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南渡北归》作者岳南新说民国大师！

继《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之后又推重磅力作！

爬梳历史，还原真相，挥笔如刀解密民国大师的爱限情仇！

胡适；王国维；蒋介石；张伯苓；张道藩；吴宓……《大师远去(2爱恨情仇)》介绍了这些大师的生平事迹。

《大师远去》系列以作家岳南特有的风格讲述了民国大师们的飞扬与落寞，崇高与卑微、隐秘历史与爱恨情仇……还原了他们极具人性的正面与侧面。文中融入了作者深重的生命体验，其叙述生动，史料丰富，见解独特，在此类作品中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喜爱。

《大师远去(2爱恨情仇)》是该系列中的一册。

《大师远去(2爱恨情仇)》包含了胡适；王国维；蒋介石；张伯苓；张道藩；吴宓等大师。

一 谁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

二 傅斯年为何要杀丁文江

三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四 女师大风潮与“闲话”事件

五 傅斯年、顾颉刚与胡适的友谊

六 北大校园中的“浙江村”

七 鲁迅与顾颉刚缘何交恶

八 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内幕

九 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恩怨

十 钱穆之死

十一 赵元任与胡适留洋时的榜上名次

十二 胡适与陈衡哲

十三 胡适的博士帽子到底有多少

十四 王国维的生前身后事

十五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十六 梁启超“白丢腰子”的前因后果

十七 吴宓被迫离开清华国学院

十八 吴宓与毛彦文的“柏拉图之恋”

十九 吴宓与钱锤书的恩怨是非

二十 教授的薪水与文稿的酬金

二十一 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今解

二十二 傅斯年怒抓蒋介石“老二”

二十三 诗人穆旦的“远征军噩梦”

二十四 张道藩与蔡威廉、蒋碧微

二十五 金岳霖教训吴宓的悔悟

二十六 金岳霖与三位弟子的师生情

二十七 张伯苓的南开悲情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太上内阁总掌柜”之一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中，沮丧地总结了这次政治改革的梦想与失败，并云：“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从此对这种“好人内阁”梦想大为灰心。但自视甚高，尝以诸葛孔明和“治世之能臣”自居的丁文江心有不甘，几经活动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入朝”的机会。1926年5月4日，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正式就任淞沪商埠第二任督办，聘请丁文江“充任总办之职，襄助办理”。丁文江得此机会，大喜，欲展满腹才华于上海滩。想不到就任之后，竞稀里糊涂地站在了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丁文江深感大事不好，乃辞去职务，鞋底抹油，悄悄溜到北京和大连躲了起来。尽管如此，北伐军还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逃犯，下令通缉捉拿。由风光八面的“总办”到被通缉的“罪犯”，从五月到十二月，其问不过八个月的时间。人生命运之难测，尽显其中。

根据后来在国民政府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朱家骅所说，虽然丁文江任淞沪商埠总办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热诚爱国”，但这一段事迹也是丁“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当时亦有不少评论者认为，民国时期号称一代人杰的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从他们后来的从政生涯看，充其量算是一“行政人才”，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而非政治家，更谈不上胸纳四海、气吞八荒的大政治家。尽管丁文江以“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自诩，仍无法逃脱这一定命，最后沦落为“不懂兵而喜言兵”的“乱世之饭桶”。

 尽管如此，胡适等人还是想法替这位“丁大哥”洗刷不白之冤，认为丁氏确有其抱负和实绩。胡后来曾专门为丁作过一本传记，并评价说：回看过去，丁文江任内有两件事值得记载， “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而“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当然是他最大的成功”。无论胡适如何为其开脱，书生丁文江毕竟没有看清大势，随着军阀孙传芳的轰然倒地，他这个商埠总办的政绩也随之风消云散了。据丁的好友、著名史家、外交家蒋廷黻回忆，丁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这是丁文江之沮丧与失望的话，也是八个月宦海生涯得出的教训和经验。  1926年下半年，胡适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也顺便查阅研读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卷子，他途经莫斯科顺便到巴黎小住。当年在五四运动中一举成名，时留学欧洲，极富才气、霸气与水泊梁山英雄之气概的傅斯年，于9月1日专程来巴黎看胡，二人到一家名叫万花楼的中国餐馆吃饭。进门之前，忽见有人散发传单，说胡是“孙传芳的走狗”云云。胡当时就意识到这可能与他的好友丁文江被臭名昭著的孙传芳委任为淞沪商埠总办有关，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傅斯年在饭桌上也谈到丁文江，对其行为表现出极大愤慨，谓丁氏毫无知识分子骨气，给中国的读书人丢尽了脸面云云。席间，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自己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丁文江，取其头颅以谢天下。这就是傅斯年要杀丁文江事件的经过。

后来胡适将捡到的几份传单寄给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张在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为胡适的安全担心。他回信说：“巴黎与柏林的学生本来是最胡闹的，‘走狗’这名称怎样会加到你头上，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这般捣乱分子是无理可讲的，吃了他们眼前的亏，实在犯不着。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为是。”胡适见信，看看四周一片杀气腾腾的样子，深觉此地不可久留，不几日即悄然离开巴黎赴英国伦敦去了。

傅斯年学成归国后，虽以创办史语所与专抓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名震天下，但当他真的与丁文江遭遇后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聚会上，胡适把丁文江介绍给他，日：“这就是你一直要杀掉的丁在君先生。”开始傅斯年还有点儿“愤青”的气概，随着二人交谈的深入，具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面对丁文江的博学多才，以及所显现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辉，像泄了气的皮球与蔫了翅膀的蟋蟀，反而对丁氏敬佩有加，激赏称赞。在丁文江的人格光辉照耀下，傅斯年曾慨然叹道：“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云云。自这次相见之后，丁、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936年初，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不治而亡。当病危的消息传出时，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丁文江去世后，傅斯年在撰写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纪念文章中，除高度评价丁文江之外，还对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杀丁文江之事做了解释，文中说：“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傅又说：“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按：二十年代丁文江与张君劢一场科学与玄学论战曾轰动一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钱锣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理由吧？”P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