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雄先生以其曾受教于沈从文、启功、牟润孙、陈原等大师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求学经历，集合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著成《读人与读世》一书。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深厚的文化功底，以人、事和书的不同角度为线索，勾勒出人与世的关系之道，特别展现出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为人之道，也体现出作者的人生智慧和深厚的学术底蕴。人世交错，急功纷繁中，读一些有灵光的人的故事，宁静身心，温暖感人。

《读人与读世》由资深出版人，香港文化界名人陈万雄先生的随笔和学术书评合集。《读人与读世》分为三个部分“读人与读世”、“承教的感动”和“历史杂说”。分别描写的是笔者工作生活中与沈从文、启功、陈原等文化出版名家的交往经历与感受，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过程中的体会，以及一些名著的书评。

序言：读人与读世 孙国栋

上篇：读人与读世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对沈从文先生的片断回忆

 文物历史世界的沈从文——从人性的光辉出发

附一：悼从文先生

附二：《从文自传》——自然之子

附三：《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代序

 道不远人——我认识的启功先生

附一：启功、牟润孙、台静农三先生

附二：启功诗词

附三：虽古旧亦有可观者焉

 书缘世谊十五年——追忆陈从周先生

附一：陈从周与《绍兴石桥》

附二：闲情而情不闲——陈从周教授的散文集

 我读陈原

附一：近代革命知识分子的足音——读《陈原散文》

附二：出版的启蒙导师——敬悼陈原老

 王力先生的三封信

中篇：承教的感动

 由一封信说起——追忆牟师润孙先生

 德昭师的为学与做人

 粹然一代学者的风范——敬悼严耕望师

 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三十年的体验

附一：农圃斋主忆农圃道：格局小、气象大——访香港商务总编辑、历史学家陈万雄博士

附二：农圃学记

附三：农圃四年素描

 承教的感动

 成人与成才——母亲的角色

 连环图世代的经典——《三国演义连环图》代序

 幸有明月来相伴

 从《名家谈》说书缘

 强烈的生命——横山老师的一个印象

 情与义的失落——敬悼吴茂生兄

下篇：历史杂说

 从陈寅恪到何炳棣——由《仰望陈寅恪》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两书说起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以苦难的生活经历、以不屈的抗争精神而铸炼出

 生命史学

 读《新时代的历史观》

 感受的历史——《另一种童年的告别》代序

 蒙古高原与游牧文明——《成吉思汗崛起的秘密》序

 敦煌的时空

附：敦煌所系的中国文化大事

 驰骋于中国文明的时空——关于《中国地域文化大系》的编辑构想

 百年纪实与传奇——读《艽野尘梦》

 以新儒家的勃兴说起

 新机遇与香港大学生的角色

 信息时代与香港青年人的前景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对沈从文先生的片断回忆

从一九八○年八月认识沈从文先生，到一九八八年他去世，整整八年间，每次我到北京，大都会约同沈从文先生的亲密助手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登门拜访。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事务，上京的次数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较长，常有机会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无事，谈正事还是闲聊，总耽搁好几个小时。当时不懂得珍惜，未曾记下来，所谈内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记忆还是深刻的。

头一回见到沈从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学的本质。

首次上京，其中一项工作是将刚刚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带给沈先生。在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的引领下，来到前门东大街的沈家。一进门，穿便服的沈先生从厅中的床沿上下来，一边忙找他的布鞋，一边忙不迭向我们打招呼。团团的脸满绽着笑容，神情稚朴而带点腼腆。说话轻轻地，不带一点酬世味道。倒是浓厚的湘西乡音，要王亚蓉女士穿插着说明。王女士说明时，沈先生总是含笑望着我们，眼神带感情，神态活像个稚童。

面前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纯真、诚挚、和悦、自然。刹那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古话，从心里蹦跳出来。作家与作品间连带着的文学本质，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来。日后，与沈老接触多了，读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现在，要概括我对沈先生的认识和感觉，还是初见时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觉有时很玄妙，也很准确。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学作品，我读得不多，兴趣也不浓。关键是对他的文学思想境界认识不深，不懂得欣赏文学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澜壮阔的道理。自己的兴趣是近代思想，连带对近代文学的认识，总倾向从史学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这是念历史的癖性。不自觉地，也对文学性质的理解变得狭隘了。

一个生长于湖南边陲之地，整日与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时代混迹于龙蛇混杂的军旅；忽然灵光闪动，只身远闯人文荟萃的北京，浪迹于文学园地。三十岁后名气渐显，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晋身大学教坛，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学刊物主编多职，享誉日隆。一九四九年后打入另册，离开文坛，担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讲解员，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几十年阴晴不定的政治空气下，他长时间绝迹于文学界和教坛，苦心孤诣，自甘寂寞，从事文物的研究。这样曲折的人生过程，这种甜酸苦辣的阅历，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应有的世故和沧桑的印记。年过古稀，仍然一派纯真，真是不可思议。这种纯真，没掺入一点造作，又不同于长于富贵、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天真。沈从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颗赤子之心。

