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对熙攘纷乱的中国是熟悉的，但对华盛顿政坛的纵横捭阖却很陌生。在恢复个人名誉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打响时，谢伟思35岁，而这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家住在成都。过去的500年间，这个城市的面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06年，谢伟思的父母第一次来到这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成都是中国边远省份四川省的省会，环城有墙，格局与北京相仿，巨大的城门每晚都要关闭。城里有一座内城，住的都是高官显贵。成都的街道昏暗、狭窄，挤满了杂沓过往的行人和牲畜，不时有一些受雇的苦力抬着滑竿，载着城市的权贵们从街上走过，路人慌不迭地闪向一边给他们让路。每天早晨都会有人从无遮无拦的露天茅厕里挑人粪尿，将粪便装进形似“蜜罐”的巨大陶桶里挑到乡下，再一点点浇到田地里。粪便的恶臭常与油炝辣椒、大蒜、生姜的刺鼻气味相混杂。谢伟思的母亲写道：“没办法，我们只能照着中世纪的水平生活了。后来也习惯了，还过得有滋有味。”
开拓者的生活就是这样，需要自力和顽强。谢伟思一家住在一套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里，一共两进；雇有一个门房和几名仆人。仆人负责料理日常杂事：挑井水，生火、封火。成都地处热带，每年逢天热潮湿，他们还要为家居除霉。另外专门留一人充当人力电话线，负责满城跑着送信，并把别人的回信捎回来。就是在这套院落，谢伟思的母亲格雷斯生养了三个儿子一大儿子杰克，二儿子鲍勃（Bob）和三儿子迪克（Dick）。男孩子们肚子里长蛔虫了，格雷斯就给他们喂点蓖麻油打虫。格雷斯生过一个女儿，叫弗吉尼亚（Virginia），六个月大就夭折了——她是在他们一家前往这个偏远之地的三个月旅程中去世的。女儿的死成了格雷斯的心结，此后她一刻不懈怠，精心地保护着这个人丁越来越旺的家庭。肥皂是她做的，丈夫浆过的衣领是她熨的，孩子们的衣服是她缝的。她用水果做蜜饯，用自家种的蔬菜腌咸菜。她还教厨子做面包、饼干等美式食品，又叮嘱仆人们不准给孩子们吃小贩卖的东西。’ “小贩们总是卖力地招揽着生意，他们怎么叫怎么喊我们都熟得很，剃头的、磨剪子的、做锡器的、卖布的、卖小吃的，什么行当都有。”谢伟思回忆道，“但是，我们家罩的那层保护茧总是风雨不透，墙外就是中国的城镇生活，纷繁拥挤，犬吠声、孩子的哭声时时可闻……间或有婚丧嫁娶的队伍来去过往。”
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土崩瓦解，但国家却陷入了更大的动荡。这年，谢伟思两岁。居住在成都的一小批外国人在经历了数月的忐忑之后，接到了英国领事的命令，叫他们去“下游”避险。谢伟思的父母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收拾起行囊，带上小伟思和他刚出生没多久的弟弟鲍勃，同其他140名外侨一起行900英里来到上海。母亲格雷斯回忆说：“我环顾四周，心想，什么时候我还能再看见这地方，又如何能回到这里啊。”。
谢家夫妇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基督教青年会办下去。爱国青年们渴望让中国现代化，他们纷纷报名参加各地基青会新近发起的活动。成都当地的基青会中方会长给谢家送去一只大灯笼，上面写着一个红色的大字“仁”，悬挂在谢家院门上。“革命党认识这个字，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家不能骚扰。”
中国在喧嚣与动荡中进入20世纪。这期间，谢伟思一家有过多次被围困而后逃亡的经历。去上海是他们的第一次逃亡，而他们返回成都的旅程更是凶险重重。滔滔长江，逆流而上，无论客船还是帆船都要靠几百个苦力像牲口一样拼力拉纤。经年累月，拉纤的绳索竟在狭窄的峡谷石壁上勒出一道道凹槽来。
1916年，谢伟思家自第一次离开老宅院之后返回成都。虽说当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燃煤汽船，船上配有马力强劲的双引擎和四个方向舵，但每每遇到急流就好似打了一场恶仗。不信？看看江中礁石边那无数散落的船只残骸便知。从宜昌到重庆，乘汽船只要四五天，不像拉纤，需要四个星期才到；不过，这四五天也很累人，充满了跌宕起伏。后来谢伟思回忆说：“我们能听见船长急促的喊叫，让手下多送点蒸汽。有时候船逆水而行，不得不用人力把船往前拽，办法是在岸上固定一条缆绳，然后用绞盘来获得更大的动力。”
P10-11
谢伟思在战时中国和战后美国的诸般经历，构成了一段激荡人心的故事。它对于美中关系，对于美国当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及伊朗等国遭遇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挑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珊·舍克（前副助理国务卿[1997—2000年在任]，现任卡罗莱纳大学圣迭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
本书详实而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政治阴谋的大漩涡，谢伟思处在漩涡的中心。它对于关心中国政策的人士而言是一部批判性作品，也让人们了解了国会和联邦调查局颠扑正义、扭曲公正的一个实例。
——理查德·H·所罗门（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现任美国和平研究院院长）
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哪怕仅仅是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松1972年去北京，而是早在20年之前，艾森豪威尔可能就到那里去了，而不是去朝鲜。
