风。

这里的“三不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经过三个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没有被打死，困难时期没有被饿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没有被整死。”(《丹崖书论》第235页)

这经历，用他的话，还有一种更为简洁的表达：挨整三十年，读书三十年。

看了这些经历，了解了他的性情，他的才气，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人有多高的志向，积三十年之功，能做出怎样的业绩了。

前面说“挨整三十年，读书三十年”，还应当加上“著述三十年，精进三十年”。

“精进”一词不好理解。我的本意是，有人有著述而无精进，比如在下；有人有精进而无著述，比如时下不少高谈阔论，而一下笔便露怯的学者。林先生则反是。会读书，善思考，逞才使性，多方建树，笔走龙蛇，硕果累累。最能说明这精进成果的，该是经过三十年的磨砺，终于成为一代名书法家、名作家、名学者。

这是人生的大成功，也是挨整的大成功。

挨整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当他自己还气犹填胸之际，倒是他的老首长，北京某部刘绍先政委先他一步，看了出来。九十年代初，一次去北京，去看望老首长，刘政委说：“林鹏，你应该感谢那些整。你要是不挨整，你能读了书，能写出长篇小说，能写学术随笔，能写一笔好字吗……跟你一发子的多了，谁能像你！”

既已写了林先生的经历，且将以之作为下面谈论他的散文的依凭，不妨在这里，也将他的书艺与学问作一概述，这样，后面说起他的散文，就更实在了。

他是当今的草书大家。料不到的是，其起步竟是篆刻。学篆刻，是为了学会篆字读《说文》。为什么读《说文》，是为了学习古典文学。这个路子，是他转业到山西后，因工作之便，结识了从教育部下放到山西的右派分子，语言学家孙功炎，孙先生给他说的：“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蒙斋印话》)

于是便下了十几年的功夫，由篆刻而篆字，由《说文》而先秦经典。

这是起始，也可说是最初的功夫。接下来就分作两途，一是书艺的发展，一是学问的发展。

书艺的发展，有一个由篆书而草书的过程，中介则是明清之际的山西草书大家傅山先生。是理之必然，也是性之必至。有了篆书的底子，再进入草书，这是一些研究林氏书法的人，不大注意的。从最规整的，到最草率的，其成功的奥秘或许在这里吧？

学问的发展，则是由众经诸子，到专注一经一子，一经者，《礼记》也，一子者《吕氏春秋》也。

书艺与学问相纠结的，则是傅山研究，《丹崖书论》。

学问与写作相纠结的，则是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

直到二十世纪终结，他还不知道，他还有另一样大本事，这便是尽情尽性、元气沛然的散文写作。

想到他初到部队，是通讯干事，后来做到军报的主编，擅长的是通讯写作，我的脑子里，登时就闪过一个意象：一条蛟龙，几十年腾云驾雾，兴风作浪，到了髦耋之年，一回头，又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一切都是机缘的巧合，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一句话，一切都是才情的使然。{  一

太原的住户千千万万，我进出最多的，一是南华门我自己的家，一是东花园林先生的府上。大前提是，我不是个爱串门的人。这两个数值不可相比，但次序不会有错。

去林先生府上多，一是方便，一是那个整日烟雾缭绕的大平房，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方便之处在于，略去我出门要走的一截小巷，可说是在一条街上，府东街上。我家在东，林府在西，相距不过两站路。我有早晚散步的习惯，太原的地势是东高西低，往西走总觉得便当些。再则，这条街的人行道宽敞，走起来轻松自在。这样一来，散步的路线，几乎固定在沿府东街往西，到省政府西门再拐回来。而林府就在省政府东边的东花园(这也是他自号“东园公”的由头)。若我一天之内，早晚都散步的话，会四次路过东花园的大门口。一不留神，就拐进去了。

关键还是林府的诱惑力。

林家外屋没有沙发，有两张大桌，一是林先生的写字台，一是客人们的叙谈处。进了林家，宾主分两侧坐定，小保姆奉上茶，林先生推过烟。

话题从来不会预设，你只要说上一句话，这个话里总有一个字，能勾起主人的话头。这个话头，很像一个毛线团子的线头，一扯开就没个完，且是越扯越长，越扯越粗，到后来就不是毛线团子了，而是一个钢丝团子，你要做的不是怎样扯，而是怎样断开。

