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菰蒲家的伙计胡逊,耳朵被削掉一块。疼痛先是聚集在外耳部位,接着呈反射波状向周围以及头部扩展。他看着那几人把黄杏儿扛起来,消失在蓝雾深处,并听到大概是枪杀兔子那人留给他的一句话:“回去告诉胡老爷子,过耳风要他的二十杆新枪。”
过耳风——胡逊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土匪的名字。他站在杏树跟前,看到自己的一小片耳廓让刀插在树干上,仿佛那里长出的一块木耳。
胡逊拔下那把插着他一小块耳廓的刀,放在手里提着,离开念头岭。从耳朵扩展开的疼痛窜向全身每个神经末梢,最后顽强地进入心脏;耳朵那里剩下的就只是血了。胡逊不敢去摸流下来的血,但知道它们一下一下滴在他的亚麻色褂子上。
从念头岭下来,经过一片河滩,就回到了镇上。接近黄昏时分的风波镇,街上飘荡着槐花的香气。尤其是布店所在的落日街。作为风波镇的主街,它不负众望地具备了一些异质——街道两旁生长着几棵十分罕见的紫槐,发出的香气顺风飘出几里远。
作为风波镇最富有的大户人家,胡菰蒲家的高门阔院当然就坐落在落日街上。不仅如此,整个落日街几乎可以说有大半条都是胡菰蒲家的。胡逊踏上落日街依次经过的包子铺、杂货铺、布店、拳房,都是胡家的产业,前面都要冠上“胡家”二字。
胡逊肩膀上染着耳朵滴下来的血,手里提着一柄短刀,这种样子引起落日街上所有人的注意。他顾不得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一路小跑回到胡宅。胡宅是一个三进四合院:后院一排后罩房是库房和杂间;正院是客厅、书房和胡家老小的起居室;外院一排十间倒座房,四间厨房,六间给仆人住。胡逊跑进大门。正对大门的一面照壁上,玉雕麒麟在他疼痛的目光里变了形。他跑进侧屏门,沿着青砖甬道往二道门跑,还没跑到二道门,碰上黄杏儿的爹老黄从门里出来。
老黄是胡家的管家,他手里提着一个账本。“我的祖宗啊,你怎么才回来,杏儿呢?”老黄问。
“唉!”胡逊没想到头一个就碰到老黄。他停下来,抹擦自己脸上头上跑出来的汗。
“怎么出这么多汗?还有血!胡逊,你耳朵怎么了?”老黄发现胡逊本就很白的脸越发的白,手里还提着把刀,马上猜到杏儿出事了。
“先别问,老黄,我得赶紧报告老爷去。”胡逊撒腿又跑。他拔脚时,扯动了连通耳朵和脚面的一根神经,意外的疼痛使他蹦了一下。
“我看,你是不是先包扎一下?”
“不,老黄,我得赶紧去报告。他们要枪。”
“等等等等,杏儿呢?是不是出事了?你小子给我回来!”
“杏儿……被土匪掳走了。如今这年月不好,老黄。”
胡逊边说边嘶嘶吸着气跑进二道门,手里提着刀。老黄紧跟着也提着账本跑了进去。
胡菰蒲正坐在客厅和太太说话。他们刚接到在日本留学的儿子胡谦捎来的信;他告诉他们,他将在五天左右回家。
胡逊提着刀和自己的小片耳廓跑进来,扑通摔倒在地上。胡菰蒲皱了下眉。他最见不得下人慌里慌张的样子。胡逊平时也算稳当,但今天这情形很让他不满。“怎么了,胡逊,站起来说。”
“老爷。”胡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觉得全身的血都流干了。“过耳风。他掳走了杏儿。一共五个人。”胡逊把右胳膊抬起来,他看到自己那小片耳廓已经变得有点皱巴,像是一路上被太阳晒干了。
胡菰蒲从太师椅上站起身,拄着手杖踱到胡逊身边。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由于幼时患过一场病,一条腿有点短,因此过早拄上了手杖。两条腿长度不一使他看起来有点斜肩,但他努力挺着上身,不让自己的背显得驼。近些年,自从少爷胡谦东渡留学,他衰老了。
“这是什么?”胡菰蒲凝视着刀上那片像肉的东西。“你的耳朵?过耳风干的?”
