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乐少年远足记
我们生活的地方，位置很陬，却有个好听的名字。人们说，那时候河里的鱼，抓个网兜随便罩下去就是一兜活蹦乱跳的鱼，所以河叫鱼乐河，挨着河的镇叫鱼乐镇。我们怀疑这种夸张，摆在眼前的河，糟糕得很，河床挖得千疮百孔，翻斗车喇喇地吐着烟，把河沙运进镇上的砖窑，跑出来一车车盖房的红砖黑瓦。到涨水季节，那些覆盖在水下的坑洼摇身变成隐隐约约的巢穴，像张开的血盆大口。鱼的踪影却难得一见，它们全躲进水底的巢穴呢？去他妈的鱼乐，鬼才知道。望着水波不兴的河，我们喜欢把脏话扔进水里。那段日子，我们秘密地攒下到手的每一分钱，去康桥附近打桌球，三毛五毛一盘，把过去赢进口袋的弹珠、电池盖、贴画半价卖给低年级的学生。听着镍币掉进铁皮盒里咣咣的声响，摸到荷包鼓起来的毛票，我们的心跳瞬间加速。我们需要的钱，不多也不少。为此，凡事我们总能同赌一把联系起来。这真叫人着迷。
起因是那对孪生兄弟吹嘘进城的经历。街道阔绰，店铺林立，男人衣着光鲜，女人描眉涂口红，孩子手中的玩具能发出欢快的声音，好玩好看的层出不穷。他们玩耍新的自动铅笔时，眼神是对所有未进过城的同学的不屑。我们变得反感自己的出生地，为什么是偏僻的鱼乐镇，男人土里土气，女人斤斤计较，大街上常常遇到小肚鸡肠的中年女人，动辄在众人面前喘粗气地撒泼。可我们没有机会进城，至少是现在，我们的父母没有孪生兄弟的厂长父亲有钱，连他们一年到头也不见得非得去趟县城。我们的功课比孪生兄弟的再好，也被这件事彻底击败。我们决定靠自己，把进城当作一次愉快的远足。远足，那天老师教了这个新词语，我们更坚定了去县城的理想。偶尔规划一下未来，常使我们陶醉在虚荣心的自我满足中。
陈波站在校门口，这个孪生兄弟中的哥哥，砖瓦厂陈有财厂长的大儿子，头小肩窄，耸着背，却一副看谁都是藐视的味道，他双科总是挂红灯，只有老师报考试分数时才放得老实。陈波对我们挑衅地说，来不来？这次赌大点。他从书包里摸出把弹弓，说，去窑洞。
我们扑哧一声笑了。砖瓦厂的窑洞对骁勇好战的我们很有诱惑力，可矮墩墩的门卫蛮横得叫人发怵，他不容许小孩随便进出，除非是陈波兄弟邀请。陈波和整天拖着两条鼻涕龙的弟弟陈浪一边，他们熟悉环境，占据有利地形，以守为攻，我们很难占到便宜。我们面露难色地应承，暗中却早有准备。藏在袜子里的铜线V形子弹，一直在等待狠狠地挫杀他们的霸气。
阴谋得逞。交战前，我们互相检查对方的子弹。我们掏出口袋的纸子弹，一看都是粗制滥造、软弱无力，孪生兄弟的却颗粒饱满结实，陈波不露痕迹地笑了。战斗拉开序曲，我们没占到便宜不说，还渐处劣势，对获胜已经信心殆尽。幸亏中途混进一帮“战友”，混水摸鱼的机会不可错失，战斗的高潮处处充满惊险。我们死盯陈波，迂回环绕，悄无声息，趁他伸出脑袋探望时，“铜弹”命中目标。陈波发出两声清脆而悲惨的叫声。曲曲弯弯的窑洞里飘荡的回声格外疹人，后来变成哭泣。狗日的打中了。陈浪搬来那个恶声厉气的门卫，气急败坏地为小主子咆哮着，而战斗者已一哄而散。
在大街上边笑边跑，我们发出咯咯的声音，像斗胜的公鸡。还有一个原因是天上的黑云从四面八方聚到十字街口头顶，扎下根不走了，像搭起一张办丧事的油布篷。
我说，躲躲雨吧。我一直跑不过王小帅，更跑不过眼前这场暴雨。王小帅仍没休止地笑着，刹不住扯开双腿往家跑。我可不想淋个落汤鸡，犹豫之间看见光头的槟榔店就拐了进去，趁光头不留神，拈了两颗钵子里的槟榔花嚼起来。我就是这时候看见那个忧郁而凶悍的男人的。
他沿着那条坑洼不平的水泥路慢条斯理地走过来，抬头看了两眼天上的乌云。他前脚跨进门，雨后脚就跟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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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
刘恪
2003年冬天的风，贴着皮肤吹，似乎揭掉了一层胶条，拽着汗毛有些生生的痛。野草伏在山根田湾，把头蜷在泥土里等待春天的视线去伸长它。我在儿时的农民朋友王与渫家，读着那个叫沈念青年的作品，题目叫《浮光掠影》，他说，扯亮它，便散发出黑色的光芒。他写了许许多多的影子，居然有声音的影子，更多的时候他不是在光明中感受影子而是在黑暗中，在雨夜里，影子成为抽象的事实，影子与光，与心灵纠结都是极为平常的，唯独与黑暗为伍是一个不易觉察的特质，因而他有了影子是角斗的后遗症。这是一种极好的艺术感觉，有敏感，有发现，是一种心灵的痪散物。最后居然来了句：沉默是今晚的盛筵。（在灵魂的深处，影子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乃思想的盛筵。）他小小文章激起了我许多联想。我很惊奇，又找着读了《穿多少巷子才能到家》，好标题，一种不定性的延伸，居民隐身在巷子的某个角落，时光打磨着门楣，门环成了门的酒窝，盛下时间，醉了里外人。巷子里的静，居然是墨浸宣纸，两面透。
