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职员们正在接待稀稀落落的几位顾客。这办公室位于中二楼，面向一个昏暗而进深大的院落。我随意向中间的一个窗口走去，并向一位女职员发问。她没有首先答理我，只顾埋头算账，而且算完一笔又开始算另一笔。我不耐烦地重复了我的问题，对她向顾客提供情况所持的冷淡态度有些怨愤。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面带病态的女职员，仍旧不慌不忙，一直把账算完，才用平淡而无恶意的声音回答道：
“是在这儿，您的证件齐全吗？”
我递给她一叠证件。她慢条斯理，不厌其烦地查看了一番，接着将我的写在印花公文纸上的申请书抽出来放在一边。估计得等很长时间，我便开始观察这个我初次进来的场所。在顾客一侧，场地狭小，没有多大的活动余地。这时，只有我同一个戴勋章的老头呆在一起。这老头很可能是一位退休职员。在窗口的另一侧，办公室向深处延伸，虽然才两点半时分，却看不清最深处，即光线最暗处的办公桌。在这个昏暗的地方，第一批灯亮了，绿色的灯罩将圆形的光亮投射到办公桌上，只见职员们的手在光亮下晃悠。不多一会儿，窗口前的灯也亮了，最后，顾客一侧那悬挂在天花板上的两盏大灯也亮了。我发现这两盏灯投射的光线相当暗淡。离我几步远的地方，那退休职员扶在一根银手柄拐杖上，同旁边窗口的女职员亲热地聊天。我得知他是卡拉卡拉先生。他大概常同这个办公室打交道，因此，显得有些神气。从他打量我那种神态和他装模作样放声大笑，以便向人示意他是这家公司的常客的方式，我看出了这一点。我简直羡慕他对待职员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替我办手续的女职员，埋头在登记簿上流利地书写着，的确显得无心交谈，尽管她的面部确实并不带有无动于衷的表情。
懒得再观察眼前的这一切，我又回想起我刚才进来时萦绕在心中的一些忧虑：一桩我试图重新处理的悬而未决的事情；我妻子昨天晚上发的一通脾气，今天早上同老师就我儿子学不进拉丁语交谈。女人们的任陛、古典文化、材料的行市，我有时感到这些忧虑在心里交织在一起，以令人厌恶的缓慢在心中打转。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仿佛停止了，引起了我精神上的苦恼，接着它又立刻重新开始运转。然而，当我在考虑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听见窗Iml背后传来低语声。
女职员向我问道：
“您把照片带来了吗？”
“那当然。”我回答道，“需要两张，对吧？”
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小纸袋，里边装着一打身份照片。我递了两张给女职员，她没有看一眼，将照片放在登记簿上，拿起放在她办公桌边的一瓶胶水，但在贴照片之前，她还是瞥了一眼。见她目光停留在照片上，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吸引住她的注意力时，我感到诧异。这种好奇改变了她那冷淡刻板的态度。我满以为她考验了我一阵之后，准备同我亲切交谈，这交谈会与旁边窗口的类似。但是，她抬头看看我，又低头看了看，再抬头看着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道：
“您给我的不是您的照片。”
最初，我直发愣，一时怀疑自己是否弄错了，但是，尽管我见到的是倒置的照片，我亳不费力就认出那就是我的照片。女职员的想法真叫我感到滑稽。我认为可以趁机开个玩笑。
“您以为照片照得比我漂亮吗？”
女职员简直没笑一笑。她放下胶水瓶，抿着嘴，将照片与我的相貌进行对比。最后，看样子她深信无疑，做了个手势，将两张照片还给我，并一本正经地说道：
“另外给我两张吧。这不是当事人的照片，我不能接受。”
我拒绝收回照片，强硬地表示玩笑开得太久了。
“何况这些照片完全—模一样。我全家都看过这些照片，觉得十分满意，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显得比我家里的人更苛刻。”
她手里拿着照片，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我想这女人是丧失了理智吧。我又想，也许某种莫名其妙的慌乱改变了她的视觉，于是，这种好奇心平息了我的怒气。最后，她扭过头，朝昏暗处叫道：
“布斯纳克先生！对不起，请您过来一会儿，行吗？”
从她那恭恭敬敬的语气，我明白她想请上司公断。由于对这事有所进展感到满意，我带着善意的讥讽神态微笑了。在办公室尽头的两个圆形光亮之间，一个模糊的身影从一团暗绿色的黑影中显露出来。这布斯纳克先生个儿矮胖，目光机警而炯炯有神，一张快活的脸庞。如果说我对这件事的结果有些许担忧的话，他的外表足以使我安然。女职员站起来给他让座。他一面坐下，一面用热忱而带着轻微法国南方口音的诙谐噪音问道：
“巴萨旺夫人，有什么棘手事呀？”
“您断断公道吧。”巴萨旺夫人用快活的口吻回答道，“这位先生来递交他的B．O．B．许可证申请书。他将所有证件都交齐了，但他交给我的照片不是他的。”
“天哪，这不是我的照片，这是夫人的看法。”我有意带着满不在乎而傲慢的神态说道。