—— 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如是说
距北京重逢六个月后，赵韫如去北美探亲。她设法拿到了绿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找到一份当汉语老师的工作，那儿离伯克利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有时候，她和谢伟思全家一块儿度周末，与卡罗琳发展着一种很不自在的友谊。“她是个贤淑女子，但老是神经兮兮的。”赵韫如一边回忆一边笑，“她开车时，我必须坐在副驾驶位置，杰克开车时，我一定得坐到后排去。所以呢，后来我就看谁开车，然后找自己该坐的地儿。”
1983年，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邀请谢伟思同他一道重走中共1934年至1935年的8000英里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之路。一连几个月，他们穿行在中国的穷乡僻壤，走访年迈的见证人，搜遍各省的档案馆。两年后，索尔兹伯里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th：The UntoldStory）出版了，他和谢伟思被多家机构邀请举办讲座，忙得不亦乐乎。在此期间，谢伟思开始整理、编辑母亲的回忆录《寸金》（Golden Inches）。母亲详细记述了她作为一名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在中国动荡环境下的生活。谢伟思为这部书仔细添加了注释，将相关的史料引征和自己在四川成长时的趣事一一附上，使该书内容更加丰满。
但是，《美亚》案仍旧没完没了。1986年春，《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发表题为“且看怎么做手脚——‘美亚’案不为人知的故事”一文。大学教授哈维·克莱尔（Harvey Klehr）和罗纳尔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得到近期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包括科科伦电话的窃听录音文稿。两位学者宣称：“中国国民党和谢伟思是明不携手暗合作，避开法庭程序，免得让国民党和谢伟思都难看。总统的前任助手汤姆·科科伦滥用与权势者的关系，对本案动了手脚。”两位作者说：科科伦活动的目的就是不让国民党受害。所以，虽然确有“操纵此案的高层阴谋”，但“右翼认为搞遮遮掩掩是为了保护共产党，是不对的。”
此处还有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小插曲。1950年，联邦调查局威胁司法部的官员要把那个秘密抖搂出来，叫他们难堪：窃听科科伦的电话是杜鲁门领导的白宫下的命令。但克莱尔和拉多什的文章说，后来是联邦调查局自己“在追究科科伦始终遮遮掩掩”。虽然没有找到丝毫证据证明谢伟思是个间谍，但两作者还是下了断语：他善于伪装，自由派错误地“认为是正义瞎眼，让谢伟思法外逍遥”。
文章让谢伟思大感意外。发表前，两位作者还联系过他，谢伟思对他们说，自己“一直对科科伦[于1981年去世]心存感激”，希望他们的文章不要损害这位游说人的声誉。“凡是指控他参与‘做手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谢伟思亮明态度，“我没有罪。大陪审团会审时，涉事方无一人认为我是有罪的。”他坦率地说，科科伦“基本上没跟他讲过他在做什么”，所以，他“一直在琢磨宋子文跟我的案子有何关系，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他说，科科伦“是在认认真真地替许多方面谋利益：我、国务院和白宫、柯里和文森特，中国那边至少还有个宋子文。”他幕后搞活动“可能听上去让人晾骇，但我觉得实际没那么邪恶”。
读了文章，谢伟思深感不安：两位作者把他和科科伦的关系解释歪了。为澄清事实，他又给克莱尔和拉多什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意识到，科科伦不是个见好就收的人。他借口替本·科恩帮忙，一头闯进这个案子，把科恩说成我的一个“关系最铁的朋友”，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科恩。科科伦和司法部的人[这些录音文稿公布之前，可以说我并不认识他们]谈话，但我没看见他对什么事做过手脚，因为司法部负责处理此案的人对我说清楚了……他们觉得不会起诉。夸口自己做的比实际做的多，科科伦不是第一人，只是他碰巧被窃听了，被逮到了。
20世纪90年代初，“维诺纳”秘密文件解密后，拉多什和克莱尔又把这篇文章扩写成一本研讨“美亚间谍案”的专著，坚称贾菲打算把隋报转交给苏联谍报人员——却拿不出转交的证据。谢伟思算是“冷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两作者还是认为，关于科科伦扮演什么角色、起多大作用，谢伟思没有全说实话。他们写道：“谢伟思是他那一代公认的最优秀、最聪明的青年外交官，怎么可能会像他在陈述证言时所描述的那样天真无知、毫无防人之心呢？太不可思议了吧。”
如此评说自然令谢伟思心中不快。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大概像‘双保险’这类词儿现在听起来像是做手脚的意思吧。可是，放在科科伦在先前几次谈话时所讲的内容那个大背景里，我没想到别的，只觉得它的意思是我不用在大陪审团那里被新的证据给吓一跳而已……天真？没错，我是一个重庆出来的乡巴佬，不像华盛顿的城里人，老于世故，城府很深。”但不管怎样，“软木塞托米”科科伦私下运作，反倒让谢伟思更难摆脱怀疑了。
