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70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

何锐主编的《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收入了洪治纲、陈思和、谢刚、张艳梅、周立民、张清华、黄孝阳等二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

70后作家处于五六十年代作家和八十年代作家的夹缝之中，前者在文坛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后者受宠于市场，独领风骚 ，致使70后成为尴尬的一代。而实际上，他们是当今文坛最为活跃，颇有实力的创作群体，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

何锐主编的《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

《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对70后创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剖析，既有对这代作家总体创作态势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鞭辟入里的分析。通过认真把脉，找出其创作中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发掘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意在为70后的小说创作昭示新的可能性和前景。

前言

 仍然围绕着四个关键词展开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论

低谷的一代——关于“70后”作家的断想

写作十年——摆脱“70后”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

在历史的缝隙中突围——新世纪文学中的“70后”作家

迷乱阅读：对“70后”作家的再思考

“70后”与媒体风尚

简论“70后”世纪末小说的文化内蕴和价值流向

蝴蝶的尖叫——“70后”女作家写作的历史意味

从性别到身体——对“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的比较

“底层文学”与青年作家

鲁敏小说论

族群、世代的录鬼簿——谈甘耀明《杀鬼》之庶民认同混声图像

一个“乱”字竟如此了得——盛可以小说论

徐则臣的小说北京

文学“返乡”之路——魏微论

灵验的讲述——田耳论

李浩小说艺术特质论

李修文的文学资源与创作个性

从事小说，即是学习死亡——葛亮论

边缘青春与普遍时代——路内小说简论

无法打开的“纽结——读戴来的短篇小说

被囚禁的欲望——谈金仁顺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

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关于《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琐碎读感

文学何为：一个“70后”作者的文学观

“70后”的“雅努斯”

说鲁敏是“70后”的“雅努斯”，只是一个比喻，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雅努斯是罗马人的保护神，他有两副面孔，一面朝着过去，一面朝着未来。用雅努斯来比喻鲁敏的创作，是说鲁敏的小说既写过去也写现在。鲁敏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这个虚构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象而无从经验的了——就像当年的鲁镇、乌镇或其他类似的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决绝地剿灭了这些力不从心或没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区域。中国的小镇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它在城乡交界处，是城乡的纽带，是过去中国的“市民社会”——乡绅存在的特殊空间。在那里，我们总会看到一些奇异的人物或故事，这些人物或故事是带着与都市和乡村的某些差异来到我们面前的。当然，他们今天只能存在鲁敏式的小说叙述里。

《离歌》里的三爷不是小镇上等社会的“乡绅”，他是一个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给死人料理后事的人。在东坝，料理死人的后事甚至比婚典还要隆重。这是一个人最后的仪式，死者告别人生，生者怀念和祭奠死者，这成了东坝伦理或生活秩序的一部分。三爷尽职尽责有求必应并且处乱不惊，唯一不便的是，只有三爷一个人住在河西，年久失修的桥坍塌后，有事必须划船过来。三爷不觉得怎样，但“并不热心的人物”彭老人却对修桥格外关心，他的理由是“不管河东河西，那也是咱东坝呀。”于是彭老人开始找人修桥，东坝那些“主事的人”都先后来看过，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人修这座桥。于是彭老人自己备料修桥。年长的彭老人还经常向老弟三爷讲述年轻时无比单调的“情事”，询问关于死人死后的一些事情，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三爷能够为他带上一些东西：水烟壶、软布鞋和一把鲜活的庄稼。

事实上彭老人一直在为自己的死做准备：

“……三爷，你是知道的，我自小到老，七十三年，一直都在东坝，哪里都没去过、半步都没离过，弄了一辈子庄稼地，这里的沟啊水啊树啊，不论哪个角角落落的，我真的都舍不下，恨不能一并带到那边去……我总想着，临了到最后那一晚，魂都要飞走了，我哪能不到处走走瞧瞧？特别是河那边，我前后统共只去过一次，怎么着也得再去看看啊……所以呢，我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到了那晚上，要没个桥，黑里头，可真不方便过去……”

彭老人还没等将桥修好自己先走了。三爷兑现了他的承诺，送走了他的这位老哥。

小说再现了东坝今天看来并不遥远、但又遥不可及的过去。这一追忆使东坝的叙述时间格外漫长，缓慢的河水、不急不躁的聊天、以求一逞又迟迟不临的修桥、精心策划死后的事情等，这与都市“现代”的叙述时间比较起来，鲁敏用足了耐心。叙述时间是干预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读者在叙述时间中被侵染然后产生体验。有趣的是小说书写了彭老人面对死亡的从容和达观，他如此顺应和淡然地对待死亡，彭老人修桥的举动是他对死亡的心理准备，也是对无常人生的敬畏和谨慎。季节的变换预示了时间的漫长，也预示了彭老人面对死亡的耐心，但彭老人还是死后三天才被发现的，城里有出息的儿女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是三爷赶来了：“清晨的雾气里，三爷到地里扯了两个老萎了的晚南瓜，又红又圆，还带着湿漉漉的秧儿。悄悄放在彭老人身边，端庄敦厚，样子蛮好。”三爷一生未娶了无牵挂，但他一诺干金，信守生死之间的承诺。小镇的生死观和“善待”伦理在彭老人之死和三爷无言的行动中弥漫在民间东坝的最深处。

