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文中学
汇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离朱尊权在东观音寺胡同的家不远，因此他不用住校，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整个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他都在这里度过。小学和初中多次转学，阴差阳错地使朱尊权与小他一岁的四妹朱尊慧成为了同一级的学生。
汇文中学是美国教会较早在北平从事教育的机构之一，可追溯到1871年由基督教会在崇文门内设立教堂时附设的一所蒙学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汇文学校的名称多次变迁，教育覆盖范围越来越广，鼎鼎有名的燕京大学便是由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而来。
尽管汇文中学属教会学校，但校内仍是传统而保守的氛围。学校几乎没有女学生，在朱尊权到此上学的时候，时任校长的高凤山让女儿到班上就读，成为全班唯一的女生。她与朱尊权同桌一学期，在这整整一学期内，腼腆的朱尊权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
尽管汇文中学并不提倡学生参与政治，但时局的动荡仍不时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热血沸腾。1935年12月9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华北自治，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朱尊权并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他心中却暗暗支持游行的学生们。
此时，他的父亲朱绶光仍长期在山西任职，身居高位，兢兢业业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为整个大家庭提供了稳定而充足的经济来源。朱尊权的大哥朱尊民和二哥朱尊谊在高中时期便已同赴德国求学，分别学习造纸和建筑。在朱尊权读高中期间，朱绶光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他深知自己常年不在孩子们身边，手伸得太长也没有用。因此孩子们的教育问题，除了在他回到北平与孩子们团聚时询问几句，以及在重要的学习阶段为年轻的孩子们提些建议把把关之外，平时都放手交给夫人赵希莲，由她在北平全权负责。这位贤惠的传统女性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资源，很少直接干预他们的学习、成长和天性。她关心孩子们的品行修养远过于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朱尊权和兄弟姐妹们得以自由地学习和成长。
也许因为同样是教会学校，汇文中学与山西铭贤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朱尊权喜欢实用性的教育方法，尤其反对死记硬背，他也从来不用考试成绩的高低作为判断自己学习好坏的标准。一旦认为已经学懂，就将时间用于感兴趣的领域，所以虽然成绩在年级排名不算拔尖，只属靠前，但是他已满足。他认为课余的时间与其放在多做练习以提高考试成绩上，不如用来拓展知识面，多学习一些课外知识。
朱尊权的高中生涯看起来似乎很平静，但在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仍可觉察暗潮涌动。他刚刚拿到高中毕业证，全国形势就急转直下。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震惊了全国，社会各界纷纷抗议日军恶行。身在山西的朱绶光凭借着军人的敏感以及对日本军界的了解，判断出北平局势已相当危急，于是立即向家里发送加急电报一封，要求全家撤离北京，迁往苏州，投靠长子朱尊民。
南下
一大家子人，女性和孩子居多，南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北平有这么大一个家业，岂能轻易放弃？母亲赵希莲在危急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冷静考虑再三，向丈夫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几个小的孩子南下投靠朱尊民，自己和稍大的孩子留在北平，静观其变，如情势危急再做打算。
在此安排下，朱尊权与四妹朱尊慧、四弟朱尊志、五妹朱尊华，在三姐朱尊群的带领下，一起乘坐火车随着逃难的人群奔赴苏州投靠大哥，母亲赵希莲则与大姐朱尊宪、二姐朱尊德暂留北平。一家人因此分散在太原、北平和苏州三地。
父亲朱绶光已于几个月前再度官升一级，根据国民党《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特加上将衔。战争打响，作为军人的他当然无法置身事外。不久之后，他便由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转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亲临晋北指挥作战。 家里的长子朱尊民，生于1911年，30年代初赴德留学，学习造纸技术，1936年学成归来，与其他两位同学利用所学的技术在国内开办造纸厂，其中一位就是钱子宁。
朱尊权一行五人，自火车站直奔钱子宁在苏州的家，这是事先大哥朱尊民已定下的计划。钱子宁在苏州有一处宅院，但他本人并未在此居住，只留下一个管家负责看管房子，得知朱尊民的弟弟妹妹要来苏州投靠，钱子宁便让管家安排好，让他们住到自己家中。
此时的苏州已经很不太平，日军的飞机开始密集轰炸。朱尊权一行到苏州的当晚，日军再次空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防空警报声在苏州城内回响，吓坏了这群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孩子。他们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苏州，前往浒墅关找大哥朱尊民。
浒墅关位于苏州城的西北方向，离城区大约十几公里。朱尊权一行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向北行走，途中正好碰到开船往苏州城内行驶的朱尊民。大哥得知苏州城遭到日军空袭非常担心，天一亮便亲自开着船去接弟弟妹妹。长子如父，弟弟妹妹们见到大哥算是有了一个依靠，在造纸厂安顿了下来。
