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太宗李世民略传
一、李世民的家世与性格
“朕观古代创业拨乱之主，都超过四十始登大位，只有东汉光武帝在三十三岁就登位了。但是，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王业，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已升为天子。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还有谁人能比得上我！”唐太宗在即位后八九年间，曾两次自豪地说(参下文第一七五、一七九条)。
唐太宗名叫世民，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戌午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的别馆。李渊家族系出陇西李氏，是阀阅之家，门第甚高，累世仕西魏、北周和隋朝，均为最高级的将领之一，封为唐国公，也曾经一度被赐姓“大野氏”，至隋文帝时才归宗姓李。隋文帝杨坚即是李渊的姨父，因此李渊在隋仕途颇畅，他与窦氏所生的长子取名为“建成”，次子取名为“世民”，以后诸子才以“元”字排行。李渊为次子取名为“世民”，即寓“济世安民”之意。
世民的母亲山身京兆窦氏，是屡代显贵的最高门第之一。窦氏的舅舅就是北周武帝。她有智略勇气，识大体，颇善书法和写文章，后来长孙晟(sheng)把女儿许配给世民，即与此有关。李渊和窦氏都具有胡人血统，是胡、汉混血儿，所以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窦氏在隋文帝开皇九年——中国南北统一那年(589)，为李渊生下第一胎，即李建成，又过了九年才生下李世民，所以建成比世民整整大了十岁。第三子李玄霸早天，第四子李元吉则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才出生，比世民小六岁，比长兄小十四岁。李渊另有十八个儿子，均不是窦氏所生。至于女儿则一共有十九人，第三女即后来著名的平阳公主，也是窦氏所生的。平阳公主可能是建成之妹、世民之姊。李渊七岁就袭唐国公爵位，以后一直任官，也常常外调为地方长官。隋朝制度，地方长官赴任，只可以携带十五岁以下的儿子同行，所以李建成在文帝末年及炀帝时期，常常是留在京师的家里主持家事，世民则得以随同父母赴任，兄弟之间形成隔膜。
李元吉在隋朝崩亡时才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所以留在家里由长兄照顾，这是日后元吉协助建成，而对二哥世民不好的伏因。世民则因随侍父母，尤其最得母亲宠爱，这是形成世民青少年时代，比较任性刚烈，要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得到的性格的基本因素(太宗后来即曾自述此性格)。世民是军事阀阅的子弟，自小即喜飞鹰走马，尤精于射箭。至于读书方面则似乎就不甚了了，他没有下过苦功，也缺乏师傅的指导，很少听到贤达之言。及至十七八岁时，又碰到天下大乱，于是提剑跃马，东征西讨，想求学也无暇了。后来当了皇帝，就曾多次对此表示咎悔(参第八十八、一一七、一一九条)。事实上，由于经过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造成了地区风尚的差异，西北一带的社会，大多崇尚政治事业与军事功业——当时称为“冠冕”、“武功”的成就，李世民自不例外。他少年时代的挚友如长孙无忌、柴绍和窦诞，皆为贵胄门第的公子。无忌较好读书，有智略，反应敏捷，后来协助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成为第一功臣。柴绍亦出身军阀之家，自幼即身手矫捷，勇力过人，任侠之名闻于关中，少年时代即成为炀帝太子的带刀侍卫，李渊将平阳公主嫁给他，可说是世民的连襟兄弟。窦诞则是李渊夫人窦氏的族人，后来亦协同世民东征西讨。这群贵介公子，都是活泼、外向、进取、坚强，喜爱武功，甚至有大胆妄为、敢说敢做的倾向，所以世民后来说他们不是益友。窦氏在四十五岁那年逝世，这时天下已经崩乱，李渊经常奉炀帝的诏命领军征伐，他似乎并没有很多时间去留意教育世民。事实上，他稍后即有志乘时起事，暗中结交天下豪杰，建成、世民、平阳公主等也分担了父亲的忧劳，也均在暗中各自结交豪杰。所谓豪杰，大多是指那些任侠敢为之士，这是建成、世民后来各有人事集团的原因之一。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炀帝决定二征高丽。在远征期间，杨玄感举兵起事——这是隋朝贵族大臣首次的大叛变(玄感时为礼部尚书，是前任宰相杨素之子)，李渊奉诏驰镇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就在这一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和十三岁的长孙氏——长孙晟之女、长孙无忌之妹——结婚了。据说两家通婚，是因为长孙炽——长孙晟的哥哥——认为窦毅之女李渊夫人是聪明睿智的妇人，她所生的儿子之中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和李家谈婚论嫁，因此长孙晟就把女儿许配给李世民。世民成了家，但却没有让婚姻绊阻了他的事业，长孙氏是知书达理、富有智略的人，正好能成为世民的贤内助；事实上，她确为中国史上少见的模范皇后，本书即收录了她部分的言论事迹(参第二十三、三十二、八十六、一四八条等)。
两年后——世民十八岁、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由于“雁门事变”，遂使世民展开了军旅生涯。这年四月，炀帝北巡至汾阳宫(在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境)避暑，李渊则奉诏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讨捕管区内的群盗。八月，炀帝出巡北塞，一向称臣的东突厥始毕可汗突然率领数十万骑兵来袭，将炀帝一行围困于雁门郡(治今山西代县)。炀帝急令天下募兵前来赴难。世民因而应募，隶属将军云定兴麾下，建议云定兴多张旗鼓为疑兵，全速前赴解围。这就是世民后来自述的“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lun)王业”。翌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世民即将兵从战，并协助其父策划起事大计。部署进行得差不多，遂于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十五日甲子发动“太原兵变”，举兵起事。这年世民才二十岁。
这时天下分崩，群雄割据，炀帝远在江都，李渊自称为大将军，东连山东最大的李密集团，使东线无所顾虑；然后北连东突厥为军事同盟，突厥遣兵来助战，约定西入长安之后，人民和土地归唐公，金玉财物则归东突厥，于是李渊遂起兵西进。太原集团留守是李元吉，西攻部队总兵力共三万人，李渊自领中路军，左、右两路军则分南建成、世民指挥，以起义为国、尊立代王(炀帝孙，西京留守)为名义，浩荡出发；平阳公主则在关巾起事，统率豪侠群盗响应李渊，牵制隋朝首都地区的兵力。西进部队势如破竹，沿途亦有群雄来响应，收编为西进军，其问曾一度在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为强劲的屈突通兵团所阻，令西进军绕道攻长安。同年十一月九日，大军围攻长安时，已发展成二十余万众的大兵团，把首都攻陷了。屈突通兵团见大势已去，寻即崩溃东撤，半途被俘，关中隋朝政府武力被彻底摧毁，奠定了大唐开罔的基础。
十一月十五日，李渊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you)为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年号改为“义宁”，意谓起义宁罔，然后白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唐王，实际执政。建成则成为世子，李渊随即让他为尚书令(相当于总理)……
P33-36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卉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恃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雷家骥编著的《贞观政要(中国梦的古代范例)》广泛地记载了唐太宗君臣的言论，内容包括了政治、制度、人事、教诫子弟、研讨做人做事的道理、探究学术、讨论国防军事，乃至私生活等问题。《贞观政要(中国梦的古代范例)》不仅是中国传统论政的宝典，也是研究初唐历史的基本史料。你要知道“贞观之治”如何达成，此书是非读不可的。
雷家骥编著的《贞观政要(中国梦的古代范例)》是部政论性的史书。书本在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思想的基础上，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书中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入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