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给作者陈瑞生的影响和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作者力图忘记那十年浩劫对作者全家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总会在脑海中时隐时现。这就是促使作者写这本《难忘的非常岁月》。本书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难忘的非常岁月》作者陈瑞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期间波及社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参加过。同时，由于作者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多一些。作者在古稀之年写这本回忆录《难忘的非常岁月》，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第一章

 “元梓弹”的爆炸波及神州大地

第二章

 戴高帽子陪“黑帮”游街示众

第三章

 参加红卫兵大串联

第四章

 群众组织兴起，山头林立、武斗成风

第五章

 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

第六章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领导干部

第七章

 写反康生的大字报险些蹲大牢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烈火开始烧到我父母

第九章

 搬家疏散，天各一方

第十章

 实行紧急战备疏散

第十一章、

 押运货车到合肥，护送伤病员回北京

第十二章

 在中国科大“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第十三章

 到政法学院的“五七”干校参加整党

第十四章

 父亲在写检查中含冤去世

第十五章

 陪母亲到南方旧地重游

 (一)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悲痛欲绝-165

 (二)在杭州受到了谭启龙的热情接待

 (三)母亲重访第二故乡

 (四)重访江西第一站庐山

 (五)重访革命摇篮井冈山

 (六)回父亲的故乡遂川

 (七)母亲的瑞金情结

 (八)兴国山歌记心怀

 (九)萍乡群众目睹老革命

 (十)母亲回到第一故乡湖南

 (十一)在南昌访亲问友叙友情

 (十二)到芜湖拜访战友王恩茂

 (十三)合肥小住心舒畅

第十六章

 难忘的1976年

 (一)周恩来总理逝世

 (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三)朱德委员长逝世

 (四)唐山大地震

 (五)突然降临在我头上的政治批判

 (六)毛泽东主席逝世

 (七)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后记

突然，有一个青年学生跳上讲台，对准麦克风，声嘶力竭地说：

“我认为，北京政法学院党委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这句话犹如一声炸雷，轰动整个礼堂。

他正要往下罗织党委的罪状时，很快就被学生会和团委的学生干部推下舞台，并且把他推到礼堂外面，进行围攻和辩论。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说，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吧!于是，又把他架上舞台，让他继续讲下去。小小的礼堂，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混乱。我记得他一连讲了七八条，指责“北京政法学院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总之，把政法学院党委说得一无是处。其措词十分尖锐，使我感到极为震惊!

当时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是刘镜西，副院长是李进宝、郭伦、朱寄云，副书记是郭迪、鲁直等同志。开声援大会时，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院领导在场。

此时，会场秩序非常混乱!那个学生讲完后，许多学生跳上舞台抢麦克风要发言，驳斥那个学生的观点。这种场面，我从来未见过。这时，学生会的干部站出来维持秩序，他们要大家安静，一个一个发言。

接着，礼堂秩序逐渐趋于安静，按照递的条子先后顺序依次发言。一上午的发言，绝大多数都是驳斥那个学生的发言，维护党委的威信。但也有人支持他的发言。

我一直站在礼堂的后面，听完了所有学生的发言。与会的教职员工都十分谨慎，没有一个人上台发言。

时间已经临近吃午饭了，但要求发言的人仍然非常踊跃。一个临时主持会议的学生会干部宣布休会，要求吃完午饭后，再来礼堂开会。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又自发地云集礼堂。没有多久，礼堂又坐满了人，而且仍然有许多人站着。我还是站在礼堂的后面。

下午发言的秩序比上午好些，情绪也没有上午那么激昂了。但没有多久，又有一个学生跳上讲台，为上午那个学生辩护。他严厉地指责了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压制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其措词比上午那个学生更为激烈。接着，赞成和支持这个学生发言的人越来越多。而维护党委发言的人则越来越少。上午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边倒，而下午的发言则充满辩论的气氛。

我记得大会快要结束时，形成了一封《热烈支持和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声援信》，并在会上念了一遍。

散会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面，我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因为它们是党的喉舌，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的。我作为195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来都是听党的话的，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重要文章和《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都是深信不疑的。多年以来，在“驯服工具”思想的熏陶下，我不可能去怀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那么多学生跳上礼堂讲台，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漫骂北京政法学院的党委。看到这种情景，我立刻想到了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于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在这一天，我一直保持沉默和中立的状态。

但有一个问题我感到疑惑不解。

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前，曾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中共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这两篇东西虽然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定关注，但绝没有像这张大字报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这个轰动效应，的确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其冲击波，辐射到全国各地。6月2日，全国的高校几乎都同北京政法学院一样，热烈欢呼和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本校的党委。在我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能像这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在一天之内没有任何人做动员报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自发地发动起来了。从这天起，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声势，犹如钱塘江大潮一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散会后，我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回到万寿路家里。一路上，我想了好多，头脑里充满着许多疑问。

P5-6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给我的影响和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力图忘记那十年浩劫对我全家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日子。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总会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这就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动因。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从当时的视角来看，好事、坏事我都干过。既当过“保皇派”(保守派)，也做过“造反派”；既挨过别人的批判，也批判过别人；既戴过高帽子、坐过“喷气式飞机”，被软禁过，也参与审查过别人；既参与写过《炮轰云南省委》的大字报，也写过反康生的大字报；既参与过串联、造反、游行、静坐，也为解放老干部而做了不懈的努力。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也为知青函授教育而奔走于安庆各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都经历过。

我不仅是高校的教员，也是所谓的“高干子弟”。由于我的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也多一些。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尽管我写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十分艰难而又辛苦，但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我不顾古稀之年的劳累，愿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

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是：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我当时所思、所为，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我愿坦荡地直面人生，决不会文过饰非，更不会嫁祸于人。

由于相隔时间久远，从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算起，迄今已有42年之久，加之我没有留下当年任何的个人文字资料，对许多事情已记忆模糊。但是本书所涉及的重大事件和活动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一些数据，我均到图书馆查阅过当年的报刊和参阅过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认真地进行过校正。需要声明的是，这本回忆录，在细节上仍然难免有误。为了使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能更加真实可信，我将书稿分别请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年的老同事们帮我审阅校正过，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在此，对于审阅过本书书稿的同志以及当年的报刊和参阅书的作者一并表示深切谢忱!

《难忘的非常岁月》初稿写就后，打印了六本，广泛征求了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是在这两所大学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主要请他们审查本书在事实上有无出入。同时，我也请党史专家以及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审阅过本书。他们都非常认真地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绝大数意见我都予以采纳。所以，我对这本书稿改了又改，期间四易其稿。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同时翻阅了当年的报刊。本书的图片资料部分采用了李逊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图典》一书中的照片。

郭厚禄博士、潘嘉博士为本书的校对、照片处理和打印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党史出版社吴江先生、王兵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此我向所有帮助我成就这本书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郑重声明，此书的观点与审阅者无关。如有不妥之处，一切文责自负。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