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经天，黄河行地，汪洋恣肆，一往无前。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她从呱呱落地到于今已寿高10万岁以上。
那是距今340万年至15万年之间，躁动不安的地球导演了石破天惊的“喜马拉雅运动”，伴随着三次猛烈的抬升，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在天崩地裂的剧变中，一条由大大小小湖泊串通而成的大河奔涌着咆哮着诞生了——她就是被后世称为“河”、“黄河”的婴儿状态。大约距今10万年左右，经过数万年的开沟穿谷，她奔腾的身段到达现在的河南郑州桃花峪一带。再后来，她以磅礴之势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就像“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精卫鸟一般，日夜不停地沉沙造陆，不断铺洒，不断长长，终成万里身躯，为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黄河，宛如一条腾越的巨龙，从青藏高原的涓涓细流开始，迈着轻盈的脚步一路东行，越过青甘的崇山峻岭，在流经黄土高原时，被迫挟沙疾行——先是自南向北再转东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再由北向南奔腾于晋陕峡谷，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的潼关掉头东去，夺三门，闯邙山，直射中原，横穿齐鲁，“一路落天走东海”……流经9个省区，汇纳千余条大小支流，行程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黄河。
其实，黄河原本不姓“黄”，而是称“河”或“浊河”、“大河”。只是因为流经混沌莽苍的黄土高原，泥沙俱下，“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把水染成黄色，自汉代始，人们才给她冠姓为“黄”。
黄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雅名——“德水”，这个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敬奉的。赢政扫六合后，笃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五德”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依据）。按照邹氏的推演，黄帝时，天降黄龙和地螾（蚯蚓）之瑞，于是黄帝以土德而王；大禹时，天降草木至秋冬时节仍然繁茂之瑞，于是“木克土”，夏以木德而王；商汤时，天降“金刃生于水”之瑞，于是“金克木”，商以金德而王；文王时，天降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之瑞，于是“火克金”，周以火德而王；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五德循环”。大秦帝国是以水德而王天下——秦代周，水胜火，“于是秦更名河日德水”。
近代以来，感恩于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滋养哺育，炎黄子孙又把“母亲河”的尊号恭恭敬敬地奉送给她。
黄河，黄土，黄种人。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汉书·沟洫志》）——黄河为“四渎之宗”、“百水之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顶礼膜拜的图腾！
千万年来，九曲黄河奔涌着，哺育着，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拍岸惊涛，激荡出中华民族的灵魂之光，演奏出中华文明的雄浑乐章。
悠悠岁月中，西侯度人、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相继在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林莽中挥动着石块、木棒踽踽而行，为摆脱蒙昧、开辟通往“成人”的道路，披荆斩棘地跋涉着，满怀憧憬地行进着，并在劳作进化、繁衍裂变、迁徙交融中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之花。进入新石器时代，仰韶人、龙山人用伟大创造力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嘹亮的序曲。P3-4
2011年5月，我有幸作为采风团的一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与水利部联合举办的“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含一腔期待、披一肩风尘行走在大河上下。正是这次难忘的行走，让我走进了报告文学的殿堂，也为我的“文学生涯”增添了一抹宽斓的风景。5个月后，我倾尽心智打造的长篇报告文学——《悲壮三门峡》（编辑将题目改为《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发表在2011年《大江文艺》第五期上。后来，《水与中国》杂志又进行了连载（题目为《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为之”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本打算写个一两万字便交差了事，没想到三门峡工程是个“富矿”和“故事篓子”，里面值得记述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实在太多，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长篇（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之嫌）。更没想到的是，作品在《大江文艺》上发表后，在水利系统内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后来《大江文艺》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这篇“大作”创造了两个“不同凡响”，一是“一篇七八万字的作品一次刊出，在本刊是史无前例的”；二是《大江文艺》2011年第五期因此成了“抢手货”，很快被人索要一空，这是办刊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之后，又有鼓励的声音接二连三地传来：水利（电力）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士钱正英，著名水利专家、长委原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办原副主任魏延琤，黄委主任陈小江，长委主任蔡其华，黄委党组成员、黄河工会主席郭国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局党委书记张善臣等领导、专家纷纷对拙作给予了肯定，认为“这篇东西把三门峡建设的成败得失写得比较透彻，也比较客观公正，而且没有回避其中的矛盾和问题”。