这样说林先生有些不恭，实际上，我也是个贫嘴饶舌的毛线团子。

公允的说法该是，在林府，从来不缺新鲜的话题。

前几年的事了。一次我去林府，一坐下，林先生就说，你来得巧，今天我太高兴了。真是一个好故事，给了你能写一篇好文章！

这样的开头，不用搭腔，抽烟品茶，静静听下去就是了。

故事是：多年前一位要好的朋友，北京某研究院的专家，来他家拜访。他说自己新购得一套明版的《史记》，多么的好，拿出来欣赏。那位朋友，也是个书痴，一看喜欢的什么似的，两眼发直，爱不释手。他的豪气上来了，说：喜欢就送给你吧！朋友惊喜地问，真的？他说，这还能是假的。当即捆扎停当，走时提上走了。待朋友走后，难说多么后悔，心里总还是有点咯噔。时间一长，也就忘了。

“八年啦！”他的声调，让我想起“文革”中一出著名的戏剧里的一句台词。

“后来呢？”我的心提得老高，由不地问道。

“嗨！真也奇了！”林先生一拍大腿，再说下去，不是对我，却是扭头喊小保姆，“去里间把那套《史记》拿出来，昨天刚放进去的。”不等小保姆出来，又是一阵大笑，又是连声说，“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史记》摊开了。蓝色的布封套，一册打开，稍稍泛黄的宣纸，清晰的仿宋字。林先生这才说：

“就是昨天，这位朋友托人从北京，将这套《史记》送回来了。附信中说，他当年不知道这部书多珍贵，贸然收下，以为是部平常书，近日有朋友说，这样的书放在拍卖会上，最少也值十万。他才知道自己做了孟浪事。对不起林兄，特完璧归林。

真是两好合成了一好，只有林先生能做出送书的事儿，也只有这位朋友能做出还书的事儿。

有的事情，不是一次讲的，是一年甚至几年里讲的，起初只是一个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年之后，竞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退休后，林先生常回老家——易县南管头村。每次回去，前山后山，东游西转。别人以为他是闲来无事，观景自娱，实则他是心有所思，意有所为，说白了就是要勘破一宗历史疑案。

北魏太武帝，曾于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走到太行山东麓某处，忽无路可通，乃“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照此方向前行，转过弯豁然开朗，车驾遂畅行无阻。太延三年，地方官在太武射箭处刊石立碑，额日《皇帝东巡之碑》，俗称《御射碑》。1936年冬，北京的燕下考古队来易县考察，曾见过此碑并有记载。此后几十年间，直到上世纪末，只有拓片传世，而不知碑在何处。

对乡邦文献，林先生一直兴趣不减，老来尤甚。

经过长久思虑，多年踏勘，他断定，他的老家南管头村，便是《水经注》里，提到御射碑时说的那个“三源齐发，齐泻一涧”的“一涧”之头。南管头原本叫涧头。后人“图省事写作间头，间与官草书相似，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了官头，最后成了管头”。(《寻访御射碑记》)

踏勘的结果是，村北边一个叫乱河营的地方，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身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叫人绝望。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没说的，一千多年前，魏武帝要射箭探路，只会在这儿。

前些年，初听他说这个猜想，我真想说，林老啊，你这是想《御射碑》想疯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一步一步证实了这个“疯想”，直到有一天，在一个井台上发现了《御射碑》的半截残石。

也曾以为在别处，委托同乡吴占良先生组织人力挖掘。“后学有缘奉先生之雅命，挖沟百米寻找御射碑残石不得，盖我修行太浅，缘分不及也。”(吴占良《有胆有识，无鬼无神——直说林鹏先生》)

继而又命弟弟林鸿在村里查访。终于在一处废弃的井台下方，找见了这半截残碑。后来又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重价拍得《御射碑》的初拓，竟是大收藏家傅增湘家中的旧物。遂延工刻石，在他的新院落里，建起《御射碑》碑亭，一旁是残碑，一旁是新碑。这个碑亭，今天成了狼牙山镇的一处景点(南管头后来改名为狼牙山镇)。