如果科科伦和他的朋友当初不插手，那又会怎样呢？也许《美亚》案会上法庭审理，也许史迪威将军的宣誓证词会引发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讨论，也许谢伟思不会浪费这么多年来捍卫自己的声誉。果真如此，那他的悲苦遭遇就不会让美国外交界及情报部门至今还心有余陲、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被谢伟思母亲蔑称为“白兔仔”的官吏们的群体意识，也就不会长盛不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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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子承父业做了外交官的儿子罗伯特·谢伟思经由参议院批准担任大使，没有人对他父亲颇有争议的个人历史提出疑问，这让母亲卡罗琳十分宽慰。也是在这一年，谢伟思被美国已退休外交与领事官员协会（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ers，Retired，DACOR）授予终身成就奖，在国务院大楼第8层的宴会厅举行的特殊午餐会上为他颁了奖。谢伟思的名字被镌刻在著名的“外事奖杯”上：“表彰其报效国家，遭遇不公时不失尊严，以及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学多思。”谢伟思在妻子、三个子女及儿媳、女婿等家人的注视下接受官方的赞扬：“约翰·谢伟思一身三职，他是外交官、学者，还是编辑。他最终成为正义胜利的象征，这胜利是战胜了麦卡锡时代美国驻外办事处遭受的种种屈辱后取得的……谢伟思的一生是智慧、耐心及对国家忠诚同政治机会主义和歇斯底里较量的胜利，是一次不失尊严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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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30年，笔者和谢伟思及其家人有过许多次喻快的交谈。有一回谈话，谢伟思袒露心迹，他说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个优秀的外交官或外事工作者”，“明显违背了”塔列朗（Talleyrand）的明智忠告：外交官绝不应该有“太多热情”。“当我赞成某观点，而这观点又不为人接受时，我会想方设法让人接受它。”他认为自己对中国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他承认自己把说服别人奉循适切的对华政策当做使命，他对中国危局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他对赵韫如的热情。
谢伟思命定地要做悲情信使：他传来递往的消息都不招人待见，先是在中国，后是在华盛顿。他的热情令他身陷于战争与革命的疾风骤雨之中，身陷于那个时代特有的对外诡诈阴谋，对内偏疑神疑鬼、风声鹤唳之中。不过，他顺利地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摆到了很多要员面前，虽然这些要员最终没有理会他的真知灼见。
罗斯福花了很大气力想树立蒋介石的威望，打造中国形象，把它作为战后世界的一大列强来看，所以他特别愿意听信赫尔利大使对绝境中国的乐观估计；另外，他自认为能让斯大林成为战后世界中—个可信赖的伙伴。
如果罗斯福当初能换换思路考虑问题——重视除赫尔利之外的其他人的意见，那又会怎么样呢？1944年至1945年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机会：美国可以主动与毛泽东的武装力量合作，继而影响中国革命的走向？诚如是，也许就不会造成彼此误解、相互施暴的恶性循环，双方数百万生命也免遭涂炭。
今日之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翻天覆地的动荡之后，决意走现代化道路，引进外国投资、发展经济。这正是6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第一次向谢伟思描述的构想。时至21世纪，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冤家对头都已去世，大陆和台湾都在采取务实的、增进信心的措施，朝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向努力。不过，海峡两岸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旧很微妙，不知哪会儿就会触发新一轮国际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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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活了近90岁，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纠缠了他一辈子的争议。不过，在去世时，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赞誉。奥柏林学院授予他荣誉学位时，负责介绍谢伟思生平经历的教授这样说：“他始终是一位正直的人，一位有着超凡勇气和高尚品格的人。贬低自己人格的不白之冤为他所不容。”
1999年初，即在去世前约三星期，谢伟思请笔者一起去伯克利他最喜欢的一家中餐馆吃饭。吃完饭，我们掰开各自的运势曲奇饼。他的运势字条上写着：
耐心诚可贵，真理价更高。
谢伟思既有耐心，又握有真理，故而他得以亲瞩自己的见解为历史所印证，自己的美名重树于人们心间。他的确是一位可敬的幸存者。
我在加州长大，那时我们家是第一批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记得当时看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播音员神情激昂地讲述中国的“黄色军团”如何横扫美国军队。几年后，我成了一名中学生，在一家书店打工时看见一本新到的书——《中国——不让美国人了解的国家》（China：The Country Americans Aren’t Allowed to Know）。书的标题正好表达了我的失望，虽然那书纯粹是为了宣传。
