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代文化巨子鲁迅长逝的秋天！四围弥漫着悼念。孔海珠编写的《鲁迅——最后的告别》以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第一手文字材料，向读者全方位展示鲁迅逝世前后的境况和葬礼全过程，将我们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历史空间！

1936年，巨子长眠的秋天。四围弥漫着悼念！

本书《鲁迅——最后的告别》是关于鲁迅葬仪的专题书。它通过一批珍贵历史照片向你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系列瞬间！《鲁迅——最后的告别》是最为珍贵的史料，最为完备的记述，由孔海珠编写而成。

引言：有来历的书橱，橱里有鲁迅葬仪照相册

一、噩耗带来的震动，大陆新邨九号发丧

二、文化人奔丧，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情

三、《死》成了遗言，筹备葬仪，成立治丧委员会

四、《唁电》的两个版本，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五、万国殡仪馆的黑色柩车开了进来

六、支撑着骨瘦如柴的身体，病况严重起来

七、10月，生命的最后时刻

八、19日当夜，万国殡仪馆守灵

九、不是寻常的丧葬，也不是沉郁的悲哀，万国殡仪馆开吊

十、如雪飘般的挽联，如潮涌般的挽歌

十一、扶柩人和抬棺人究竟是谁

十二、送葬路上，逶迤不断的出殡队伍

十三、万国公墓，举行最后的告别

十四、“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葬后事宜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葬虹口，仪式隆重

主要人物简介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追寻历史的细节

新版后记

鲁迅遗体移到了万国殡仪馆，经过馆方施了防腐剂，化妆小殓，于6时暂厝在该馆二楼二号房间里，接受亲友的吊唁。

房间里寂静得好像空气在凝固。鲁迅身上穿着他生前所爱穿的咖啡色旧绸袍，上面覆盖着褐色棉被，上及胸际。在灯柱旁看到他的遗容，两颊瘦削，双目紧闭，浓浓的短须耸在唇上；在脸上依旧可以找到他生前的不屈性格和永远战斗的精神。灵床的四周，放着许多景仰者致送的花圈和花篮。

这时的万国殡仪馆的门口静谧得像一片死水……在阳台上伏着几个文学青年，他们的臂上缚着黑布，脸上像笼着霜，眼光呆呆地望着下面……

房间里的花圈，泛着沁人的花香，电灯也吐着雪亮的光芒；但在这样平静宁穆的环境中，却有种说不出的使人感到难受的气压。这种难受，并不是听到一大群老少的哭泣才会有的，而是觉得好像失掉了什么重大的东西，而这东西即使是用了任何的力量，也不能把它找回来。

当天下午，由于绝大多数市民还不知道，只有少数文艺界的人来过。晚报上刊出鲁迅逝世消息后，即有不少青年来殡仪馆探望；但因为一切布置尚未完绪，所以决定20日上午开始才让民众前来凭吊。

有三十余位作家包括我父亲前来殡仪馆布置灵堂和悼念场地，他们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有相当长时间，脑子里空荡荡的，眼前好像茫茫一片。远旁有位画家在画着他的遗像也由清晰而逐渐模糊。

在外面阳台上许多作家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天色已渐渐地挂起黑幕，在灰暗的光线折射下，那些作家的脸上变得更加难看了。

胡风原在大陆新邮看家，被叫到殡仪馆。他后来回忆：“赶到后，马上要我料理事务。简单商量以后，决定丧事程序，如群众瞻仰遗体的时间、拟灵前守灵人名单等等。冯雪峰告诉我，要黎烈文担任治丧处长，他是中间人士，对付环境便利些。”

对于冯雪峰的这个考虑，胡风“记不得是当天下午或是第二天上午，黎烈文来，我向他提出，他一口拒绝了”。胡风把这个情况告诉冯雪峰，也就不了了之。那么，治丧处由谁负责？胡风说：“事实上由我负责，但并没有任何名义。工作人员，只有黄源、雨田和萧军在殡仪馆经常在一起，但没有任何的名义。其余的人，都是临时找来帮忙，或自动来帮忙的。”(胡风：《关于鲁迅丧事情况》)