最妙的是，他说起残碑在井台下方之事。我还记得他当年的声口：

“石山啊，你说怪不怪，它就在井口！地上文物属国家，地下文物属国家，这是铁则，谁也不敢违犯，可它就在井口下方，伸直胳膊就能摸着。不在地上，也不在地下，把我高兴坏了，真乃天助我也！”

我说，这是因为你是林鹏，是大名人，家乡的文物管理机构，知道挖出来你也不会卖，只会更好地保护才不理会你。要是给了一个乡民，挖出来要卖给文物贩子，你看有人管没人管。

“哈哈哈！”林先生大笑，声震屋瓦。

四

有时说到什么，我们之间也会出现分歧。

指出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丹枫阁记》乃赝品，是他在学林的一项义举，也是一桩美谈。最奇的是，人们都以为傅山的这一真迹，早就流传海外，或是毁于兵燹，就在他的文章《读清傅山(丹枫阁记)》发表后不久，一天深夜，竞有一位高龄老者，在后辈的搀扶下，来到林府，几句话过后，展开一个小包袱，但见，“绢本，微黄，织锦封面，高34公分，宽27公分，前后共盖有六枚小印。墨气生动，笔法自然，真迹无疑！”(《(丹枫阁记)真迹发现记》)

老人且说：这古物三百年来，未出昭馀(祁县旧称)一步，一直藏在我家。我看了你的文章，知道你的人品，只让你一个人看看。

到后来，林先生筹划要出版一部关于《丹枫阁记》的辨真集，拟将各种版本、各方论文尽收其中，当然主要是他的几篇大文。林先生的性格，让他做事，跟鬼子进村似的，“悄悄地，打枪的不要”，那会把他憋出病来。只要是他觉得快意的事，总会七里咣啷弄出响声来。我去了，自然也会跟我说起，说到得意处，指着我说，石山，你也来一篇，不管是反是正。

正好那一段时间，我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好整以暇，权当把玩，把有关文章全看了，各种版本也细细比较。除了真迹本，辽博本、商务本家里全有(商务本乃据真迹影印)。再次去了，说我看过各种本子，林先生问，是不是写下文章了。我说，文章不会写，意见还有一些。

“什么？快说！”身子倾了过来。

他的辨真集已编好，就放在桌子上，我摊开，一一说了看法。

我说，你看，你的文章里说，最初的《丹枫阁记》当是商务印书馆所据者，文物出版社所据的辽博本，“肯定是后来照抄的作品”。证据之一是，商务本上“不能形容于万一，然文章妙境亦若梦”一句中，“然”字挎在“文”字的旁边，辽博本也是挎在同一处。另有两字，也是这样处理。你就说，哪有自己抄自己的作品，前面错了，后面也照样错。可是你就没说，后面的文句中，商务本上“此犹我是说梦者也”，“犹”字先写错了，后在旁边挎上一个“由”字，辽博本改过来了，没有写“犹”，直接写成了“由”。再下来，商务本挎在旁边的“廷”字，辽博本放在里面了，商务本上“是老老引枫向黑洞之地”，第二个“老”字旁挎一“夫”字，“枫”下少一“仲”字，辽博本将第二“老”字迳改为“夫”字放在里面，又在“枫”下添一“仲”字，这怎么能说是“照抄”了真迹呢？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就用，不利的就不理睬了。

“好啊！”林先生的精神又来了，“写成文章！”

我说，我不会写文章的，只是作为咱俩的“谈资”或是“资谈”罢了。

“还有吗？”

我说，还有，古人有“告不如稿”的说法，真迹有多处修改，率性潦草，白是上乘之作。辽博的作品，上面有乌丝栏，规整些也就拘谨些。真要做比较，该是将商务本上的字，与辽博本上的字，一一对照分析，比照的材料，应当是从傅山同一时期的作品中，各选出十个字来，指出它们的异同。这样才能让人信服。

林先生叹了口气，说，我老了，做不了了。

还有一次，说起傅山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林先生大为赞叹，说是多么的了不起，只有傅山这样的人，才能提出这样决绝的书法理论。