说起来，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还颇费了些周折。本来，《大江文艺》的主编刘军女士对这篇东西充满了期待，看过文稿后。刘主编和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不错。但主管刊物的领导认为所写内容过于敏感，担心发表后会给他们惹上麻烦，故要求编辑部不得贸然行事。于是，稿子被悬在了半空。后来，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王经国先生仔细审读文稿后，大笔一挥，批了四个字：“此文可发。”这篇东西才得以面世。
至于这篇报告文学的命名，我是斟酌再三的。《大江文艺》编辑部的同志觉得《悲壮三门峡》太扎眼，遂改为《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当然征求了我的意见，但我不太满意）。后来，《水与中国》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徐新军先生向我约稿，说是要在他们的刊物上连载，我怕他们也为难，索性把题目改为《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现在要出书了，我还是觉得《悲壮三门峡》这个题目比较恰当。何为悲壮？非心所愿谓之悲，大而有力谓之壮；悲壮者，哀而雄壮也。三门峡工程雄起于火红的理想与豪情万丈，惨败于黄河泥沙；后来，经过三次调整运用方式与两次大的改建。又冲破泥沙的包围重新崛起——它是雄壮的、豪情的，又是哀伤的、悲情的。而我讲述的正是它所历经的光荣与梦想，坎坷与失败，辛酸与无奈——充满艰难曲折的悲壮故事。
讲完这段小插曲，再回头谈一下我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收获与体会。
对我而言，通过三次手脚心脑并用的“难忘行走”（2011年5月黄河采风后，我又两次来到三门峡水库和黄河上下进行较为深入的采访，可谓“三上三门峡，三访母亲河”），我的心潮也随着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而跌宕起伏着，或激情似火豪情万丈，或怅然若失沉痛悲伤，或峰回路转雨后彩虹……同时，我也在回望历史。反思历史，触摸历史，叩问历史，于是，便有了几点感悟：
其一，对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知道，三门峡是一座带有“悲剧色彩”的工程，它不仅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而且直到今天仍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褒的人说它保证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岁岁安澜，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贬的人说它是造成了渭河下游平原和库区几十万移民不幸与苦难的罪魁祸首。如何辩证地看待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是我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用心最多的、用力最勤的。
几番寻访和接触后，我对三门峡水库的认识逐渐立体了：三门峡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它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黄河下游防洪安全问题，它的身上寄托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黄河宁，天下平”的深沉梦想。但由于急于求成，加之当时的大多数人对黄河的认知水平有限，没有充分考虑黄河的泥沙问题，结果工程建成不久，就差一点被黄河亮出的“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后来，人们又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挽救这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经过三次运行方式的调整和两次重大改建，终于使它起死回生。但不管怎么说，三门峡工程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成了治水人刻骨铭心的教材。
穿过时间的隧道回望历史，我力求用公平、客观的眼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溢美，不隐恶，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赢者讳。对于自己看不清、说不清的问题，我采取的方法是：把客观事实和不同的观点摆在那儿，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去评判。
其二，对与三门峡工程有关的人和事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往，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诸如黄万里、温善章、王化云等人与三门峡的纠葛。通过采访座谈和研读史料，我发现，不少说法是捕风捉影，有的甚至是某些“笔杆子”的臆造，与实际情况八竿子打不着。
比如，有人说黄万里是个“反坝斗士”，思维超前，当年就极力反对在黄河乃至任何江河上修建大坝。但实际上，黄万里虽然强烈批评“有坝万事足”的观点，但从来没有全盘否定坝工在河流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他曾表示赞同在黄河小浪底筑坝，认为在那个地方建水库不会导致大的淹没损失，而且因坝址处在冲刷段，不会造成大量的泥沙淤积。还有，许多人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反对三门峡水库上马；其实，给黄万里惹下大祸的是他发表在清华校刊上的小说《花丛小语》。
再如，许多文章说温善章也和黄万里一样，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事实上，温善章并不反对在三门峡建坝，他只是反对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反对“蓄水拦沙”的水库运用方式，主张修建“低坝小库”，并采用“滞洪排沙”的水库运用方式。还有，一些文章说温善章因对三门峡工程说“不”，被打成右派，挨了整，这完全是作者的臆测。温老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戴过右派的帽子”。
值得提出的是，通过采访和写作，我还结识了许多心系黄河、心系黄河治理的风流人物，如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钱宁、王化云、林一山、黄万里、方宗岱、温善章、赵业安……作为母亲河的赤子，他们的血液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早已与黄河融在了一起，让人心生感动，心向往之。
许多人对少不更事时犯下的错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释然了。但让我心灵受到震撼的，是许多参与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和建设者，却对自己“少不更事”时在三门峡上犯下的错误一直铭记在心，而且越到晚年反思、自责、忏悔得越深刻。谁都知道，三门峡工程的功过是非，实际上是人的功过是非。在周恩来、钱正英、张含英、李赋都、方宗岱等人努力清除灵魂中泥沙的心路历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人格的伟大。于是我在行文中感慨道：“我们也要为他们勇于反恩、善于反思的精神击节喝彩。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我们得承认，那些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那些犯了错误不推脱、不回避，而且过而能改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我还要说的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同“三门峡”，如果当时不是它出问题，“四门峡”、“五门峡”也会出问题。问题是，出了问题，我们能不能及时进行反省反思，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
