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们的国家成为了“世界工厂”

我们的城市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全球化时代，原来我们一直都忘了留意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

上海译文继《寻路中国》、《江城》、《落脚城市》之后又一重磅纪实力作！

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透过新兴城市和农民工群体，聚焦大变革时代下个体的命运故事！

张彤禾编著的《打工女孩》是西方社会了解、认识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张彤禾编著的《打工女孩》内容介绍：“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一起来翻阅《打工女孩》吧！

中文版序

第一部 城市

 一 出去

 二 城市

 三 穷死是罪过

 四 人才市场

 五 打工女孩

 六 方与圆

 七 八分钟约会

 八 流水线英语

第二部 村庄

 九 村庄

 十 华南茂

 十一 爱情与金钱

 十二 完美健康

参考资料

致谢

对话张彤禾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P3-4

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家里是好，”她对我说，“但只能待几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我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的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我必须百分之一百二地用功。关于马歇尔·菲尔茨①值得记住的十件事。七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跟四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这次，，他们留了下来。

但我家人的迁徙历程远远不仅于此。大约在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有个名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去到东三省的大草原。他的后代在六台村生活了十四代；我是第十一代。在中国传统家谱中，一个家族要追溯到其“始迁祖”，即第一个离开家乡，在别处扎根的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人们都静止不动。其实中国的家族史都建立在迁徙的基础之上。知道自己属于这样的传统，我的根基，我的故事，我的家庭，我的名字，全都与之紧紧相系，这令我感到安心。

如今，家是我和我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选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书，相册，日记，信件和笔记。全是纸。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Grand Junction城，但她们将来大概也不会在这个小城生活。我们打算在开罗住几年，再回中国去。女儿们十二三岁前，我们会回到美国，到科罗拉多西南的一个小山城，我们已经在那里买好了一小块地，孩子们可以走路去上学，跟邻居们结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2013年1月

写于埃及开罗

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中国农民工不过是无名的、可以替换的一块零件。《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却用两年时间在南方的新兴城市东莞调查报道，努力将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她令人惊讶地发现，除开经济因素，大多数年轻女性选择外出打工，是出于离开农村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愿望。她们，比起其他任何一切，都更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一个正挥别乡土和动荡过去、并拥抱光明但又忐忑未来的国度。

——《时代周刊》

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打工女孩的非虚构类作品，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从枯燥的流水线到济济一堂的夜校，从自由的城市到封闭的乡村，从夜总会到传销点，从无情的人才市场到白热化的生意场，在这里，读懂中国。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