浒墅关造纸厂比苏州城内安静得多，工厂每天仍在正常生产蚕种纸。朱尊权和兄弟姐妹们待在一起，生活虽然平静了下来，心里却不免有些焦虑：自己和四妹朱尊慧高中已经毕业，理应继续学习深造，造纸厂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下一步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里要待到什么时候呢？
大哥朱尊民深深了解弟弟和妹妹的心思，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设身处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着想。朱尊民认为，尽管日本人打进来了，但国内的大学不可能关门，现在的国家更需要人才，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离苏州不算太远，著名的金陵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都在南京，必定要招收学生，因此他提议朱尊权和朱尊慧去南京看看情况。在他的安排下，造纸厂的一位南京籍的职员陪同朱尊权和朱尊慧到了南京，并将一切安顿好之后才返回浒墅关造纸厂。 P12-15
在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的统一部署下，我们于2010年秋天开始对朱尊权院士进行访谈及全方位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尽管之前已通过朱尊权院士的论著和传记，对他所研究的领域和个人经历有了初步认识，但初次到办公室拜访朱尊权院士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当我们敲门并获得允许进入之后，推开门，便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慈祥老人，坐在位于宽敞办公室一隅的办公桌旁。因为事先已经预约，在说明来意之后，朱尊权院士很爽快地和我们聊了起来。
时年已91岁的朱尊权院士，思维、记忆力和听力丝毫体现不出他的高龄，超过70年的烟龄似乎也没有在他的身体上留下多少印记，所以和他的沟通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得多。我们向他当面介绍采集工程所需要开展的工作时，他听得非常仔细，并把有些细节记在本子上。
因为业务研究的需要，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卷烟。但是他在吸烟之前，会很客气地征询我们的意见，得到许可之后才会点燃一支。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他对吸烟一贯的态度，所以朱尊权院士告诉我们，他绝不劝人吸烟。
从2010年1 1月16日与朱尊权院士第一次当面沟通一年以来，我们之间的访谈越来越有默契，越来越自然，谈论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在我们进行外围访谈的时候，朱尊权院士的学生和同事们，往往在不经意的几句话中，就将一位兼具专业修养和人格魅力的老科技工作者的丰满形象描绘了出来。
我们多次奔赴郑州，工作一个星期，然后回京整理一周以来采集得到的资料。如有需要补充或者进行深入访谈的时候，我们会再与朱尊权院士约定下一次的访谈时间。每次约好访谈时间之后，朱尊权院士便会按时到达位于郑州西开发区的烟草研究院3楼的办公室，这里离他位于市中心的家有二十余公里，但他每次都准时到达，从不耽误。
完成年表初稿之后，朱尊权院士逐字核实；形成传记初稿之后，朱尊权院士又亲自审读，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修正。其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诸位同仁的帮助下，本书稿的样书很快印出。2012年5月29日，我们到郑州将样书送给朱尊权院士，希望能够听听他对样书及采集工程丛书的意见，但不巧他正因病住院，虽见着他本人，却只能将样书留下，希望他的病情早日好转之后再阅。
不幸的是，在7月中旬，我们得到了朱尊权院士去世的噩耗。一年多前那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似乎还在眼前，但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对人的一生来说，两年实属短暂，我们在这期间不仅经历了与朱尊权院士相识、熟知的过程，也见证了他因病而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这是让我们永远都难以忘记的经历。
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得知，朱尊权院士最后关注的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尝试努力推动的上部烟质量提升项目，一件便是此传记。如今，高质量的上部烟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并有在更大范围内应用的趋势；我们也完成了这部传记。
现在完成的这部传记，不求完备，但求准确；无意拔高，但求平实。因为传主便是一位润物无声的平实的科技工作者，他的经历，吸引着我们，他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把这样一位老科技工作者介绍给各位读者。但作者们的知识背景和文字功底毕竟有限，如文中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
我们对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深表感谢！他们是：郑州烟草研究院王瑞华副处长、张建勋副院长、胡有持研究员、刘立全高级工程师、张晓梅副主任、金萍老师、王平先生、张敬一先生。
最后，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朱尊权院士！
2010年秋天，我收到来自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希望能对我开展口述访谈并拍摄录像，将我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学术交往等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纳入中国科协的采集工程馆藏基地，随之寄来的还有一份关于采集工程的实施方案。
在我认真阅读这些材料之后，初步认为这是与我关系甚微的事情：采集工程要总结著名科学家的成长规律，我一生从事的工作都是研究行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说对科学有多少贡献，我认为几乎没有。