我说，林先生，山西的上辈书家，包括你老，常给年轻人讲这个道理，怕不太妥当。傅山的这个说法，是他教给儿孙的，是说有了二王赵董的底子之后，不免会媚巧，会轻滑安排，怎么矫正呢？就是这四宁四毋了。这是矫正之法，而非作书之法。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二王赵董的根基，一上来就是又拙又丑，支离真率，那不是引人上死路吗？

林先生说，啊呀，你这是个发现。

后来在他的《傅山学赵杂谈》文中看到，我的这点见识，林先生早就谈到了。文中说：“宁肯这样，而不要那样，这只是从两个极端相对而言，并不是真的要选择其中一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中包含着一个中间的第三者，这就是美。”

豁达，大度，这是林先生性格中，最让人喜欢的东西。

或许是有他的放纵，有时我也会不知高低深浅，说些自以为是，却未见得是的话。

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我是在书店偶然看见的。自己拿了一本，一想，林先生是傅山研究专家，也该看看，又拿了一本。我的那本，一两天看完了。另一本送到林府，林先生说，这个人他见过，当年为了搜集资料来过太原，姚国瑾领上来家里的。问我看了此书，有何感触。

说罢感触，又说，这让我想起你的傅山研究。你跟白先生的研究，可说各擅胜场，各有千秋。区别在于，一个是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这样说一点也不否认你的学术造诣。训练不同，作为也就不同。白研究傅山，写一本《傅山的世界》，你研究傅山，写一本《丹崖书论》，白著是有整体构架的学术专著，林著是零篇散论的集子。立论的宏阔严谨，当数白著，若论见解的精深透辟，却不能不佩服林著的吉光片羽了。你这个人呀，多亏没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

这样的话，林先生居然不以为忤，仍报之以开怀大笑。

在林先生这儿，不光有高谈阔论的畅快感，时不时地，还真能学上一两手。

比如，有一次外地朋友，带来书法作品，让林先生评点。几张条幅，摊在地上，林先生转了半圈，说：“有长进，没写到左边。”

我记住了，字要写到左边。道理至明，人用右手写字，往右或横或捺，总要顺当些，气力也足些，而往左，则反是。

还有一次，我问林先生，像卫俊秀先生的行草书，怎么看起来一气呵成，一笔到底，几乎找不出蘸墨的地方呢。

林先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早些年卫先生来太原写字，有一回他就在旁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说着拿起桌上的一支烟当做毛笔，边演示边说，比如写“国家”两个字，写到“国”这儿笔枯了，仍不停，下来狠狠地将“家”字上面这个点写了，再蘸墨接着写下去。点这个点，叫“占势”，不光气势贯通，再蘸墨回来，下一个字也不会移了位置。你回去细细琢磨去吧！

去林先生府上，听他谈话多了，有时竞觉得，林先生平日的谈话，真该有个人记录下来。英国大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就是有个叫鲍斯威尔的年轻人，将他的言行记录下来，写了本《约翰逊博士传》而成为传记文学名著的。

真要记下来，他的言谈，比他的文章还要精彩。

血

说了林先生的经历，说了林先生的谈吐，该着说这本书了。

他说是我催他编的，这个不敢当，总是写了这么多东西，有可编的才编了起来。若是没有，神仙也催不出来。但要说我与林先生的散文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尽然。

至少七八年前，他开始写散文的时候，我是尽过一点力的。

林先生的大弟子姚国瑾在一篇文章里说，前些年，他开始写一些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人和事的文章。《山西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写的是抗战时期晋察冀一位县大队队长樊金堂的故事。后来这篇文章被《读者》转载，广为传播。

这篇文章，就是我经手编发的。原来的题名是《怀念樊金堂》或别的什么，我看了觉得太平常的，顺手改为《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此文能为《读者》转载，也是我们刊物的光荣。

知道他有大经历，此后聊天时，我常劝他多写些怀念故人的文章，记得后来还发表了《白发青山两无言》。再后来，我就退休了，也就不说这个话了。

还须宕开一笔。我是将林先生的其他文章，比如《丹崖书论》《蒙斋读书记》里的多数文章，都当做散文看的。不是现在要评述他的散文了，才编出这样的瞎话。我有这个毛病，但这次不是。