我把书放下来，眼中似乎看到了一个少年清瘦的影子，精灵一般飞过，他也许就是我许多年寻找的故乡的后继人。我已确定了一个思路，一定找到这个青年，三五年之内推出他来应该没问题。
春节后我在岳阳市内见到他，清瘦而腼腆，有些女孩性情，大约两个小时的谈话，我便确定了日后的做法，记得那次便带他去岳阳鱼巷子观察．生活，寻找这个小城久远年代的东西，包括那些石板路，旧阁楼门窗，檐瓦，及那些木质扶栏苍老的颜色。之后我给他找各种各样的书籍，大体符合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一个办法是让他回过来找到传统叙述的方法，我要他读沈从文小说，重点推荐《阿黑小史》，从基础做起，下苦功训练叙事和描人的能力。后半年我同颜家文先生策划湘军五少将（田耳、谢宗玉、马笑泉、于怀岸、沈念），沈念年纪最小，我在《芙蓉》的小辑中选了中篇《加速度》和短篇《水中壁挂》。他很努力，后来又有了比较而言情绪饱满，有力量的《断指》，在《十月》刊发后引起了一些关注。这里我选择他的三个文本来谈谈其短篇小说的特点。
在当下语境里，我们来思考人们现实的命运逻辑，实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如果沿用荒诞这个词，以存在主义态度来表达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应该不会错。这个20世纪中期以前使用的概念，难道还要我们人类21世纪来再一次承受它么。从理论上讲，这种命运的历史逻辑应该结束了。可是，我们的当下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是更加糟糕。沈念的小说便是对当下这种现实命运逻辑的书写，并且通过区域化的考察，有力地指向了当下小人物的困窘。
《水中壁挂》故事背景发生在阳城这个小县。许泺作为记者探访一件民间藏品汉锦。一件误认的珍品决定了一家人的命运。
这件壁挂（汉锦）是一个商品拜物寓言。我，许泺初衷是访得此物到省城转手可获高额利润。可壁挂（汉锦）的持有者金朗生并不知个中的奥秘，他的孩子金小炜已经悄然地卷入了事端的漩涡，聂虎为首的三少年已经开始争取这一件壁挂。这时壁挂成了一个核心的纽结，已然是一个象征符号。仅在于这个符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金钱财富的，一方面是文物艺术品的。在这个文本中仅作为了商品，是商品决定了文中几个人的命运。聂虎一伙少年要掠取壁挂也是一种商业意义，当金朗生用壁挂去换取金小炜被劫的生命时他也获得了此物的金钱认识。因此，壁挂以金钱利益的象征符号便驱遣了文本中所有人物命运的逻辑归宿。
但是这个语境是反讽的，人们所争的这个象征符号是一个已抽空了内涵的符号，注意这个符号的属性决定在文物界的专家手中。专家证实了这个符号仅是一个能指，关键是这个漂浮的能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客观作用。
聂虎所需要的是彼符号而非此符号，他认为是一块破布（破布如果是真文物，但小儿不识，也许力量更大）。这才有了把人沉入水底的举动。金朗生和金小炜的命运实际决定在这个漂浮的能指符号上，故事忽略了许泺与聂虎对这一个被抽空了的符号反应，便大大地减少了心理力度。
拜物一词始用于马克思的模式，针对资本主义的物质膨胀的直接现实，该术语指宗教信奉者将所拜之物从一种物质状抽象为一种精神状，并归结为一股力量泥塑式或其他的崇拜形式，皆具有同样的力量。这种拜物指向一种过去已成为劳动产品上具有一种客观性质的标记。事实上这种物性已经具有一种社会交往的性质。因此拜物符号直接揭示的是一种人们的社会关系。许泺，聂虎，金朗生便是在这个拜物概念下展开的交往活动。这里颇有深度的是聂虎一伙少年，我们姑且称之为少年犯罪，但他们犯罪已深入到心理层次。拜物仅是一个表象。我们再回头看，当下语境中金钱拜物意识已渗透到儿童心理了，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时的拜物寓言便不是一个个具体问题，或者某个区域，或代问题，而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整体问题，当然我不是指沈念的作品《水中壁挂》便是这样一个整体象征，毕竟它只是一个短篇，但该文本已经触摸到拜物的现象世界了。因此这个文本所揭示的现实语境是严峻的，也正是它展示了人们现实命运进行的过程。