布斯纳克先生彬彬有礼地做了一个手势，劝我别说话，并翻阅我的证件。
“哦，……申请书，兹有广告经纪人拉乌尔·塞吕兹耶，生于1900年……家住巴黎……街，好……出生证明书……个人简历证明书……品行良好证明书……一切证明合乎法律手续……所有证件齐备。现在让咱们看看照片。照片在哪儿呢？”
巴萨旺夫人将照片放在他跟前。他迅速端详了我一眼之后，看了看照片，只见他微笑了。旁边窗口的女职员和卡拉卡拉先生中断了他们的交谈，抱着无所事事者想看点稀奇事的愿望，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布斯纳克先生没有久看照片。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误会。”他说道，“塞吕兹耶先生确实把照片弄错了。麻烦他自己看看照片，他不难明白这一点。”
那么，布斯纳克先生赞同巴萨旺夫人的意见哕。虽然我认为事情很清楚，我还是以为是自己弄错了。我觉得从窗口另一侧完全认出了我的两张身份照片，但颠倒着我可能会把模样弄错。布斯纳克先生和蔼可亲，微笑着把照片递给我。我一看，确信无疑。
“这确实是我的照片。”我说道，“而且，我甚至认为我从来没照过如此逼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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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位法的奇效
柳鸣九
马德里的一个大学生，无意之中把封锁在瓶子里的魔鬼放了出来，魔鬼为了报答他，带他飞到市区的上空，揭开一家家屋顶，让他看到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人世间种种只见于密室的隐情尽收眼底。法国18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勒萨日在他著名小说《瘸腿魔鬼》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倒不无启迪的、象征的意义。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何尝不像瘸腿魔鬼与马德里大学生的关系一样？作者在作品里搬演一个个场景，无异于瘸腿魔鬼在马德里上空揭开一家家的屋顶。如果说，瘸腿魔鬼的法力确是令人惊奇的话，那么，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的神道却是浩大无边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能阅尽人世间的隐情，他能窥视内心的活动，他能上天，他能入地。若干世纪以来，作家就一直享有着这种上帝般的无所不能的自由，至少是当他采用旁叙的方法时，他这种绝对自由是不折不扣的。
当作者采取自叙的方法时，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人称自我的叙述方法，显然使这种自由打了很大的折扣，它把叙述的角度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很难随作者之意而转动，更难任意向其他的时间与空间跳跃或延伸，因此，人世间的种种隐间与天上地下的奇观尽收眼底的妙处就没有了，只不过，在有所失的时候也有所得，那就是在深入揭示内心秘密与真切陈述主观感受方面得到了优势。在20世纪文学中，由于对真实性更严格的要求，也由于对精神世界复杂幽深的更大兴趣，这种自我的叙述方法颇有蔚然成风的趋势，至少，它的运用比在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里更经常，更多见。仅以本世纪的法国文学而言，这种方法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经典性的名著：《追忆逝水年华》、《蝮蛇结》、《背德者》、《窄门》、《茫茫黑夜漫游》、《阿德里安回忆录》、《毒蛇在握》，等等。
这种自我叙述方法的局限性，当然不会不被惯于享受上帝般的绝对自由的作家所感受到，固定的第一人称，固定的一种眼光、一个角度、一种身份、一重空间，这似乎是将造成叙述单调一色的绝境，是否可以绝处逢生，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呢？真正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承认、也不安于绝境，艺术发展从来都是绝处逢生的。要从这个固定角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看来只能寄希望于固定角度中意想不到的变位。
