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主编的《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是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主要亲历者——九院人第一次群体亮相口述披露核试验的全景式回忆，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当时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负责的工作各异，讲述同一历史事件时，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受访者用极其朴素的语言，不经意之中给我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一本有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的回忆录。

时至今日，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段历史，已经有很多报道，回忆录、人物传记、纪实文学等出版物也有十几本之多，但却很少有核武器研制单位的人发出的声音。

区别于以往有关高层决策、组织部署、研究实验、协同攻关等宏观叙述，樊洪业主编的《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着眼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流程，从押运原子弹部件开始，到原子弹装配、上塔、保温、插雷管直至引爆成功的一系列具体操作。受访者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然而，他们却是在这一长长链条各个环节上“操刀”的亲历者。

《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是一本没有任何修饰的有关当事人的述说集，用他们自己的亲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感情来还原那一段历史。

引言

第1章 草原大会战

一切为了“响”

爆轰出中子

原子弹试装配

第2章 整装进戈壁

原子弹运输和保卫

“701”铁塔

技术先遣队

第九作业队进场

701队任务和人员组成

702队任务和人员组成

绝对机密

铁塔照相

第3章 奋战在铁塔

原子弹装配

原子弹上塔

原子弹保温

作业队活动片段

徒手爬铁塔

戈壁生活

铁塔警卫

第4章 枕戈待“零时”

原子弹核测试

同步起爆装置

雷管运输

原子弹插雷管

“零时”前夜

720主控制站

第5章 核爆响前后

“零时”引爆原子弹

白云岗观察点

激动人心时刻

回收核测试数据

庆功宴

大河沿车站

紧张的221厂

第6章 一张历史照片背后的故事

访谈吴世法

第7章 重返原子弹爆心现场

附录

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大事记

主要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记

吴文明（1930—），1956年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坦克设计专业毕业。先分在617厂工作，1960年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1964年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任第九作业队702队副队长，时年34岁。一直在青海221厂工作，高级工程师。1993年退休。

吴文明（第九作业队702队副队长）：我1956年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代号叫617厂，研制生产军事坦克。我参加了中国第一辆坦克的制造。在617厂工作了4年，1960年的三四月份突然把我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在长城外面的17号工地，参加小型元件的爆轰试验。在17号工地，我还设计了一个压铸件的工房，打了一口井，当然这个井没打成功——没出水。我记得是1961年7月份去的青海221厂，那时候草原很艰苦，住帐篷，我一直参加第二生产部的建设。1964年把我调到第二生产部去管207车间，负责总装车间。总装什么呢？装配爆轰元件和“内球”。因为那时候第一生产部没建好，所以内球也在我们第二生产部装配。反正根据221厂实验部的要求，生产哪个元件，我们就装配哪个元件，实验部再进行爆轰试验。他们的爆轰试验结果，我们一般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严格分工、严格保密，互相不知道。

我们还做过“半球”试验。“半球”元件是总装配组的潘长春同志坐在吉普车里怀里抱着，怕震动，一路抱着运到六分厂的。“半球”试验成功以后，接着就做“整球”试验。我们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是装“内球”，“内球”由5号、8号放射性元件构成，是用四个柱的支架来装配“内球”。因为我们车间原来是炸药车间，没有地方，另找了一个很小的房间装配“内球”，那个房间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主要的工作人员有郭学标、王华武，王华武不知道调到哪儿去了，郭学标现在在廊坊的军工厂，他好像退休在那儿。那个时候我们反复地练习装“内球”，当时装配车间的放射性防护非常简单，就发个手套、口罩、眼镜，还有一个大褂子，就这么点东西。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以身许弹”，当然这个弹是国家的原子弹。以身许弹，都无所谓！我是车间的副主任，负责主持工作。车间主任是李必英，后来调回北京。当时还有蔡抱真、孙维昌，他们是第二生产部的领导。我记得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在我们的车间拍摄过一次，我和车间里的几个同志都被摄人镜头，不过这个片子我们没有看到过。

“整球”试验以后就进行冷试验。我们装配好了的“产品”，被运送到六分厂那儿去，最后冷试验成功了。我们知道成功了，但是没人向我们说具体情况，说实在的，说了我们也不懂。

运这个“整球”产品的时候，为了防震还想了好多办法。可以说整个221厂，我们二生部是最危险的一个分厂。二生部是管炸药件的，包括放射性的元件。冷试验成功以后，上级就定了说要在1964年爆响原子弹，爆响第一个核装置。