周文夫妇那时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模范村，是冯雪峰通知周文，找他去殡仪馆帮忙。这样大规模、这么多群众吊唁的丧事，需要的人手很多，肯定不是上面所说的四五个人可以完成。正如《大晚报》记者在灵堂看到：胸前挂有白绫一条，上书“灵前司事”四字，《作家》编者孟十还显得那么忙碌地指挥着。

是夜，由黄源、萧军、胡风、雨田等五个青年留在殡仪馆守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鲁迅安静平和地睡在花丛中的灵床上，就像他生前睡着时一样。他们几个在遗体前面地毯上轮流打地铺。黄源曾告诉我：“鲁迅遗体从家里移到殡仪馆后，萧军跪在殡仪馆里的时候，我和我的夫人许粤华(雨田)、萧军，还有胡风，四个人(守灵)。第一夜在殡仪馆里可能还有周文。周文当时是冯雪峰的通讯员。”

夜深人静时，“萧军跪在殡仪馆里”，此时，他的最强烈感受是什么？

10月26日他追记道：

是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全是吃着你的血和乳在生长着！你也甘心作这样一头牛！……

先生！我们在这里痛哭，不是在哭你！是在哭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长成，而喂养我们的源泉却涸竭了！我们真的要作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在这世界上生长了么？……

先生：你底“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

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  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

在生离死别的时刻，每个人心中的爱和恨，都会无遗留地真诚坦露出来。萧军以他对鲁迅先生的感情，以他个人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到治丧中。

墓地、棺材和寿衣的选择，最后都由许广平决定。沈钧儒帮助联系了墓地。对此，沈钧儒考虑的是墓地四周须要留有空地，以便千秋后代来悼念。他对公墓负责人讲，死者是位了不起的伟人，不讲迷信求风水。墓地定在宋氏墓区的东首。海婴说：“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止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走了几家都不中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的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这具棺材是向万国殡仪馆定购的。据10月22日《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是值价五百八十元。”杨小佛先生对我说，他父亲杨杏佛被暗杀后，由中央研究院操办丧事，也是从万国殡仪馆定购同样规格的棺材。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齐耳尼夫斯基电致中苏文化协会：

南京中苏文化协会孙会长鉴：中国杰出作家鲁迅(周树人)氏之逝世，为中国文化界与全人类之极大损失，敝会特致电唁，以志哀忱。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齐耳尼夫斯基

另分别发唁函致治丧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和家属许广平。苏联作家协会斯塔夫斯基电致中苏文化协会：“得悉名作家鲁迅逝世，特致电唁，以志哀忱。……”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个人也分别致蔡元培、许广平唁函，表示他们的震惊和悼念。

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泽村幸夫、读卖新闻社、作家增田涉、东京文求堂书店田中庆太郎、内山嘉吉、山本初枝、朝鲜京城大学等，都发来唁电悼念。

斯诺曾在姚克的帮助下和鲁迅先生见过多次，为英译《阿Q正传》，出版《活的中国》，鲁迅给予他很多帮助。他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时，刚刚结束了为期四个月的对中国红军的访问，正在苏区的边境。那天，他遇到八个投奔苏区的学生小组，是学生们告诉他的第一件事。“你知道吗？鲁迅去世了。”“啊？”和斯诺在一起的一位年轻红军指挥员叫道。此时斯诺难受得只说了声：“唉呀！”眼里满含着泪珠。这八个生气勃勃的学生，有好几分钟都默默无言。谁都能感受到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悲痛。……

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知己好友。10月19日上午，他在北平得到电传噩耗，不觉失声恸哭。他说：“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的交情，竞不幸而先殁，……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

P70-74

诀别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渡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晏歇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周海婴