鲁敏总是在发掘寻找温暖和善的事物。死亡是人类面对的最后大限，没有人能超越，这是死亡的残酷。但就在这最极端化难以超越的大限面前，鲁敏却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在生死两界间搭建了一座暖意融融的桥梁，彭老人没有修建的桥，在三爷这里完成了。小说的整体构思、布局和结构，了无痕迹自然圆润水到渠成。于是，一曲《离歌》余音袅袅三日不绝。

《铁血信鸽》就三个人物：老穆夫妇和养鸽人。小说也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老穆夫妇无所事事地养生，养鸽人是“为了有点事”百无聊赖地养鸽子。冲突是波澜不惊地发生在老穆的心里：他对养生没有兴趣，但又不得不心不在焉妇唱夫随。年轻过也狂放过的老穆是看到鸽子时想到了自己的处境，特别是自己的精神处境，他备感凄凉、无奈或无助。小说没有直接的矛盾冲突，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征兆——人们甚至连冲突的兴趣和冲动都没有了，就像老穆的心境：“内心深处，他与妻子不在一块儿。”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城堡，人与人的陌生、冷漠可见一斑，但这不是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的表达。

鲁敏通过生活的蛛丝马迹，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疾患——养生没有错误，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福祉，但是当健康长寿成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时，这个时代就出了问题。表面看这是当下的都市病，但背后隐含的却是没有方向感的时代的精神危机。所有人都在关注肉身，心无皈依，心灵没有安放的地方。老穆显然感受到了这一切，他对平庸、无聊的生活勉强忍受，只能将心放在那只尾部带有叉型黑色花纹的鸽子身上：“鸽子那赌命般九死一生的惊悚激情，正是他最为渴求的但永不企及的寄托。”这是老穆的内心独白，是他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密。但老穆又有典型的“中年心态”，他不满，但又不是全然不可接受，因此他没有“哈姆雷特式”的巨大思想矛盾，也没有唐·吉诃德式的勇武，而这个状态的全部凶险性并没有被他意识到。当然这不止是老穆一个人的困境，它是我们所有人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精神困境。在一个没有方向感和目标感的时代，民众对宏大事务已经没有兴趣。现在，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民众的“养生运动”正如火如荼汹涌澎湃，它的非理性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为隐藏在民间的江湖人物的出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土壤，他们一夜间暴得大名，不仅名利双收，而且瞬间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夸夸其谈，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每一具肉身，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民众的精神事务。

《圣经·约伯记》里有一句话：“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句话曾被四个人说过。约伯失去了财产和儿女，约伯面对苦难坦然自若，只因耶和华与他同在。鲁敏同样是一个报信的人：我们失去了方向感，但却没有拯救我们的耶和华。作为一个“报信人”，鲁敏的敏感在小说发表不久便被证实，那些江湖人物一个个地轰然倒塌，闹剧正逐一收场。但是，我们内心的茫然、困顿和不知所措却并没有收场，方向的迷失感正如深秋夜间袭来的寒意弥漫四方。小说中那只尾部带有叉型黑色花纹的“铁血信鸽”，历尽艰险终于勇武地从玉门关飞回了自己的家园，“报信”的鲁敏告知了我们消息，但我们还有这样的家园吗？

P49-52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跃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曙光满怀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水平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执的信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市场经济潮汛的来势迅猛，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从边缘化走向了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水准，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媚俗成为时尚，创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坚守者不能不心怀忧虑。新世纪文学该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课题。

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自身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去年着手《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同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文学自身的反省达成了共识：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因而我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回应，今年，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山花》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事宜。没想到这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的缘起，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的栏目名稍作了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典”、“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70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

关于“回应经典”

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终处于文学版图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经典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极具禀赋的作家才有资格入乎其内，但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经典作为参照或借鉴，使自己的创作与之具有某种相关性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经典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质的必要条件，也是纯文学存在的理由。当然，经典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这个时代真正的经典还来不及产生，也可能文学经典已具雏形，但尚未被公众所体认，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作出回应，自不待言，作家们是会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经典可遇而不可求。经典总是凤毛麟角的，但对经典的回应却可以千姿百态。不容置疑，回应经典是一种姿态，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诉求。而对经典的天才回应有时就可能造就另一部经典。回应经典本身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经典意识，经典是作家审美意识、生命理想和他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对心灵境况的领悟、对人的处境的探索、对生存世界的批判都是具有深度的，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和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经典正是向我们昭示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方面专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小说技巧、文体风格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这就注定了经典的非同寻常，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便是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我们何以要回应经典的缘由。本卷收入当初由我组稿并责编的21位出生五六十年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一个精彩短篇，一篇关于经典的随笔，因小说了解作家的创作水平，由随笔感知作家对经典的领悟。

关于“守望先锋”