“596”产品的装配就是在221厂二生部，各个零件汇总到了我们这儿以后，我们就开始装配。装配完了再分解，分解以后就装箱。产品包装箱进行了特殊的设计，它有三防：防电、防温度变化和防潮湿。里面要放干燥剂，我们想了个土办法，那时候没有什么湿度记录仪，就一个简单的温度计显示最高、最低温度，就是知道运输过程中的最高温度是多少，最低温度是多少，我们就记这个温度差，看对炸药部件有多大的影响，装箱完了以后由铁路运输部门运走。那个时候包装箱还没有什么泡沫塑料之类的东西，一般保温用的是羊毛毡，防潮湿好像用的是二氧化硅。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温度的办法，只能靠记录，就买了一个温度计，那也是在市场看到以后买的，突然想到这个应该可以用，就采购回来放在包装箱里，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

“596”产品在221厂出厂之前，也进行了模拟地下装配的过程。在我们第二生产部207车间附近盖了一个和国家核试验场区702工号一样的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装配，装配完了起吊出来，随后再放回去。我记得是一共装了两发“产品”，备份了一个，怕万一出什么问题，有预备。“产品”包装箱我记得好像是涂了绿颜色，反正这个包装箱为了保密是做了点文章才运到核试验场区的。

核装置从我们22l厂二生部207车间运出去以后，移交给专门的运输保卫人员，我们就没有参与了。到达核试验场区以后也没参与运输，有专人把“产品”给我们运到“701”铁塔下的702工号里面。

吕思保（第九作业队702队队员）：在221厂二生部207车间装配时，我们保密要求很严，分工也是非常细的。三个组干的具体事情相互不能参观，不能打听，不能记录做笔记。我作为组长是骨干嘛，各个组的图纸都看过，知道个大概。但是，不知道各组的具体工作，各人做各人那一摊子事，所以去了试验场区以后就得多操心，不然事情就办不好。我们开始在221厂做准备的时候，做了很多工艺研究性的试验，在221厂做什么呢？做那个模拟吊装试验。因为核试验场区离“701”铁塔1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地下工号，要从地下工号把“产品”吊到地面的铁轨上来，然后推到铁塔底下去，再吊上塔。这个过程必须要事先经过演练，没有演练，“产品”吊装动作谁也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要做模拟试验。

所以，在221厂第二生产部装配车间旁边20米左右的地方，我们修建了一个跟核试验现场一模一样的地下工号，在那里头进行装配试验、吊装试验。从地下装好了以后，把“产品”吊到地上来，地面也把铁轨铺。上，我们推运，看看推运“产品”有什么问题，吊装有什么问题，指挥有什么问题没有，反复做了演练。演练过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紧接着就是准备出厂的工作。当时在厂里先把那些该准备的工作都做好，装配了两发“产品”，一发真的“产品”，一发演练的“产品”，准备8月份正式出厂。

正式出厂的命令下来后，各个组就按照事先的要求进行组装。组装当中，我记得那个“产品”非常大，印象中的装配元件，一个部件大概都有七八公斤重。这时要进行反复的测试，原来这个“产品”有许多环境试验没有做过，如温度试验、运输试验、粘接试验，炸药相容性试验等都没做过。当时就想尽量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都在家里把它解决掉，最后才能出厂。

P28-31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现场准备工作全面展开。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他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搭起帐篷，连营数里，誓夺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的第九作业队奔赴试验现场。他们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押运原子弹元器件，在“596”铁塔下面装配原子弹，再把原子弹送上铁塔安装、测试、保温，直至插雷管，最后完成点火引爆任务。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引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九院人在试验场区最核心的部位，围绕着“596”铁塔上的核装置奋战了三个多月，他们亲自引爆原子弹，更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核爆炸场景。这些核试验的点火者、见证者，40多年来一直严守秘密。如今，他们集体向外界披露核爆炸的有关细节，详细叙述了48年前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悠悠往事，成为九院人第一本集体口述著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参加过第一次核试验的亲历者年龄也越来越大，老一辈领导者如张爱萍、李觉、张蕴钰、张震寰已经去世；科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也先后离开了我们。还健在的刘杰、刘西尧、程开甲已年近百岁；周光召、陈能宽等人为病所困，无法接受采访。所以，对我来讲就有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感。为了抢下更多的鲜活资料，为了录下更翔实的口述文献，为了揭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也为了澄清一些不真实的误传，从2009年4月开始，我慢慢摸索着学做口述历史，镜头和文字相辅相成。其间甘苦自知，有沮丧，更有收获！几年下来，终于学会掌握一种新的采访方式。