《打虎上山》是写阳城的一个剧团改革的故事。剧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孙二柱和叶红旗。叶是扮演红极一时的杨子荣。他作为一种英雄象征，可在现实语境中他是反讽的。现实生活的命运展示对于叶红旗永远是悖论的，扮杨子荣获得辉煌娶了一个美女，但是一个精神失常者，多年共患难的朋友孙二柱，是生活中精神的共勉者，结果把他老婆干了。剧团解散了，有一笔钱可以自由生活了，偏偏老婆吴彩莲死了，他被判了十年监牢生活。叶红旗的命运总是呈下降曲线。山穷水尽处总不柳暗花明。最后文本有两个关键，其一错判，吴彩莲失踪回来了。生活演出了一幕滑稽戏，无数苦难经历，谁人评说？那么现实所有的压力只有让个体去承受。其二叶与老公安见面，讲出自己的一个梦，一种幻觉，我有罪梦中杀了一个人，背后扼杀，然后是一辈子跪下去。这很有意思，为什么杀人是从背后扼脖子呢，这很意识形态化，英语中意识形态一词便是从背后勒人脖子的含义。那么叶红旗的命运意识形态化，是一种社会普泛现象。这个悲剧的含义是什么？是人们的普遍命运逻辑，而它的深度在于人们自身已把这种苦难意识形态化，他没有批判了，居然和老公安紧紧拥抱，苦难与专制和解了。
美国罗伯特·赖特两千年出版过一本书《非零年代》，副题为：人类命运的逻辑。他的目的在于找出人类一条好的比较理想的命运之道。采用了博弈理论的术语。指出人类命运的历史仅是一场赌博，其结果均是零和，意识中人与他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其结果是互相伤害。以一方胜利结束。而赖特设想了另一种可能非零和，意思是双方都从让利中获利，用当下语汇说，取得双赢。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取得他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然后再是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共处。无疑这是一个好的、理想的逻辑设想。在考察人类历史的残酷以后来设想人类新的出路，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悲剧在于人类回不去了，大家都在斗杀中存在。按赖特的非零和逻辑，叶红旗与老公安是一种非零和的结局，但是这是一种悲惨的结局，因为叶红旗在无数零和中已经伤痕累累了，他终其一生再与老公安的非零和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人类与社会谁是最高的仲裁者，由谁来回答人类的公平与正义呢？
《断指》这是一篇写青年人的日常现实生活的小说，表述的是以剽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前部分是正面写剽记的丑恶行为，后部分是侧写剽记的丑恶行为，文本的目的不是展览剽记为代表的恶行。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丑恶的一种妥协。这时候陆凡这个女孩儿便有了意义。最早陆凡是以反抗者姿态出现，然最终和剽记妥协，最后是同流合污。至于陆凡有什么隐衷没有，文本中并没交代。如果这两层含义都到位，那这个文本又是写的一个悲剧故事。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命运逻辑。从内容上它具有书写意义，但没有独特新颖的表述方式，那么这样的故事与人物便会是无限重复中的一个，这便丧失了它独立存在的品格。可喜的是沈念采用了一种宿命策略。写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故事。一把刀的传奇。一个物化了的精神仇恨史。一把神奇的刀，它具有特别品格，工具性而言他是超级能量的。其次，刀有嗜血的物性。通过我的神秘感知它贴近了我的欲望意识。在文本的进行中，这把刀一直都是一个鉴赏品，直到最后，它断了剽记的指头，刀才物有所归。刀，作为一种复仇寓言，或者是欲望的切割器。文本中把刀与我的潜感觉与情绪处理得很饱满，不弃不离，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象征，当最后落在剽记的断指上时，反而缩小了这把刀的拜物力量，因为刀去割断一种邪恶太正常了，几乎没有复义，张力在接触到剽记的那一刻消失了。