“是的,老爷。刀法特别准。直接削掉这片肉,还插在树干上。”
胡菰蒲弯下腰查看刀和肉。用手摸了摸刀片,动了动那片肉。
“老爷,他要咱的二十杆新枪。”
“好刀,”胡菰蒲把手从刀片上移开,说。“你挺走运的。”他朝后做了一个手势。太太初秋早就站起身,准备到后屋找药箱子去了。“算了,”胡菰蒲又摆摆手制止了太太。“不顶用,他的血都快流干了。你,”胡菰蒲叫住一个正在往客厅搬一只花瓶的伙计,“赶紧扶他去药店,敷点药。”
屋里只剩下胡菰蒲、太太初秋,还有老黄。老黄有些显长的脸紧拧着。
“老黄,别扯着那张长脸,好看吗?”胡菰蒲右手拄着手杖,左手背在身后,面对二道门里面的一口荷花缸。“没出息。”接着,胡菰蒲拄着手杖走出雕花木门,走下三级台阶。手杖沉稳地敲着青砖院子。他经过一棵石榴树,来到荷花缸旁,看里面的几条鲤鱼。“你去,把角声给我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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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初玉兰及她的故乡
初玉兰是我的外祖母。当然,在小说中她另有其名,就像风波镇在小说中是黄杏儿的故乡,而现实中它并不叫风波镇一样。文学作品不是图书馆里的史实资料——小说素材在经过艺术处理之后,即便是当年的真实事件,也不宜经受艺术之外的考证和审视。何况这部小说中的A线发生在一九三八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小镇抗日传奇故事虽不必像纪实文学那么丁丁卯卯,但总要涉及到某些绕不过去的真实历史背景,所以小说里还是避免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为好。
因此,我要请已经逝去的外祖母谅解——关于她的名字,关于她的故乡的名字,我选择了让它们隐退在小说之后。而在献词和后记里,我要明确地说:这部小说,我要献给初玉兰,及她的故乡——水道镇。
是的,那个我称其为风波镇的小镇仍然存在,它名叫水道镇,在距离烟台六十多公里的地方。它是外祖母的故乡。有关于它的那些故事,外祖母给我讲过许多。第一次听她讲日本人,讲打仗,我年纪还小。外祖母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小说中的样子:瘦弱的身体蜷成球状,两条腿以奇怪的姿势折叠成一把剪刀。她重复着那些往事——日本人在水道镇上高高地修起了炮楼,他们把我三岁的母亲抱到炮楼里玩耍,令全家人惊惧万分。幸运的是,最终母亲被平安送回;日本人频繁扫荡,外祖母抱着母亲往大山中奔逃,中途掉队,只好跳进一口枯井中。随后落下另外一些人,纷乱地踩踏着她的头顶。
外祖母讲着讲着,就会陷入一段小睡,保持着蜷成球状的身体。外祖母晚年后一直住在我父母的家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我记忆里,初中寄宿时,每周回家,外祖母都要重复那些陈年往事,包括她年轻时代的某几个表哥——推着自行车卖靛的老人,就是她那些表哥中的一个,他活在外祖母的讲述中,活在小说里——当然,出于艺术加工的需要,在小说中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土匪的身份。他也曾真实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出现过,我至今能记起他走街串巷卖靛,将自行车支在大街上的样子。
昏暗的天光,温暖的大炕,蜷曲的外祖母,重复的回忆怀念和讲述——这就是初中时代留给我的关于外祖母的最后记忆。之后,由于某些不得已的原因,外祖母在晚年离乡背井,去东北我三姨家里暂住,没想到她终老在那里。
这个胶东小镇,如今生活着我的两个姐妹。因为此,我时常会在那里逗留。走在它的街道上,我努力辨认和寻找着当年的痕迹。而那些沉默和喧嚷的街道,那些店铺房屋,门口的树木和石阶,它们与外祖母讲述中的样子相去甚远。但奇妙的是,我无比迷恋这种隔阂和差异,它更为有效地刺激着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我的情绪在时空之中往复回环,令我心跳不已。我的外祖母初玉兰,她蜷着身体对我重复讲过的那些,是一九三八年的水道镇给我的最牢靠的影像和色彩。所以,此刻,我更为浓烈地怀念我故去的外祖母初玉兰。
还要说的是,这个小说现在的样貌违背我创作它的初衷——作为从事这个行当十余年的作家来说,我还没犯过这么离题千里的失误:我本想完成的是一部时间和历史跨度都比较大的成长小说,风波镇只是其中一个比例很小的环节;而事实是,几乎在创作起始,我就意识到了二十万字容量的窘迫。之后就成了如今的样子:我把这部小说完全交付给了一九三八年的风波镇,完全交付给了外祖母黄杏儿。虽然,有另外一条B线——三十岁的我回到风波镇遁世疗伤,与外祖母日夜相对——与一九三八年这条A线并驾而行,交叉叙述,但是,我构思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仍无暇在此部作品中顾及。也由于此,我边写边构思着下一部作品——在那部作品里,我的母亲,那个后来向着老年滑去的终日踩着缝纫机的女人,将代替外祖母的角色,继续在风波镇上生活着。日本人远去,被过耳风炸掉的炮楼的残骸还在。我甚至还构思到了第三部作品——在那里游荡着童年的我,她和现在这部书里B线中的三十岁的我最终衔接。一个人从她的祖辈开始,就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几十年后的她自己,这个过程经历了三部长篇小说。时间和空间的奥秘,成倍地滋生……
这些狂妄迷人的想法,一直陪伴着《一九三八年的铁》的完成,令我时时亢奋不安,手足无措。而我到底能不能在未来完成它们——第二部或者第三部,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似乎它们在我的念头里出现,目的只是这样:散发着妖娆的光芒,在前面诱惑我、牵引我,让我完成目前这个面目全非的作品。
现在是秋天的烟台,我正热烈地畅想着一场远足,希望到某个地方游荡一些日子。但我又知道自己那差劲的行动力,它令多数筹谋不了了之。四个季节之中,秋天是最让我仓皇不安的,这很奇怪。尤其今天,我整个人的气场活跃不静,在后记中进进出出。这跟小说有关吗?我不知道。好吧,既然这样,此刻——我情绪复杂地写着后记的最后几句话,觉得很有必要以此结尾:今天是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三八年的铁》由王秀梅编著。
《一九三八年的铁》讲述了:
一九三八年,很多事情发生。国事,家事;生死,爱恨,情仇。
日军侵略占领了这个胶东半岛的小镇,为抵御外侮,农民,艺人,铁匠,拳师,乡绅,土匪,他们站在一起,土法造雷造枪,与小镇共存亡。
硝烟中也盛开玫瑰,血色玫瑰有更铿锵的姿态。
著名作家张炜、李掖平、刘海栖推荐作品!
《一九三八年的铁》是作者王秀梅以1938年为背景,讲述农民在当地乡绅组织下自发开展抗日活动的一部小说。本书的主人公黄杏儿、胡菰蒲、过耳风等等,都是在日军侵略时候站出来与之抗战的英雄,他们用枪炮,用自制的地雷,抗争,保卫家园。主旋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