由于受到长期的保密教育，很多亲历者要么闭口不谈，要么需出示单位的证明，这给采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经过近一年的外围采访，我才渐渐地接近引爆原子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说来也巧，那还是由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引起的。

2009年7月，我正在做朱建士院士的口述，他拿出了一张老照片，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的铁塔上，8位同志紧挨着核装置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10月的某一天。幸运的是，照片上的8位同志有7位健在，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随后，我便找到照片上的人，努力说服做他们的口述。很快，由这张照片引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段辉煌无比的历史。最后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完成一部电视专题片《亲历者说“596”铁塔的故事》。2010年元月，我又陪同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的编导，重新采访这张照片上的人和事，参与制作了一部《塔上塔下那些事儿》口述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科技人生》栏目播映。节目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他的老家陕西户县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得知他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县政协主席特意来祝贺，称他是家乡人的骄傲，并收入县志名人录。

按理说，电视片拍了，中央台播了，这件事本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由于电视镜头始终没有脱离那张历史照片，采访的人限定在8个人的范围内，讲述的内容局限在铁塔上最后几天，必然留下了很多遗憾。照片上的8个人仅仅是一个作业分队的代表，无法涵盖整个第九作业队的工作，更不能用以全面描述引爆原子弹的过程。于是，我没有停下采访脚步，手上的名单继续扩大，口述内容也继续往细节延伸。我开始寻找那些直接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的运输、保卫、装配、吊装、安放、保温、插雷管直至到引爆核武器的九院人。围绕着“596”铁塔，围绕着第一次核试验，不断增加采访亲历者，不断找到新的佐证，不断充实丰富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据《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记载，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参试人员总共是5058人，这其中包含九院派出的参试人员。采访过程中，第九作业队的受访者有的说上去200多人，有的说208人。到底是多少人？众说纷纭，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数字。毕竟过去了快50年，搞不清楚作业队的具体人数一直是我的心结！一直到了2011年年底，我终于有机会查找档案。在翻到朱光亚撰写的《参加首次核试验工作总结》一文时，第九作业队222位参试人员的数字跳入眼帘，让长久的困惑顿时化为乌有。更加令人惊喜的是，总结中还有第九作业队各个分队代号及分队负责人的名单。这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已经完成的28位受访者中间，许多人恰好是各个分队的负责人，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具体完成试验任务的执行者，所负责的工作基本囊括了核试验的各个环节。后来，我又补充采访了两位老同志，重点谈原子弹的押运和作业队组织管理工作，最后变成现在的30位受访者。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陈云尧同志，感谢他从浩瀚如海的原始档案中整理摘录下这些重要文献，让我这个查阅者“得来全不费工夫”。别人付出辛勤的劳动，我则顺手摘了“桃子”。在感激、兴奋之余，我还要说，这份第九作业队各分队负责人名单里面，已经有近10位老人去世，无法留下他们的声音和笑貌，让人不胜唏嘘！不过，这反而更增强了我把口述整理出来的信心和紧迫感，并期盼尽快出版。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受访者群体，本书选的30位亲历者都是原子弹巨响的见证人。他们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正值年富力强，很多人是作为科研技术骨干从全国抽调到九院来的。他们的口述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渲染拔高。尽管当时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负责的工作各异，讲述同一历史事件时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受访者用极其朴素的语言，不经意之中给我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他们参加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小心翼翼地完成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从原子弹押运到原子弹装配，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真正做到一丝不苟。甚至拧螺丝钉的动作，拧上几圈都要烂熟于心。在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下，整个核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面对采访者的提问，受访者说的似乎都是试验现场的工作细节和生活琐事，没有多少戏剧性故事，更缺乏豪言壮语。叙述者说得越平淡，越值得读者细细地品味。因为那些现场的细节，是经过一生的过滤沉淀还能留下来的记忆！那个年代，人人都铆足了劲干活，庄严的工作，铁一般的纪律，政治上的压力倒是残酷的现实。九院人富于理想，严守纪律，重视集体和国家荣誉远远胜过个人名利和待遇。正如受访者张振忠老人说的那样，“责任胜于能力，有了责任，没有能力可以提升能力，没有目标可以创造目标！”

我虽然在采访中摄下了这些大多年近八旬老人的照片，但在最后整理编辑时，我没有选用他们的近照，而是刻意选择了老照片，选择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参加工作时风华正茂的年轻照片。我想，受访者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核试验，照片的年龄也要尽量与那个时代相吻合。遗憾的是，受当时保密制度的限制，一旦进入了二机部或其他军工系统就不能随便拍照。所以，受访者几乎没有现场工作照片也就不足奇怪了。