这把刀与博尔赫斯的《遭遇》有其互文性。共同的主题是仇恨的物化。文本完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搬迁，暗含了一个更隐晦的主题，现代邪恶应该有一个它神秘的抑制形式。主人公的刀实际只能小恁大戒，当代生活的物化也许这个作用也达不到，于是我们心中只能充满悲哀，现代人现代生活的命运逻辑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暂且划为三个方面姿态，沈练是坚守者，陆凡是摇摆者，剽记是堕落者。现实语境是邪恶占压倒力量处于主控地位，然后是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投降，最后坚守者便少之又少，这使得邪恶失去抵抗者，因此当下语境便更加疯狂。一旦人物低于他的语境，人们便成了语境的玩偶者，这注定了语境是反讽的，因此我们可见今天时代可以称之为反讽时代。
在反讽时代，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只能是以零和方式出现。因此赖特呼吁着非零年代的产生与发展。
我挑选了沈念短篇小说的三个文本，对他展示的当下语境中的人们命运逻辑进行了分析。从内涵上看，沈念业已触及了时代和人类的一些基本主题，在个别问题上也有深刻独到的展示，那为什么沈念的文本没有产生当今大多数的注意与共鸣呢？问题在，沈念文本的独特性打造不够。没有找自己一个非常切合而又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这几个文本看，他开篇切入口都有冗长拖拉之感。文本中的核心的东西过于暴露，这样容易滑向浅层，语言整体处理的调式没有贯通，仅有一些精彩的局部，简言之，他更应该注意一个艺术文本的形式独创，并且仅是他个性的独创。
尽管如此，他作为七零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已经有了难能可贵的创作实绩，若能沉潜下去，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以自己的方式生长
掰着指头算，我在这座纺织工厂的生活区已居住了十五年之久。工厂虽小，且偏于城市一隅，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在这里结婚、安家，有过离开的打算但未曾真正离开，不仅是现实的诸多因素制约，更多归结于我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是从这里启程。当某一天我在回顾写作和我之间存在的如此亲密的关系时，我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投向那些蒙尘却透着光亮的时间段落。
五年前，我调到报社工作，职业上脱离了隶属这座工厂的学校。我充满信心地离开，但又在许多个夜归的时刻或怅惘或愉快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厂区那条南北走向的林荫道，经过那些熟悉的建筑和标志，抵达收藏着青春记忆的居所。此前，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在以林荫道为中轴线的东边或西边住了十年。这个短篇集里收入的小说习作，多数就在这里完成。
每一天我早出晚归，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看似步入的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一条生活通道。我却没有真正地离开，很多的生活很多的记忆，就算拿一把无比锋利的锉刀也锉不消失、割断不了与过去的联系。好些次，朋友很惊讶我依然居住在那个狭窄的环境。我淡然一笑，很多时候，一笑就可以泯灭那无法解释的“存在”。就像那些林荫道上枝叶茂盛的树，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是它们扎在这里，而不是另一些它们的同类。
刚进厂时，我被分派到青工楼507房与人同住。里面已经住着的人连门也不开，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老子正在恋爱，老子都31岁了！管工房的领导面面相觑，一脸悻然。于是我幸运地获得一个人的空间，拿到了一楼105房的钥匙，在这最先安置我的肉体和精神萌芽之地一住就是四年。105最接地气，窗前窗后长着没有“发型”的杂草。这里冬天阴冷，夏天湿热，我的门前常有他人从楼上倾倒的废水剩饭剩菜，片片狼藉。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铁架（后来被改装成书柜）。我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与人交往。生活环境中的许多方面都与想象有着差距，我刚开始的青春生活已给纷至沓来的寂寞层层包围。