节录自《鲁迅与我七十年》

追寻历史的细节

没有想到，我竞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一本关于鲁迅葬仪的专题书。体会一下：前人有不少描述鲁迅葬仪的回忆，或当时写就的，或在以后的纪念日写的，或“文革”中写的；再有，就是在无尽的怀念中写的。可以说回忆鲁迅的文章浩如烟海，我的著作过程，其实也就是追寻当年历史的脚步，寻找一些平时的细节描写，了解他们在鲁迅先生去世时各自的心态和社会反应。

这个题目在我，有着少女时的情结——想在画面上“结识”一些名人，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尤其是想了解鲁迅葬仪的细节。年长后，自己参加的葬仪实在太多，我送走了太多的长辈和亲人；计算起来，出席的葬仪远比出席的婚礼多得多。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至少有三个地方要去祭扫。这样的心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吧。在我流了这么多泪以后，深深感悟到——死是“伟大”的。作为名人和凡人，都要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终结，痛苦地完成作为人的最后体验，这是需要勇气的。那么，鲁迅先生，他在五十六岁时生命戛然停止，他在生命终结之前，时时萦绕在脑际的又是什么呢？别人又作怎样的反应呢？我在寻找……

有专家对我说，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得到鲁研界一致公认的有四篇名篇。那四篇的作者是：萧红、阿累、马珏、郁达夫。此话不假，他们文章的好处是感人。我在书中特意引用了萧红的文章段落，全文抄录了郁达夫在鲁迅送葬的当天晚上作的一篇传世短文。高度的概括和深沉的感悟，是成为名篇的基本条件。通过读书我受益匪浅。

自鲁迅之后，几代人都匆匆谢世了，时钟已进入21世纪。回顾文坛，回顾历史，伟大的鲁迅只有一个，他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仍无人可以比拟。他逝世时受到的哀荣，在文化人的葬仪中也是屈指可数。今天回顾六十八年前那次万人挽歌送葬，那时的悲恸情景，至今令人动容。

鲁迅先生是我父亲最敬重的人、一生的学习楷模。父亲在日常的生活中，总有鲁迅萦怀。夏天，他买了藤榻，便说：“鲁迅先生也用这种藤榻的。”“文革”中经济情况况不好，他只能抽最次的烟，他会说：“鲁迅先生也抽很劣质的烟。”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买回积铁成象的玩具，进门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这是海婴也玩过的。”接下去又介绍，那是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带来送给海婴的。总之，平时讲到鲁迅的内容很多，最大的证明是：他给长子取的名字——健婴，便是学步而来。至于我名字中的“海”是否也受了“海婴”名字的影响？我也不清楚。

当然，平日生活中的朴素感情代替不了写作的任务。看了大量的书刊资料后才体察到：在鲁迅先生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不仅是一个家庭哀痛的记录，也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终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我领受了建造这纪念碑的工程，分量很重。

追寻历史细节需要练就“眼力”去甄别。上面说过，葬仪亲历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相同的回忆常常会有偏差。不是他们刻意隐瞒什么，给后人一些“考验”；而是时间给了他们太多的反复，往往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地方，出现偏差。以父亲的回忆来说，我先看到他写“葬仪”的文章，是鲁迅去世十年后写的；后来找到鲁迅去世第二天他写的文章，发现他在叙述在什么时候得到噩耗时，与后来作文相差太大——一个是早餐时，一个是中午饭时。我采用了更近于历史真实的时间。因为，他下面讲到的内容发生在下午。这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有差别的例子。而同一件事，不同人有不同的回忆，情况更为复杂，核实起来并不容易。例如，当我问及宋庆龄在万国公墓公祭时的讲话，你可曾听到？她用英文还是中文讲的？是讲广东话还是上海话？因为，有文章中说，宋庆龄在万国公墓讲话时用英文，由姚克翻译；有的回忆说是广东话，听不懂；有的说是浦东口音的上海话。直到询问熟悉她的杨小佛先生，他的回答比较可信，我采用了他的说法。如果说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一定准确；那么，口述历史则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努力体会，练习眼力，通过比较鉴别，作出选择，我相信这样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说暂且作了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往往在叙述的引文后注上出处和时间，这样做更便于读者思考这段话的时代背景。