其三，对母亲河黄河的前世今生有了全新的认识。
因为三门峡工程，我走进了黄河，一边朝圣，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于是，脑海里经常流淌出一条充满灵性、母性和野性的大河，浮现出她的前世今生，脾气秉性，恩赐给予，漂没祸害……以及华夏民族对她的爱恨情仇。
我得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功高齐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黄河，从青藏高原走来，九曲百转，滔滔东流，一路滋养着，哺育着，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拍岸惊涛，激荡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演奏出中华文明的雄浑乐章。
我还得知，黄河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复杂难治的河，“三年二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由于黄河制造的灾难一直笼罩在中华民族的头上，挥不去、抹不掉，于是，人们又把“中国之忧患”、“黄祸”、“黄患”、“黄灾”、“黄泛区”等恐怖词汇扣在了她的头上。中华民族对于黄河，是爱悠悠，恨亦悠悠——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积淀在中国人骨髓里的“黄河情结”。
我又得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定胜天”思想的主导下，人们对黄河的侵犯和掠夺日甚一日，黄河断流、泥沙淤积、污染加剧等生态危机接连爆发，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由此，引发了“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呐喊，更引发了“重新定位人与河流关系”的反思。于是，黄河人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多措并举，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人水和谐”为基调的全新治河体系。在人们的殷殷期盼中，一个黄河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翩翩走来。
其四，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学是现实生活和心灵冥幻的文化表达。当我尝试着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将我心灵的回音编译成文字的时候，我体验到竟是如此的不容易！
因为是第一次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一路走得有些踉跄，有些艰辛。谋篇布局，消化材料，史实推敲，背景追溯，事件铺展，人物关系，情节安排，细节描述，文字表达……这些都会让你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我时常感到江郎才尽，力不从心。至于“笔耕夜半，朱颜消退”，更是家常便饭。最苦恼的是不能像专业作家那样，有大把的时间去调查访问，有完整的时间去创作。须知，报告文学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因为是业余作家，客观上不允许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现场“跑”，只好在资料上多下工夫，或用电话采访等方式加以弥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需要老实交代的是，由于自己是“初出茅庐”，《悲壮三门峡》第一稿出来，自己也感到“报告”成分过重，“文学”元素不足。比如，总是力求把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说清楚，文字不免艰涩冗长；有时又宽慰自己，自己是学水利、搞水利的，不把水利的事情说明白，岂不有负于“水利人”的称号。再如，起初，因为过于拘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再造性想象不够，“展示出一个生动逼真的生活场面，给人以现场感”明显欠缺。作品在《大江文艺》发表后，一些朋友尤其是作家朋友读后也委婉地指出了作品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报告有余，文学不足。
2012年4月，我参加了“南水北调东线行——中国作家采访采风活动”，有幸结识了黄传会、梅洁、李春雷等报告文学大家，通过向他们学习请教，以及大量阅读报告文学名篇名著，反复咀嚼体会，才渐渐开窍了。之后，我又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再度采访与创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出了现在这个东西。虽然仍难尽如人意，且心有不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自己也就这个水平——非不为也，而不能也！
最后，让我把衷心的感谢献给那些应该感谢的人。
要感谢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天津北方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公司（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特别是温善章、赵业安、魏廷琤、王宏斌、潘金漾、张润亭等水利前辈，是他们向我提供了丰富翔实而又鲜活生动的素材，才使我这个蹩脚的厨师不至于因“米面”和“肉菜”的不足而做不成这桌“饭菜”。
要感谢黄传会先生。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旅作家，现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曾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得大奖。我与黄先生相识在今年4月的“南水北调东线行中国作家采访采风活动”中，当时他是采风团的副团长。团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但他因另有公务，只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黄副团长便成了采风团实际的“头”；因他是文职将军，我们这些团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将军”。作为他手下的“兵”，在短暂的8天的朝夕相处中，黄将军的睿智、学识、风度还有“为将”能力，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向我传授的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道道”，让我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之感。后来，我把《悲壮三门峡》打印稿寄给黄将军，请他批评指正。黄将军牺牲“十一”“黄金周”的休息时间，审读了我的拙作，并拨冗作序，对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