后来在康奈尔大学上学，我才开始了解这个躲在“竹幕”后面、拥有亿万民众的泱泱大国。在中国政治学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谢伟思（John Service）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中国问题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评价谢伟思的报告“大概是仅有的、最重要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那决定性十年的资料”。
1970年，乒乓球赛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之间一段非同寻常的“外交舞蹈”——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倏然令我想到，也许有朝一日我能去这个神秘、封闭的国家实地看一看。1975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广播记者，在旧金山录音采访福特总统后，我冒昧地问了一句，他马上要去中国了，可否跟他一起去？我向福特总统的新闻秘书说明了理由，并想办法弄到了这趟旅行所需的一切证件、证明。但不巧的是，台湾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不了，福特的十天中国之行被降格为四天——只是到此一游，拍拍照片而已。因此，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去了。
好在不久我被分派了一项任务——报道第一个美国国会女议员外交代表团，应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我被允许带一名纪录片摄影师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美国的新闻记者中只有我们两人在中国。是我向美国三大电视网传送消息，报道了中国人民对周恩来去世的反应。
几个月后，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谢伟思和卡罗琳（Caroline Service）。他们告诉我，他们看过我制作的那部国会女议员访华的纪录片《走马观花》，很是欣赏。因为对中国有着共同的职业兴趣，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种温馨的友谊延续了二十余年。谢伟思夫妇让我阅读他们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口述历史，内容引人入胜。十年后，他们的故事才被公开。1978年12月，在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天，我们仨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为美中友谊举杯。那回，谢伟思头一次把他和毛泽东在延安叙谈的事告诉我：毛盼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后来，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让谢思伟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在那时，我决意把谢伟思的故事写出来，把美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纠结、斗争写出来。
琳·乔伊纳编著的这本《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为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传记。他亲历了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折，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达3个月，并作为其中唯一的外交官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长谈。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多次。他认识到中共潜在的力量，富有远见地预测，如果美国一味扶持蒋介石，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爆发，结果很可能是中共获胜，而使美国最终失掉中国。因为40年代与中共的近距离接触，在美国他被斥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后半生一再被麦卡锡主义纠缠，甚至被国务院除名，失去外交官的资格。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关系正常化，他才重新得到认可。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通过谢伟思的一生，展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其中的细节和时代的氛围非身处其中者是无法感受到的。
一个天真的美国人，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是如何卷入时代的大漩涡？一个外交官的命运，是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成功预言了中共革命的胜利，却没能最终影响战后中美关系和亚洲格局的历史走向，其原因何在？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抑或只是那个时代全球知识分子整体“左倾”的一个特殊样本？翻开由琳·乔伊纳编著的这本《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探寻其中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