变位是生活中的常情，变换一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事物与场景的更多更新的部分，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最复杂、最辉煌的事理，往往就是建立在普通的常情之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精辟隽永的诗句，只不过是道出了从下到上的变位或位移所能带来的奇妙意境而已。而西方20世纪文学中一个特别令人注意的现象：自我变形，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常情的基础上。
当然，文学作品中人的变形，古已有之，而且是泛欧的现象，像史诗《奥德修纪》中那种人变成动物的例子，我们就不必去说了，仅以《变形记》为名的作品就比比皆是。最早，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的古希腊作家科罗丰的尼刚德罗斯就写有《变形记》一书，而后，罗马作家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成为了经典性的名著。此后，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安托尼乌斯·利贝拉里斯与玛多拉的阿普列尤斯、15世纪的意大利作家阿约诺·菲伦佐罗拉，均有以《变形记》为名的作品问世，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迪特洛·封、迪特斯多夫又曾把奥维德的《变形记》改编为交响乐。到20世纪，最有名的则是德语作家卡夫卡发表于1916年的小说《变形记》，变形的题材又再一次进入音乐领域，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斯特劳斯(1864—1949)的交响乐《变形记》甚为著名。如果把奥维德与卡夫卡的两部经典性的《变形记》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古典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差异。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以人由于某种原因而变成动物、植物、石头、星星的幻想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表现了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理论，而卡夫卡的《变形记》以“自我”的叙述方法，虚构了自我的变形，表现出现代关于入异化的哲理，并且在扩大与深化自我感受方面获得了奇特、怪诞的惊人效果。
埃梅的这部小说属于卡夫卡《变形记》的这一个类别，其书名直译可为《美貌》，意译则可为《变貌记》。
广告经纪入拉乌尔·塞吕兹耶在事业上颇为顺利，拥有一家小小的公司，家庭生活也和美安逸，妻子漂亮柔顺，安于家室，两个儿女也稚气可爱，他过得很心满意足，唯一不尽善尽美的只是他容貌丑陋。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容貌变成了一副年轻漂亮的面孔，这可使他大为惊恐，这一张漂亮的新面孔马上“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与他原来全部的生活分隔开来，使他在这个城市里、在他的公司中、在他的家庭里，都成为一个谁也不予承认的陌生人，这无异置他于绝境。他赶紧采取了应变的措施，用蒙混的办法总算提取了他的一笔存款，又制造了“拉乌尔要到布加勒斯特去两三个星期谈生意”的假象，然后，在自己家的那一幢楼里，以罗兰‘科尔贝尔的化名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来，设法慢慢渡过难关，以恢复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与家庭权利。他像一个外星来客一样感到孤立，只好寄希望于亲戚好友，把自己变貌的原委与苦衷向他们倾诉，哀求他们的承认与帮助。安托南舅舅是个纯朴忠厚的人，马上就相信了他的遭遇；他的好友朱利安·戈蒂埃却是一个头脑复杂的现代人，他可不相信这个有一张漂亮面孔的青年人的倾诉，不论这个自称原来就是拉乌尔的陌生人如何提供了各种实质性的证据，他反倒认为，他的朋友拉乌尔肯定已经不在人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深知其一切情况的罗兰谋害掉的，而现在，罗兰正利用自己对拉乌尔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要取代拉乌尔的一切，包括占有拉乌尔的妻子勒内。他出于对拉乌尔的友谊开始行动起来。于是，这个有了一张新面孔、化名为罗兰·科尔贝尔的可怜的拉乌尔，就开始陷于现代社会法网的威胁之中，他很可能被当作谋杀拉乌尔的嫌疑犯被捕，或者被当作一个妄想自己是拉乌尔的精神病患者关进疯人院。他总算逃避掉了这种可怕的命运，而且利用了这张新面孔，很快就被勒内当作一个漂亮的情夫接纳了。最后，奇迹又再一次出现，一天，他的容貌又突然变了回去，于是，他又恢复了他作为广告经纪人所拥有的一切，他的妻子也告别了与罗兰·科尔贝尔的那一段私情，恢复了原状。经过这次变貌，拉乌尔至少有了两种深切的亲身体验，一是体会到了面孔的重要，二是见识了自己贞节妻子的如何不贞。