随即，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的罗兴波博士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接受采集，并在整个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谈谈我数十年来开展的研究工作，这一点我倒很愿意谈。尽管当年我和同事们开展的各项研究，在如今看来多已过时，既无科学意义，也无实际效益，但在当年的社会经济、物质条件下，这些工作对基本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发展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这些研究过程却通常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
通过几次面对面的沟通和访谈，我对采集工程有了新的理解，这并不像新闻采访一样，简单几次访谈和录像就完事，而是真真切切地扎入了行业发展史和我本人一生的经历，特别注重历史原本细节的还原问题。采集小组找到并送给我50年前编印的书籍，让我非常惊讶而兴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前人书写的传记、《人民日报》、行业内的新闻媒体等，精心整理而出的年表，勾起了我对那些已不大记得的事情的回忆；访谈者对我从事的行业，甚至我同学家属的工作情况的了解，也让我对科技史研究者的工作态度有了新认识。
访谈越深入，谈得越开心。在最终的研究报告将要出版之际，采集小组约我写点东西，作为书的序言。那我就简要谈几点对自己一生工作的认识吧。
坚持。我守着一个专业，在一个单位待了一辈子。我年轻时就选择以烟草为业，大学毕业后刚开始从事烟草农业研究，后转向烟草工业，到美国留学时又回到烟草农业领域，回国后又从事烟草工业。期间在烟草农业和烟草工业之间往返周折数次，但我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过研究的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时也是如此。
解决实际问题。烟草行业遇到哪些问题，我就立即研究解决办法，行业需要什么，我就去研究什么。在这一点上，我深受我的两位老师金善宝院士和魏禄（W.D.Valleau）教授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烟叶严重缺乏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卷烟工业的原料缺乏问题。80年代，人们关注吸烟与健康的关系时，我们又将关注点放到减害降焦上。目前，提高卷烟的质量是整个行业内的大事，我必须为此目标而继续努力。
精诚协作。烟草行业数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我的同行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界对烟草行业数十年来科研工作的认可，所有的荣誉都属于大家。在科研过程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毫无保留地一起开展工作，是其得以顺利完成的根本保证。这是我数十年研究生涯的深刻体会。
但是，每个科学家的经历都有着特殊性。透过300位各具个性的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是否能够得到共性的结论，整理并归纳出科学家的成长规律？我认为有则甚好，没有亦无妨。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人们了解老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和行业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便已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目前，大家对烟草行业仍有较大争议。这个行业虽然每年给我国贡献了数干亿利税，但政府也并不认为它是好的经济。而且吸烟有害健康，是西方卫生系统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们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证出来的客观结论，我们必须接受它。然而，对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要降低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并不是从行政上禁烟那么简单，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减害降焦”才是唯一的出路。2004年，我在中国烟草博物馆写下了以下文字：烟草飘香数百载，有功有过；减害增益为人民，化过为功——宿愿尚待不懈创新，足以代表我的看法。是非对错，留待历史判决吧。
最后，我衷心期望采集工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取得好的成果！
2011年10月
《往事皆烟：朱尊权传》由罗兴波、刘巍、齐婧编著。
《往事皆烟：朱尊权传》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成果，通过采集小组对沈善炯院士及其家人、同事、朋友的访谈及史料的采集，从家庭影响、教育经历、师承关系、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等角度，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学科背景，采用“内史外史”结合的方法，勾勒其精彩的学术人生。
罗兴波、刘巍、齐婧编著的《往事皆烟：朱尊权传》以对朱尊权的访谈为主，辅以他的传记、烟草行业内的新闻媒体、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发展史等，力争完整、翔实地反映朱尊权一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历程。力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朱尊权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和各项研究作为一个个点，按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串在一起，同时针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参照纪事本末体撰写。整个报告分为：家世、求学、彷徨、留学、立业、十年“折腾”、第二个春天、迈入新世纪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