对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不同的人的回忆能呈现出事件的多样性和多视角，给采访者带来许多新的启发，这些启发又不断地帮助我修正对该书编辑整理的认知。面对着70个小时的录音和一大堆口述材料，我曾经计划把每一个人的口述按照采访日期、采访内容包括提问、对话，从头到尾地原文刊出。但是，这显然是一个偷懒的办法。最后我决定把这些口述资料打乱、重组，按照第一颗原子弹出厂、进入核试验场区的时间顺序；九院先遣队到第九作业队大部队进入试验场区直至最后撤离；按照核试验准备程序，从装配到点火引爆，分成若干个小标题，再把不同人的口述穿插其中，努力勾勒出一条从试验前准备到成功引爆的清晰脉络，以便符合一般人的阅读习惯。这样一来，整理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许多个深夜，我坐在电脑前，头戴耳机聆听着不同方言口音，阅读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同时也被自己不断的发现时而惊喜，时而嗟叹。

应该承认，在新疆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的参试人员，多数人不知道北京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即便在试验现场指挥的将军、科学家们也要听从“中央专委”的具体部署。所以，我又翻阅了大量传记、回忆录，整理出作为本书主题事件背景的“大事记”。中央领导入在北京指挥运筹帷幄，与奋战在“596”铁塔上九院人的工作身影形成对照，互相映衬。从北京到新疆，从决策到试验，从前沿到二线，浑然一体，让读者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待48年前的这一壮举。

时至今日，反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段历史，已经有很多报道和出版物，包括传记、回忆录、纪实文学等有十几本之多。唯独没有核武器研制单位的人发出的声音。也许，我们需要一本没有任何修饰的有关当事人的回忆，用他们自己的亲历，自己的讲述来还原那一段历史。“纪实”也好、“揭秘”也罢，都无法替代亲历者声情并茂的讲述，无法替代见证者发自内心的激情进涌，这是积蓄多年的情感释放和吐露，这是经历那一刻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感受。

侯艺兵

自从我开始做口述历史的几年时间内，老一代九院人一个个出现了。无论仍在九院或是调离九院的人都欣然面对我的录音话筒，他们讲述的激情像一股股涓涓细流奔涌而出，让艰难的采访多了一些温暖和感动。在核爆铁塔上拍摄那张合影照片的作者吴世法老人，经多方寻找也终于在辽宁大连显身。遗憾的是，他当年拍摄的第九作业队的工作照片，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已销毁殆尽。当年研制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由于保密原因，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不谈论”，成为这些亲历者的共同禁忌以致有的人至今谈起来仍心有余悸！

多人讲述同一个重大事件的好处是视角多元，内容翔实并因亲历者说而鲜活，生动。只有他们才能把核试验前前后后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来，为那段历史留下许多宝贵的细节。但是，这无形中也给自己增加了采访难度。原来的受访者集中在北京、绵阳两地，后来增加了大连、济南、苏州、上海、西安等城市。有的人调离九院了，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九院人，难度可想而知。找到以后，还要说服他们接受录音，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采访对象也像滚雪球般的越来越多，由最初的8个人到20人、30人，最后形成几十万字的口述资料，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其后，整理工作花费了半年的时间，送交审查又经历了整整一年。

今天，我们终于听到九院人自己的声音，尽管不是黄钟大吕，但却阳刚，柔韧，不绝于耳。虽然他们的人生从辉煌青春走向平淡老年，但却共同有着某种程度的韧劲。他们延续了50年前的献身理想，随时代变革而信念不变。他们是一群默默无名的人，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我要做的仅仅是一个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通过自己的提问，发掘出九院人另一种精神财富。

我希望这部由九院人自己讲述，自己编撰的第一本口述著作，能给中国核武器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文本，这也是我编这本书的最初动力。如果说还有些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无能力做更多人的口述。好在九院、九所领导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并准备推而广之。在这里必须提到，我刚提出做口述的设想时，就得到本单位领导蒋起琥、邹志成同志的支持，得到邓国庆、余新川、吴明静等人的大力协助；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教授当面嘱咐我扩大口述者人选范围，尽可能多地留下历史真相。宋炳寰同志无私地提供了许多大事记的资料，口述整理书稿经九院有关部门领导韩长林、田忠、汪亚等人认真审阅，在此，一并真诚地表示感谢。

个人记忆，无法保证完全可靠和准确。我期待有更多的亲历者给予补充和订正，更期待有朝一日历史档案的解密。

侯艺兵

201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