要感谢王经国先生。我与经国先生是老相识。早在十几年前，他任中国水利报社副社长、我在海委任办公室主任兼中国水利报驻海河记者站站长时，就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他担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我们的交往多了，他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也就更多了。如果不是他的力排众议，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就不能在《大江文艺》上发表，也不会在水利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作品结集出版，经国先生还欣然为本书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序言，奖掖之情，溢于言表。
要感谢贺平女士。我与贺平女士相识在去年5月的“行走黄河看水利”的作家采风活动中，我叫她贺老师。贺老师既是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又是一名作家，她的笔名叫萌娘——名如其人，她给人的印象是知性优雅、柔媚婉约。后来，我的《悲壮三门峡》初稿完成后，专门发电子邮件请她斧正。贺老师看过后，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诸如“要把三门峡工程存在的问题写深写透，要敢于直面问题，解剖问题”，“要增强文章的文学性、可读性，要学会讲故事，不能干巴巴地说教”，等等，使我受益匪浅。
要感谢刘军女士。她是水利文坛上知名的作家，也是我可敬的老大姐。作为《大江文艺》主编的她，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悲壮三门峡》的创作，不时给我以鼓励和建议。《悲壮三门峡》在《大江文艺》发表后，她又牺牲节假日时间反复研读作品，呕心沥血地写出了洋洋万余字的评论文章——《托起理性的太阳》，对拙作褒扬有加，也婉转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我在作品修改中，充分吸纳了她的意见。
要感谢黄委办公室姚自京主任、侯全亮巡视员、李肖强处长、司权副处长，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蔡红标副主任、宣传中心刘伟主任，陕西水利厅宣传中心王辛石主任、张恩颐副主任等，他们为我的采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还要感谢漳卫南局办公室的郭恒茂、仇大鹏、步连增、阮荣乾等同志，他们或协助我采访、整理录音，或校对文稿、选择图片……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为我的采访和写作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因为人太多，恕我不再一一点名，但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作者
2012年10月于津门乐水书屋
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水利的重大题材，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水利宣传工作和文学工作的组织者来说，一直是我心中的企盼。这种体裁，既是“报告”的，又是“文学”的。这种来源于生活并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加之以文学特有的生动形象化描述，对于那些热心了解水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味美质佳的精神食粮；对于那些以传播水利为己任的业内人士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史上的重大题材可谓多矣！尤其是在黄河、长江这两条被称之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上兴建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可以说牵挂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甚至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三门峡，对今天的年青一代来说，已不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甚至听起来还有点陌生，但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曾是一个多么辉煌，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呀。那时，诗人贺敬之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发着三门峡建设者改天换地的豪情：“展我治黄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入门三声化尘埃！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是一首在我充满青春浪漫的那个年代里，高颂着伴我一起成长起来的雄壮诗篇。然而，就是围绕着三门峡这项水利工程的兴建，又有谁能说清楚，其间充满了多少曲曲折折，多少恩恩怨怨，多少反反复复，多少观点纷争，又有多少风流人物伴随而来。直到今天，三门峡依然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备受争议的工程。一个工程，其间蕴含了多少人想听也听不完的故事，多少人想弄明白又弄不太明白的问题。这一切伴随着黄河的一泻千里奔涌在华夏大地上，也奔涌在人们的心中。最让人感慨的是，三门峡工程有过因在设计上的失误而改建，有在自然规律认识上的不清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也有一些人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传言，还有那几十万移民背井离乡的心酸史……伴随工程建设的前前后后，以至今天还存在的治黄观点上的不同，使我们一些习惯于“正面”宣传水利建设成就的业内人士，仍不愿触碰三门峡问题，甚至出现不愿涉及而“退避三舍”的惯性心理。
三门峡在文学创作上也似乎成了一个“禁区”，涉猎者少之又少。当年贺敬之的诗句是豪壮的、浪漫的、充满革命主义激情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声音。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再来写三门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态和情感纠葛呢？沉淀了的历史，深刻的反思和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让人们对治黄从盲目变成了理性，热望变成了冷静，激情化作了科学。如今，我特别期待有人能为此投笔一书。怀堾不负众望，勇敢地站了出来——