这部小说构思奇特，叙述流畅，描写真切，读起来甚有引人入胜、轻松愉快之感。然而，在读的过程中，你同时又有不轻松之感，你常常要停下来思索思索，总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在那些细节里，有一些意蕴需要你费点力去挖掘、去细察，因为埃梅显然要通过他的故事来表现一些关于面孔的哲理。
如果没有埃梅的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不会对面孔与容貌在现代社会里的作用产生如此多的思考。面孔容貌，本来只是人的一部分外在特征，是人最醒目的外观。毫无疑问，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某个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标志，是他全部价值与素质的标志，当然只是一个标志，而不是唯一的标志，而它之所以成为标志，也并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内容，而仅仅在于它是最易于辨识的。然而，在人类社会里，这样一个外部特征，这样一种外观，其作用有时大得令人可怕。相传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个古堡里囚禁着一个终身被戴上了一个铁面具、无法窥见其真面目的要犯，据说是国王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他因为其面目与路易十四完全一样而遭此悲惨命运。这是面孔容貌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效应的突出一例。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个铁面人在当时显露真面目，就足以在法国引起一场政治内乱，因此，他必须成为自己孪生兄弟的不得露面的死囚。这显然是封建专制时代政治生活中的荒悖。
埃梅在自己这部小说里着力揭示的则是现代社会的异化与荒悖。在他的笔下，容貌面孔具有毫不含糊、无可取代的法律效应，他把主人公的变貌安排在办理证书的办公室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因)，安排在验证照片的时候，就是要从这最初级的法律程序开始，一步一步考察面孔容貌在现代社会里的法律效应。正如我们在小说里所看到的，这种效应可谓大矣，虽然拉乌尔仍保存了他原有的一切社会本质与其他特征，保持了他原有的声音、笔迹、思维方式、认知能力、生活经验等等，但面孔容貌一变，他的全部生活、全部存在条件都立即崩垮。他不能再自己出面提取存款，因而就有无法支付最必要的生活需要的危险；他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再也不能指挥与支配他的秘书与下属，他的公司、他的事业已经成为与他无关的存在；他带着新的容貌要在自己的公司找个小小的位置，就得苦苦哀求，声泪俱下；他的家庭近在咫尺，他却无权跨入，他的妻子与孩子就在眼前，他却无权相认；更严重的是，在法律与公共秩序的意义上，他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嫌疑犯、危险分子，一个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据的怪物，现代社会的法网将不容许他继续存在。总之，困顿与危机都来自一张面孔，面孔容貌代替了一切，取消了一切，统治着一切，它具有一种暴虐的作用与力量，它不仅仅使拉乌尔感到了整个社会现实对他不予承认的沉重压力，而且也使他感到了自己的生存成为了一个十分危急的问题。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荒诞！而且是在现代社会里完全无法摆脱、无法逃离的荒诞！
这种荒诞性，只有在拉乌尔发生了变位、发生了位移之后，也就是说，从拉乌尔变成罗兰，从原来的承受位置、原来的观察角度转变到另一种承受位置、另一个观察角度之后，才能感受到，才能显示得出，正像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人的悲剧性的荒诞的状况只是在作者假想主人公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可怕的位移、由人变成了甲虫之后，才能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一样。因此，不论是卡夫卡的“变形”还是埃梅的“变貌”，都是20世纪文学中为深入挖掘主题、使主题具有触目惊心之效果而采取的一种艺术变位法，与有的人所批评的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反现实主义逆流”风马牛不相及。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变位法还有另一妙用，那就是在自我叙述的方法中，从第一人称自我的角度表现了对家庭关系的冷酷更尖锐、更凄厉的感受，这种感受只可能在改变了承受的位置与观察的角度之后才能取得。