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荀子，第一个使我们困惑不解的问题大概应该是他的姓氏了。他究竟姓什么？在自汉以来的记载中，甚至在他自己的书中，都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姓荀，一说他姓孙。像他这样一位在历史上很有名而且很重要的思想家，竟连一个确定的姓氏都没有，那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他真的没有一个确定的姓氏。我们现在称他为“荀子”，只是遵循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除《史记》外，其他有关荀子的古代典籍，像《韩非子》、《战国策》、《韩诗外传》、《盐铁论》等等都是说他姓“孙”。这些书，也都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文献，而且也都是像《史记》一样让我们信得过的文献。再说《史记》许多地方还是直接从《战国策》抄来的呢！
面对这一个问题，我国以前的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荀子原来确姓“苟”，可是在汉代有一个皇帝汉宣帝(前73一前49年在位)，名字叫做“询”。当时人为了避他这个讳，便把荀子改姓“孙”了。这就是我国古代所谓的“避讳”。
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很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是君主和父母的名字，做臣下和子女的既不能直接用口说出来也不能直接用手写出来，还不能在一般的谈话和书写中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总是要设法避一避的。如果没法避开，大都采取下列三个方式来处理。那就是：
1．把原字缺一笔。如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母亲名叫“敏”，所以林黛玉每写到“敏”字时便不把这个字完全写出，总是少最后一画。古书中这种例子是最多的了。所以，学者就根据这种“避讳”来断定古书写成或抄成的年代。
2．用一个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替换一下。如战国末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辩士叫“蒯彻”，后因汉武帝名叫“彻”，汉代人就把他改成“蒯通”了。唐代的人把“民”、“治”两字换为“人”和“理”两个字，便是要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的讳。
3．换一个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汉代人因为汉宣帝名叫“询”，荀子便不能姓“苟”，于是就给他改一个与“荀”音近的“孙”。这种例子在古书中也是很多的，我们就不列举了。
可是，这种避讳的说法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原因是汉宣帝后汉代人抄述前代人书籍中引述到姓“荀”的人，如《左传》中的荀林甫、苟莹都未改，而且汉代一些有名的姓“荀”的人物如荀淑、荀爽、荀悦也太多了。他们为什么还照姓其“荀”而不改呢？
第二种解释是“苟”和“孙”在古代的发音是很相近的，也很可能是相同的。古人常把音近或音同的字替代使用，在古书中的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可说是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所遭遇到的最大麻烦。其实，这情形直到今天还有，在繁体字里，“了解”就常以“瞭”代“了”，写成“瞭解”。如果“了”、“瞭”字音不同，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地替代使用。
第三种解释是姓和氏的混用。以前在西周之时，宗法制度很严格，姓是姓，氏是氏，不能混用。但是到了春秋，乃至于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姓、氏便混用了。如晋文公的一位大臣原轸，也叫先轸。战国时代秦孝公那位有名的宰相商鞅，其实并不姓商。他原姓“姬”是周天子的同姓，是卫国的公族。他长大后从卫国到魏国，卫国人便称他为“公孙鞅”或“卫鞅”，直到他助秦孝公变法图强，秦孝公把他封到“商”，后人才称他为“商鞅”。荀子的“荀”、“孙”互用可能也是因类似这样的情形而来的。
这三种解释，实在说来，都只能算是一种“解释”而已，都不能是定论。因为，像这样有关古代史实的考证都是不能彻底“考证”明白的；任何考证都是一个无穷的复杂的命题。不过，我们现在大都采用第一种说法。这完全是为了避去这种“无穷的复杂”而已，并不是说我们就认为第一种解释是可信的，其他两种都不可信。它们都同样有其可信之处，也同样有其不可信之处。
说完他的姓，再说他的名。
他名叫“况”，古书中也有称他为“荀卿”或“孙卿”的。“卿”不是名，而是战国时代对人的一种尊称，和古书中的“子”字有同一作用。战国末年，那位因替燕太子丹刺秦王而有名的荆轲，当时就被人称为“荆卿”。和这“卿”字相似的，就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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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序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情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荀子(人性的批判)》由陈修武编著，对荀子其人其书都做了详细解读，脉络清晰、言语通俗，对于初读《荀子》的读者益处多多。其中对于荀子本人的解读部分条分缕析、浅白易懂，对于荀子的思想学说的理解也是独特精道。《荀子》一书博大精深，《荀子(人性的批判)》作为引路之书着实难得。
《荀子(人性的批判)》由陈修武编著，50余位台湾名家解读，好评最多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
余秋雨倾力作序，10余位文化名人隆重推荐！
台湾人从小读到大，畅销42年，影响海内外的国学启蒙读物！
畅销三十年，辐射五大洲华人圈，强大写作阵容，力推中华传统经典，时代华语图书重金重磅独家引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