翻开手边的《丹崖书论》，隔几页就有我的批注，有的是针对思想，有的是针对方法，也有些，则纯然是针对文字、文风、章法。

比如第17页，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正是这种人命不值一钱的时候，人开始觉醒……他们像天上的繁星，照出了夜晚的黑暗。他们的语言像霹雷一样，震撼着民众的心胸。他们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才气横溢，咳唾玑珠，一句玩笑话就足以使所有的庸人感到胆战心惊，仿佛将要天塌地陷一样。”(《读(霜红龛集)札记》)

我在旁边的批语是：多么漂亮的文句！

第55页：“我们不仅对他们的成就感到惊奇，而且对他们的学习、研究、吸收和继承的能力感到惊奇。我们甚至无法寻求，他们是从哪里得到了如此丰富的营养。他们简直就像口渴的夸父一样，一下子就吸干了江河湖海。傅山和王铎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傅山与王铎》)

批语是：林先生的文风，真可说如夸父一样了。

第63页：“我在阅读《霜红龛集》时，经常遇到拦路虎，因为无路可走，所以惊惧之馀只好奋不顾身。现在摘出数字略抒己见，惟大雅方家是正。”

批语：这是林先生的声口，谦逊起来也是这么有气势！

第217页：“我们只有数不尽的老小诗作者，老的七个字一句，小的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却没有一个能写出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的诗人。”(《狂草狂言》)

批语：即使嘲讽，也是笔笔字字，击中要害。

下面不抄原文了，抄几条批语。

第221页：你都不知道他的文章是怎么联结的。(《狂草狂言》)

第237页：看林先生论人论书，只觉得痛快淋漓，齿颊生香。(《“定磁碗”条幅观后记》)

第271页：“怎么能说的这样简捷，这样准确，又这样的斩钉截铁，只能归之于读书多，想得透。你没有读那么多的书，只好让他出一头地。”

这样说了，也就大致能看出林先生文字的风格，也就能大致推出他的散文的风格了。

若要做一总括，该是豪侠之人，豪侠之文。事实上，在大约十天之前，我开始动笔写此文时，确也在《东园公记》打印本的某页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然而，今天写到这儿，翻出这个批语，要引入文章，且要就此大发宏论的时候，方发觉，我是错了。豪侠之人，豪侠之文，不过是说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文，跟那位当代文学的泰山北斗所说的，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不是一样的浅薄吗？

我纵不才，何至于斯。

只怪我有感觉，而没有细细地体味，或者说，细细地体味了，却没有说出真正的感觉。

林先生不是一味豪侠的人，他的文章也不是一味豪侠的文章，散文尤甚。

但也不能说没有豪侠，甚至不能说豪侠不是主调。一味的豪侠，那是鲁莽，那是单薄。那绝不是林先生的风格。墨分五色，主色肯定是墨，其馀四色，也不能说不是墨，却不是绝然的墨。这道理太玄了，不妨直说，林先生的散文里，不光有豪侠之气，亦有逶迤之形；不光有逶迤之形，且有妩媚之姿；不光有妩媚之姿，且有清雅之味。这豪侠，这逶迤，这妩媚，这清雅，是分明能感觉到的，又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只能说，有时彼轻此重，有时又有此无彼，如何调度，如何拿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字，一行一行的文，一篇一篇的章。这是最让人无奈，也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就这，我还没有说那文化的蕴含，才气的灵动，该说搅动吧，搅个黏黏糊糊，又淀个清清澈澈。

说了这么多，还是个空疏。

那就举个例子吧。不必再挑选，就说前面提到的那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规范的做法是，将这篇文章的人物故事，简略地复述一遍。已写了百十个字，又抹去。我知道，这种剥笋抽茧的办法，对林先生并不适用，虽说这确实是个传奇之人，做的也确是不可思议的传奇之事，还是个不适用。剥得再慢，抽得再细，剥下的，抽出的，只会是一片笋皮，一根茧丝。还是看不出那个浑然一体，那个气韵灵动。

不必多事征引了。

好在我的这篇文章，出书时会放在集子前面。翻过几页之后，就是那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全文不长，自个看就是了。他的集子也不厚，全翻上一遍不是多难的事。不是多难，而是愉快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