“社会人”的新身份把我推进这座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的工厂，推进那条林荫大道上的无数黄昏。黯淡的黄昏拉扯着噬咬着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喧闹的下班人群，那些机修男工和纺纱女工，摩肩接踵地走着与我相反方向的归家之路。我必须琢磨的是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个人如何度过，如何熔化内心被包裹的那一团团迷惘。黄昏传出塞壬的蛊魅歌声，搅得我迷失了原本该走的那条路。到了深夜，我独自披着夜露在走廊放歌，吼崔健吼臧天朔，排遣心中的郁闷。某段日子里我死死地盯着对面宿舍楼的一窗灯光。那里面住着我暗恋的一位姑娘，可时至今日，我仍未能得知她是否真正留心倾听过那从黑夜里冒出来的“青春之歌”。
也许是那些迷失的黄昏和愁惆的黑夜，让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工厂那间上百平米的图书室里我是常客，阅读打开的是一扇扇布满新奇景物的门窗。写作，蹒跚学步的开始，却是为躁动的青春和苦闷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宣泄缺口。仿佛只有在思索时，才完成个人对时间的抵抗，只有融进想象中的世界，才发现那颗鲜活的心跳动得如此有力，才可为自己的青春感受和现实境地描摹一幅幅自画像。这些自画像，以文字的方式呈现，有的粗糙芜杂，有的眼高手低，但它们萌芽于那片被杂草包围的诚实的土壤。
又一次次走过林荫道，道路两端都是方向，两旁分出很多岔口，沿路栽种的树木或貌合神离，或千差万别。我在路上来来回回，从不同的岔口进进出出。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映现出一路走来经历的人与事，那些白天与夜晚，那些游离与坚持，那些欢乐与痛苦。它们都在开始写作的时光里推着我奔跑。我的青春、成长和写作，就像互相追逐的几股龙卷风，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及变化背后隐藏的东西，渗透在码成小说的文字中，摆在那里等待阅读或永远不为人阅读。它们也被那成行成列的樟树、梧桐、松柏所记录。这些本地最常见的树种，是工厂里的老人，每一棵却都长得枝繁叶茂、朝气蓬勃。即使过一两年它们被集体“美发”，但就是几场雨的时间，它们又欢蹦乱跳地焕发生命。“要是写作的生命力如此强盛该多好。”我时常如此痴念。这些树，陪伴了我无数的阅读和写作之夜。从它们身上，我领悟到写作是生长的事业，阳光雨露洒落，树以树的方式生长，我也以我的方式生长。富有生长性的写作才具备坚不可摧、与时间抗衡的力量。
像一头小兽，我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写作之路。未来却仍然漫长，我仍需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长。如同这本小说集的名字所蕴藏的——我每一次的写作，每一篇小说的开始，每一分一秒的生长，就是一次身体和精神的“远足”。
沈念
2011年11月11日
《鱼乐少年远足记》是作者沈念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小说主要发生地在一个叫鱼乐的偏僻小镇和一个叫阳城的地方。作者以细致、流畅的笔触，刻画了各形各色的青春故事、少年记忆，通过对尴尬、迷失、寂寞、喧嚣、欲望、死亡等现实主题的书写，叩击个人或群体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窘感和迷惘感。故事性不是小说的亮点，而对人的现实命运的关注、感受、呈现和思索，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作者对世界和生活的敏锐感触与心灵热度。
“苹果文丛”汇聚了裘山山、赵德发、刘恪、薛舒、易清华、于怀岸、王棵、荆永鸣等30多位全国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以整体面貌、集团亮相的豪华阵容，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坛的力量。
《鱼乐少年远足记》作者沈念以细致、流畅的笔触，刻画了各形各色的青春故事、少年记忆，叩击个人或群体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窘感和迷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