顿然，我明白了，只有这样性灵的人，才会成为头等的文学家。沈先生头一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举止以外，他谈事情总像讲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几十年间，见过不少不同的文学家，再未有人给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象中的曹雪芹，也应该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才会饱历世变沧桑，穷途潦倒，仍意气岸然，钟情山水，游于众艺，才会宠辱不惊，成就《红楼梦》这样的人性刻画深刻而仍满溢性灵的伟大作品。

八十年代开始，我猛然醒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别有天地，自此踯躅寻觅，至今不休，沈从文先生便是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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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与读世

孙国栋

万雄又将出新书《读人与读世》，邀我写一篇序。我只看了书名和目录便答应了，因为从书名和目录，已表现出万雄很了解“人”与“世”的关系。钱宾四师（钱穆先生）说：“不知‘人’不足以论‘世’，不知‘世’亦不足以论‘人’。”历史人物必有特殊的心态，此心态又必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是悲北宋初年，承五代残破之后与五代道德之浇薄。尤其冯道自以长乐老之无耻。欧公欲修史以匡正之，所以新五代史中之史论，每篇必以“呜呼”两字开头。“呜呼”两字实足以表现欧阳修的心态，与五代社会残破的实况。又如司马光因悲当时政治之疲弊，乃费二十余年的精力，修成《资治通鉴》，他述《通鉴》的取材标准是“凡国家之盛衰，生民之忧戚，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多采录之。此外多删除。”司马光的心态为如何？万雄是学历史学的，他对“人”与“世”的关系之认识必深。所以我只看了书名及目录便答应写序。以前有人邀我写序，或只知“人”而不知“世”，或只论“世”而遗“人”，我以事忙而拒绝。记得十几年前，新亚书院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钱师逝世十周年，我与妻子返港参加。时郭少棠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欢宴我们，并请陈万雄和李明逵作陪。宴后妻子问我：“他们三人都是历史系你的学生，你觉得谁的贡献大些？”我说：“三人都很好，都能努力自强。时万雄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明逵为警务处副处长。但从文化的观点看，好像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观念较深，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较大。”记得万雄初入新亚书院时，钱师去新加坡大学讲学经香港，住在旅店。万雄要我带他与同班一些同学往见钱师。钱师和他们谈了很久，大概是些勉励的话，我已记不清楚了，相信这对万雄等治史有很好的影响。后来我知道香港商务持续出版了几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型图书，有人批评万雄，认为这些巨型图书会亏本，因为印制费很昂贵，人家看准他们辛苦搜集得来的资料和编选创意，改出大众性的小开本图书，却畅销。香港商务出版这等大型图书，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编辑印制成本，还要花费货仓储存。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些开拓有关中国文化图书的出版，决不可无。目前香港出版社能出这类巨型图书的，只有商务，所以不必计较盈亏。这亦表现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现在三人都有不同的发展，少棠由中文大学文学院进为中国珠海国际大学的副校长，万雄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进为全港图书出版界最大集团的总裁，明逵由警务副处长升为处长，又由处长退休，他们将来的贡献孰大孰小，现在还未可知。

万雄的书，最动人的是，他开始先述沈从文先生的“人性的光辉”，然后方述各位学者的生活，与孔子、孟子的注重“个人”的人性的光辉同。中国文化从上古尧舜夏商都比较注重群体，到了周代，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春秋晚年，孔子提出仁学，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由此心发展而为各种道德人格。所以《论语》一书，全是孔子对学生与诸侯的个人教训，全无对群体的箴言。可见孔子视个体重于群体。再到战国，孟子继承孔子“仁学”，发展为“心”与“性”，他说，性有四端，“恻忍之心”，“仁”之端也；又认为仁心必有“良知”、“良能”，是不学而能的，是天所赋予。良知之在人身者称为“良贵”，“良贵”就是中国的天赋人权。所以中国的“天赋人权”比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约早两千年。人性既是善的，于是人人自有无限的信心，无限的自强，可有无限的“理想”与“作为”。善又是无可计量的，既然人人俱有善心，于是人人应有平等与自由。这些都是人性的光辉。

万雄老弟出刊新书，要我写序，我老勃不羁，信口开河，有失序文之体裁，望读者谅其老勃不羁之性，许其信口开河破坏序体之罪。多谢多谢！

钱宾四师(钱穆先生)说：“不知‘人’不足以论‘世’，不知‘世’亦不足以论‘人’。”历史人物必有特殊的心态，此心态又必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万雄是学历史学的，他对“人”与“世”的关系之认识必深。

我知道香港商务持续出版了几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型图书，有人批评万雄，认为这些巨型图书会亏本，……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编辑印制成本，还要花费货仓储存。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这些开拓有关中国文化图书的出版，绝不町无。目前香港出版社能出这类巨型图书的，只有商务，所以不必计较盈亏。这亦表现万雄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

万雄的书，最动人的是，他开始先述沈从文先生的“人性的光辉”，然后方述各位学者的生活，与孔子、孟子的注重“个人”的人性的光辉相同。

——孙国栋(钱穆弟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前历史系主任、唐宋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