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作者斯蒂芬·茨威格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顺畅的文字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斯蒂芬·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此，《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昨天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颂扬人类伟大的精神魅力，文字优美流畅，思想性与欣赏性兼备。

前言

安全世界

上世纪的学校

萌发爱情

大学生活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我的崎岖道路

走出欧洲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1914年战争爆发的初期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在欧洲的心脏

回到祖国奥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

希特勒的开始

和平的濒死状态

附录

1.绝命书 （高中甫译）

2.茨威格1936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高中甫译）

3.茨威格年表 （高中甫编写）

安全世界

我们在一片寂静安宁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

无数波浪四面向我们击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趣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乱冲散。

——歌德

如果我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亦即是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黄金时代，是最确切不过了。”我们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金币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钱或者他挣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准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和法度。拥有财产的人，他可以精确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和军官从日历中可以找出他哪一年定职和升职或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确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钱，此外要留下一小笔，以防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后代人最好最安全的家园；农场、商店则代代相传。就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他的将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蓄金”。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所有的一切都紧紧依靠国家和那个至高无上的白发苍苍的皇帝。谁都知道（也这样认为），一旦老皇帝死了，新皇继位，旧的一切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会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看来一切暴力的激烈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共同生活的理想。安全感使生活才具有价值。越来越多的阶层人民渴望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钱的人对这种优越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以后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这个安全的世纪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把房子保了火险和防盗险；为自己的耕地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作了意外事故和疾病的人身保险；为晚年买了终生养老金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儿摇篮上，作为将来的嫁妆费。最后，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为自己争得应得的工资和疾病保险；佣人们自己储蓄了养老保险金，他们预先存入一笔安葬保险费。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的人，才能享受到眼前的好生活。当时人们认为，人们的生活能够完全阻止厄运的侵入，这种感人的信念，是一种巨大的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19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这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信仰力量。人们对“进步”的信念超过《圣经》，他们的神圣信念看来正被每天的科学技术的奇迹雄辩地证明着。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夜晚通明，已不再是昏暗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就快得多啦。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的设备从富裕之家进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汲水。炉灶生火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进行体育锻炼以来，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畸形者、甲状腺肿大者及残疾者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和“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有了选举权，从而可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健康和更加幸福而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荣耀，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从而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和安全。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同我们今天把“安全”这个词，早就幻想着把它从词汇中抹掉一样，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将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力量冲破的。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和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们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却是我们父辈为之献身的，这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时代气息已溶人他的血液，是难以磨灭的。不管，不管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及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尽管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怀着心神不宁和破碎了的心情，像个半盲人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昔日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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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致诱使我不得不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这远远超过前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因为我是位放幻灯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不过是对这些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些并非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的命运这样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纪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激烈地震的地方。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的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了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背井离乡的人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他人失去任何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作品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成见。

由于我脱离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正直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1881年我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可是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多个国家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地离开了它。我在这里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人，到处都是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朋友；于是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自相咬碎之后，在我心中已经消失。与我愿望相背，我在理性方面遭到最可怕的失败是编年史上野蛮时代最残暴者胜利的见证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从没有过，道德从如此的精神高度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这样说，绝非出于高傲，而是饱含着耻辱。从我刚萌发胡须到胡须变白这段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转换和变化，远远超过以往平常十代人所经历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中每个人感到：变化有点太大了！居然，我一会儿攀登向上，一会儿节节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仅有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许多种。因为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还不时地感到；当我想到“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知道，是在巴思的那个家？还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个家？或是维也纳的我父母的家？当我说起“在我们这里”时，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对我的家乡人来说，我早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他们亦无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员。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我越来越多的感觉，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发问中发现，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些已经成了历史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潜藏的内心本能认为他们的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甚至我在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能把如此庞大纷飞的事情压缩在我们这代人短促的时间里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我把这种生活——诚然充满极度难堪和不安——与祖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一生始终过着单调的生活，一种生活方式自始至终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动，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觉察不到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问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一直住在老屋子里；至于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仅仅停留在报纸上，更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定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仗，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上，听不到大炮声，半年之后就云消雾散，被人忘却，成为历史上干枯的一页；一成不变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点也不会重复，过去了的生活再也不会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过数不清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以往，第一代人经历过革命，下一代碰上暴乱。第三代遭到战争，第四代遇到饥馑，第五代赶上国家经济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他们根本没碰到这些事。而今天，我们这些六十多岁和比我们略微大一点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没经历过？没遭受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我们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苦难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有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的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别人曾经赞美过我，也曾责备过我，我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经很富有，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我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的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在我们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看到了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所有这些兽行是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所未曾见过的，但愿后人不再容忍这些暴行的发生。但是，十分荒谬的事是，我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话，一秒钟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惊奇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次大变动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用不到逃避，也不能像前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技术（电报、电话），使我们与时代联系的更紧密了，一刻也脱离不了。比如说，炸弹把上海的一些房子炸毁了，在受伤者还没有抬出房屋之前，消息就传到我们的房间里了。一千海里以外大洋发生的事，很快就印成图片，我们如亲临其境。这种不断地彼此沟通和互相参与，再也没有安全和保险的地方了。现在无一处可逃避的地方，没有可以用钱买来的安宁。命运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抓住我们，把我们拖进没完没了的戏弄之中。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地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让他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永远与同路人的命运连在一起，尽管他满腔愤怒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可以说，被驱赶的、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他们所经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们正处在旧的结束、新的开始的转折关口。所以，我让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结束。这样做并非没有意图，因为1939年9月的某一天标志着造就培养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如界我们用自己的见证给后代留下那个分崩离析时代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个极不利的条件下，在那个富有特征色彩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在我写回忆时正值战争，客居异乡，缺乏帮我记忆的各种材料。我在旅馆房间里，我手头上没有样本，没有记录，也没有朋友的信件。我无处可以问询，因为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像数百年以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一样。所以，关于我过去的一切，仅仅凭我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他事情眼下找不到，或者已经散失。我们这一代人学到了一种极好的技巧：对失去的绝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正是我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机理，而是知道整理和具有明智剔除差错的能力。人们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忘却的，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才能为别人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的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为他人所作的回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