为写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前因后果需要探究，在这本书里不及扩展，只作了一些选择，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指正。为了寻找鲁迅先生同时代的人、参加过鲁迅先生葬仪的人，尤其是抬鲁迅棺材的人，几年前我曾访问过黄源先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这次，在上海我曾走访了不少有关老人，计算起来先后有：贾植芳、夏征农、周海婴、陈鲤庭、柏李、周劭、钱今昔、欧阳翠、曹白、孟波、杨小佛、沈寂、丁景唐等。他们或多或少给了我帮助，对我走近历史、了解时代，无疑很有用处。只是有的内容，如贾植芳老师向我介绍鲁迅逝世时，他在东京参加追悼鲁迅的一些情况，我做了录音记录；但因地域关系，这本书只写上海本土发生的事，所以只能割爱。王观泉先生是这本书稿的第一读者，他非常有兴趣读这部书稿，并指出其不足，便于我修改。他又将自家的珍藏旧刊和图片供我使用，令我深受感动。

很想找一位当年抬鲁迅棺材的老人写篇序文在书前，目前只有巴金和曹白在世。巴金老人不可能说什么、写什么了；曹白老九十高龄，身体不错但也不能写什么了，他向我介绍比他还长两岁、在北京的力群老人，他是最早赶赴大陆新邮向鲁迅先生遗体告别的人之一。当他得知我的请求后，非常热情地送来长序，并认真负责地回答我的提问。他的序为这本图文书增加了力度，深感荣幸。

我在“引言”中介绍了家里那本相册给我的影响，由此产生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所以，当施蛰存先生提议我写“抬鲁迅棺材的人”时，我马上觉得这是个好题目。两年前，初次尝试考辨后，反应不错。

关于那本我从小看到大的鲁迅葬仪相册，我有话要说：在“文革”初期，这本相册居然作为“四旧”被抄，同时被抄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封亲笔书信等。对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快。他是1972年9月去世的，殊不知，在1971年2月24日当时的“市革会第一办公室决定将鲁迅这四封信移交本馆保存”(见((四十纪程195l～199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即从来抄家的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移交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此事他生前并不知晓。后来我们打听到这几件文物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也是不小的安慰。

为了写这本书，前些日子，我向鲁迅纪念馆领导请求：想翻一翻这本相册。他们研究后同意了，也同意翻拍给我使用。于是，我终于又触摸到了分别三十八年的相册。我知道其中不少照片是第一次面世，其老照片的珍贵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这些照片是我这本书的重要基石。同时，鲁迅纪念馆向我提供了不少迁葬照片资料，特此谢过。周海婴先生也很慷慨，他提供的不少照片，还特意亲自动手翻拍给我。这样的情意，这样的无偿援助，使我很感动。我计算了一下，这次集中面世的有关鲁迅葬仪的照片中，有一百多张属第一次面世。这样的成绩很可观吧。

六十八年前，鲁迅葬仪上摄影师很多，还有私家的业余摄影人。当时报刊上曾刊登过吴宝基、沈振黄、沙飞的摄影作品，也有不少并没有署名。我父亲在迁葬时拍得不少，书上也采用了。至于书中的被摄者，我尽力作了注明，对有些还不能最后确认的，为郑重起见暂时留白，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知情者的指认，在以后的再版时，尽量作出补正。我还得到不少被摄者家属向我提供的珍贵照片，他们是靳以的女儿南南、周文的女儿七康等。陈烟桥哲嗣陈超南先生、力群先生哲嗣郝强先生等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吴小佩当年在大同大学上学时，参加拍摄葬仪的几张照片，我与她再联络时，被告知她已经逝世。世事沧桑，当年的女大学生想为这几张老照片找到最好的保存地方，我又何尝不是在这么做呢？这本图文书的出版，正值我父亲另境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日子，我相信父亲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毕竟他的长女通过努力，把他当年的珍藏图片介绍给了广大读者；而且还是第一本系统介绍鲁迅先生葬仪的书。这书的出版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相信。

孔海珠

2004年清明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