同样，埃梅在《变貌记》中也是如此，他让拉乌尔亲身感受到了自己的妻子在罗兰·科尔贝尔这张面孔前由动情到迅速委身的过程，让他亲身感受到了妻子不贞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她从未给过丈夫而只献给了情夫的全部热情。当拉乌尔作为丈夫拉乌尔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家庭异常稳固、无懈可击，他与勒内的夫妻关系不存在任何危机与潜在的暗礁，他的妻子完全是安于本分、贤良贞节的。然而，罗兰·科尔贝尔这张面孔一出现在妻子的面前，从她惯常那种矜持庄重的外表下，马上就暴露出她那种包法利夫人式的向往与不计后果的欲情，从她以往忠实贞淑的外表下，马上就倾泻出深藏多年的对自己丈夫的嫌恶与怨恨。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反差，都是变换了身份、变换了位置、变抚了角度之后带来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埃梅的变位法更能真切地揭示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与婚姻的虚伪性了，而且他是绝妙地让这个中产者本人见证了其中全部的真切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拉乌尔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面孔容貌之后，他的家庭就恢复了原状，他的妻子也恢复了常态，他本人更是恢复了原来的自得感与心满意足感，比起他平淡的中产者的生活，他变貌之后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倒显得有些光彩。而对他的妻子来说，委身于罗兰·科尔贝尔，将是一桩永不会磨灭的浪漫艳情，只要拉乌尔曾变成罗兰·科尔贝尔的奇迹不为她所知，她将永远在心理上是一个曾有外遇的主妇，她将永远难以摆脱思乡怀旧的情愫，永远再也不会有贞淑的宁静了。所有这些，就是埃梅变过来又变过去的变位法给中产阶级家庭婚姻的老题材所带来的别开生面的奇效。
马塞尔·埃梅成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法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童话等方面均有建树，尤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更较令人瞩目。如果要指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的话，那就是构思上超自然的怪异、描写上求实的真切与思想上的哲理寓意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特殊的风格，我们从他这部中篇小说中已略见一斑，将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有进一步的领略。
埃梅(1902—1967)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变貌记》是埃梅最著名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广告经纪人拉乌尔在事业上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唯一的遗憾是他容貌丑陋。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变得相当年轻漂亮，可是这张漂亮的面孔立即像一堵无形墙把他和从前的生活分隔开来……作品创作风格熔怪诞与现实于一炉，采用“变形”这个沿用千年的古老题材，又赋予全新的内涵，构思上超自然的怪异，描写上求实的真切，思想上的哲理寓意，使这部小说成为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相媲美的佳作。
广告经纪人拉乌尔在事业上颇为顺利，拥有一家小公司，家庭生活和美安逸，妻子漂亮柔顺，女儿天真可爱，他很心满意足。唯一的遗憾是他容貌丑陋。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变得相当年轻漂亮，这张漂亮的面孔立即像一堵无形墙把他和从前的生活分隔开来。
他化名隐居巴黎，继续与秘书、亲戚朋友和爱人交往，舅舅深深同情他的不幸，朋友于连却怀疑他杀害了拉乌尔冒名顶替。
他在电梯里与妻子罗蕾频繁接触，用美貌勾引她，使原来忠贞贤淑的妻子成了自己的情妇……
法国著名作家埃梅的这部《变貌记》一问世即风靡欧美各国。构思上超自然的怪异，描写上求实的真切，思想上的哲理寓意，使这部小说成为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相媲美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