那是去年水利部与中国作协联合组织“行走黄河看水利”作家采风活动，走到三门峡这一站时，怀堾便暗下决心，将要投笔一搏，写一写这“敏感”的三门峡工程。“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领导和同事劝我别写三门峡，说它‘复杂’、‘敏感’，说它是‘雷区’、‘火药桶’，‘弄不好会趟响了地雷，引爆了炸药，炸了自己，也炸了别人’，云云。我虽然有些“隍恐”和纠结，但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把我用脚量到的，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用心悟到的，统统借助于键盘表达出来……”后来当我读到怀堾的这段文字时，顿生对他的敬佩之情。以我对他性格与才学的了解，相信他一定可以写得出来。果不其然，不久我就在《大江文艺》上看到了这篇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在悲壮中崛起的三门峡》（校样）。字里行间中，我深深感到，怀堾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尽可能客观、全面反映三门峡工程的恳切愿望去写的，尤其是把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痛定思痛后的反思写得十分到位。 怀堾曾坦诚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刻意地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去反映三门峡工程。一位有经验的作家曾建议他写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时，文学性要浓一些，情节尽可能刻画得生动一些。我则对他说，因为三门峡题材的特殊性，更应该在治水理念的表述上，条理要更清晰一些，笔墨分量更重一些，运用逻辑的力量，让读者被你所反映的立场、思想、观点所吸引，一环扣一环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这样，既有文学的形象魅力更有科学的信服力量。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而且在作品中充分彰显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
在三门峡建设史上，有背负民族复兴国家强盛重任的领袖人物，有把毕生献给黄河的大禹传人，有以血汗之躯筑起巍峨大坝的千万普通劳动者，有故土难离背井离乡为三门峡做出奉献的三秦父老乡亲，还有那些在回望历史、反思得失中肯于向真理低头和“投降”的人……感谢怀堾，他在文章中客观、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人物的风采和他们的故事。
三门峡工程是悲壮的。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悲”，特别是“悲”产生的背景、根源，还有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大改建和三次改变运用方式后在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的积极成果，作者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但作者并没有武断地对三门峡的未来下一个结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还原了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始末，并提示给读者，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三门峡、今天的三门峡以及未来的三门峡。至于三门峡的得失成败还要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实践中去检验，从大自然不断演进的生态变化过程中去把握，还是让未来的实践做出结论吧！
正如作者所言，黄河是一本复杂而厚重的大书，而三门峡工程则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篇章。历史在延续，自然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黄河水长流。让我们在历史的黄河中和未来的黄河中以三门峡这一章节为起点，以更加积极探索的科学精神，以更加坚持真理的求实态度去读黄河吧！
有感而发，信手写了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王经国
2012年10月30日于北京
靳怀堾编著的《悲壮三门峡》内容介绍：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横空出世。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巍峨的三门峡大坝就差一点被黄河的“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失败的原因在于工程匆忙上马，急躁冒进，违背了黄河行水走沙的自然规律。
三门峡大坝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成的。我方黄万里、温善章等专家曾提出强烈质疑，但他们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周总理会同水利专家“把脉开放”，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三次运用方式的调整，三门峡终于起死回生，重新承担起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功能。《悲壮三门峡》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三门峡建设与运用走过地曲折历程，和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至今犹在的争论。
靳怀堾编著的《悲壮三门峡》内容介绍：三门峡工程是悲壮的。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悲”，特别是“悲”产生的背景、根源，还有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大改建和三次改变运用方式后在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的积极成果，作者都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但作者并没有武断地对三门峡的未来下一个结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还原了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始末，并提示给读者，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三门峡、今天的三门峡以及未来的三门峡。至于三门峡的得失成败还要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实践中去检验，从大自然不断演进的生态变化过程中去把握，还是让未来的实践做出结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