先锋文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但私下却常为人们所企盼和关注。我仍坚持认为，先锋性不过是文学性所延伸的属性，文学性和先锋性是密不可分的，回避先锋性谈文学性，意味着创造精神的匮乏，而离开文学性的先锋性只能是伪先锋性，是对时尚的追逐和媚俗。先锋是媚俗的天敌，它也羞于与时尚为伍，它命定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先锋文学常常表现为对文学性的某种偏执和强调。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抑或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严肃的精神立场，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上的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呈现，这种语言艺术与图像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具有审美内视性特征。内视性想象始终与内在体验和情感倾向如影随形，它创造的内视化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和虚构的现实，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种虚构性和内在精神特质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它植根于作家的审美感悟力、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不断拓展文学特有的审美疆域。基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无论独具禀赋的神性写作、智性写作或灵性写作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采用独特的表述方式，并且离不开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和思考，对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专注，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这种内在不确定性的表达，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衍生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的把握，才是文学或小说的真正奥秘所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先锋性，有利于破除先锋性的神秘感，使人们意识到，作家对生命体验的超常性表达，对生存哲学的非常规思考，对小说叙事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对文学自主性和文本观念的强调，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创作主体对文学现存秩序的一种反叛倾向和变革冲动，以及在叙述姿态和策略上的必要调整，意在实现文本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双重超越。因而，我以为应视先锋写作为常态写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先锋写作一直没有终止，不仅仍有文坛宿将在孤寂中坚守，文坛新锐也并未对前卫或先锋弃之如敝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散落于网络和民间的先锋，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写作者。本卷主要收入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十余位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山花》上发表的具有先锋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尽管难免瑕瑜互见，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实绩。

关于“感觉城市”

较之乡村叙事，都市书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作家都市意识和城市书写经验的双重匮乏，无疑给写作增加了难度，但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向都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是拓展小说视野，促进文学观念变革的需要，它既可以促进小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又有助于深化文学现代性的主题。城市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市边界的延伸和扩展、城市文化符码的翻新、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加剧，给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城市的生命图景和生存脉动，是人类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征，而同时，城市物欲的巨大诱惑，又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城市文明和城市原罪的连体共生性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要着力揭示城市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当下城市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不能无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依存和关联，这是当今中国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重点和难点。本卷收入了二十余位作家城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但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因而也有让其入选的理由，这二十来篇小说涉猎白领、小资、市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以及北漂各色人等的多元生存和城市生活的多种景观，集中展示城市的魅力和诱惑，体认城市精神和伦理，表现城市生活的心灵和情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表象背后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发现一个异己而陌生的世界。尽管入选作品在都市景观的呈示，城市书写氛围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作品较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诉诸感觉却意味不足，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但我们对中国文学城市书写的新的转机仍充满期待，毕竟我国城市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重要的是作家首先要勇于接纳城市，全方位的去感知城市，进而培养并扩展对城市的感觉，用心灵去触摸城市，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城市中社会、心理、价值的种种嬗变。

关于“把脉70后”

70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刚好处于时代夹缝之中，前有五六十年代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文坛引领风骚，后有80后作家受市场青睐，行情看涨，声势逼人。为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推动下，70后先后经历过两次崛起，但仍未争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70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而实际上，70后是当今文坛最活跃、且颇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一定的水准，足以表明他们是纯文学阵地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不浮躁、也不自卑，导致70后大器晚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们创作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长篇力作。二是批评的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多为功成名就者，与之相对应的70后批评家势单力薄，布不成阵，与70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而我们更多看到，对70后的创作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置办法，或用主流话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轻易加以贬斥；或以“后现代”尺度进行价值判断，导致了批评的错位或失位。三是市场与媒体的双重疏离，市场受商业驱动，热衷于青春写作和时尚写作，不惜对80后热炒，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70后显得冷漠。媒体更多看重名家，关注主流，70后自然成为空挡。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70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而其文学禀赋、颖悟力等方面的凸显优势，虽以其代际差异拉开了与80后的距离，但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实绩，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70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70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认真把脉，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同时发现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代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收论文多半曾刊在《山花》“聚焦70后”栏目中，有几篇则是我早先的约稿，但由于我的离任，该栏目自然终止，这些约稿只好发在另外的刊物上。在此一并收入，算是作个纪念。另外，征得作者同意，我还特意选入批评家洪治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意在通过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给70后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以利进一步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和方向。

这套文学丛书是由贵烟冠名的，贵烟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简称，贵烟本身又是一个知名品牌。十年前为回报贵州烟草业对纯文学的支持，并彰显黄果树品牌的影响力（黄果树集团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的前身），我曾主编过一套以黄果树冠名的书系。十卷本的书系中收录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花》杂志上的优秀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烟工业公司品牌重心转向“贵烟”，而“贵烟”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品牌，对其重新打造和提升，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贵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身份或档次，“贵烟”的华丽转身，别具一种象征意味。以之来冠名这套文学突围书系，是恰切不过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中烟工业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具有文学眼光的企业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作家朋友们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同仁，正是他们的睿智和对纯文学的信念，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