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延波编著的《华夏商路》以数千年中国商业和商人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为红线,其间穿插着对于各个时期商业和商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进行的评述和分析,希望通过这本书,使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发展历程,而且还能够从中领悟和分享到中国商人所特有的商的精神和商德。在我们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号召之时,总结、提炼我国固有的商的精神,回顾我国历史上商人所走过的极其坎坷、不平凡的路程,对于构建我们现代的商的精神,规范商的行为,明确商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理顺商业、商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健康、顺利地发展我国的现代商业,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商业和商法体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适合于商人、企业管理者、各大专院校的商学院及经济学院、法学院的师生以及所有对中国商业和商人发展的历程感兴趣的读者。
苗延波编著的《华夏商路》以数千年中国商业和商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为红线,其间穿插着对于各个时期商业和商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希图通过这本书,使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发展历程,还能够从中领悟和分享到中国商人所特有的商的精神和商德。在我们提出复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之时,总结、提炼我国固有的商的精神,回顾我国历史上商人所走过的极其坎坷、不平凡的道路,对于构建我国现代的商的精神,规范商的行为,明确商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理顺商业、商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健康、顺利地发展我国的现代商业,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商业和商法体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夏商路》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数千年中国商业和商人所经历的曲折、复杂、艰辛的历程的研究和解析,总结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所固有的商的精神,让今天的商人和民众不要忘记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还有着这样一群为了实现商通天下,强国富民而拼搏、奋斗过的商人群体,他们所创立的事业和遵循的商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本书适合于商人、企业管理者、各大专院校的商学院及经济学院、法学院的师生以及所有对中国商业和商人发展的历程感兴趣的读者。
大商兴国,大商富国,只有培养了一批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大商人、大企业家,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能真正实现。
一、史前的四大发明
最早的中国商业行为产生于何时?这个问题一直令中国经济史学家感到茫然,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可信的史料。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与史前时期的四大发明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史前四大发明是中国商业的起搏器。
1.衣皮带茭,茹毛饮血
距今1万年以前,是一个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时代。那时人类居住的是天然洞穴,穿的是树叶兽皮,吃的是野果野兽,过着衣皮带茭、茹毛饮血的生活。
这里的“衣皮带茭”一词源于《墨子》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大致意思是:古代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o
这里的“茹毛饮血”一词源于《礼记·礼运》:“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茹毛饮血,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文明人对先人生活习性的形容,用来描绘原始人不会用火、连毛带血地生吃禽兽的生活情景。
那时的人的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够找到一个食物充足的领地,来一顿以野生动物的肉为主的丰盛的晚餐。他们在用石头砸死野兽的过程中发现,利用具有尖利锋口的石头容易把野兽砸伤或砸死,并且可以很快地将野兽的皮毛剥离,于是就把这样的石块收集起来,这些石块便成为人类使用的原始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人类的工具落后导致物质极度匮乏,社会根本没有可供交换的物资,商业更是无从谈起。
2.磨石为器,刀耕火种
到了距今1万年的时期,人类不仅能够对石块进行切片、钻孔、开槽和整形等磨制加工,而且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活动。同时,钻木取火的发明使得制造日用的陶器成为可能。因此,石器工具的磨制、火的利用、农业技术和陶器烧制,是史前时期人类的四大发明。
石器工具的制造使人从动物变成人,火的利用使人拥有了文明的曙光,农业的发明使人摆脱了完全受制于自然的状况,陶器的烧制发起了人类对于新生活的追求。而农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分工,这次分工使人类中出现了专事农业的群体,人类从此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人为地定期获得食物。
当人类拥有了获得稳定食物的技术后,便从山洞、树巢里走出来,开始寻找适于农业种植并有水源的平原;为了获得固定的水源,人类一般在湖边或河边构筑房舍,房舍的建筑往往是成片的圆形半穴居房舍,在这些房舍的中央地带一般还有举行公共祭祀活动的场所。部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主动寻求利益分配和利益保护的文明时代,从此,人类彻底摆脱了洞居、穴居生活。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计算的。
那时的农业还处于所谓“刀耕火种”的阶段。“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中的“耒”和“耜”都是农具。“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出。改进的未有两个尖头或有省力曲柄。耜类似耒,但尖头成了扁头(耜冠),类似今天的锹、铲。其材料从早期的木制发展出石质、骨质或陶质。未耜的发明提高了耕作效率。耒耜是后来犁的前身,所以有人仍称犁为耒或耒耜。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
那时农耕的一般情形是:一群人聚合在一起,砍倒并放火烧掉地面上的植物,随便把种子撒到地里,靠草木灰和土壤中原有的肥力使其生长发育。一块土地的肥力耗尽,就移到另一块土地上重复以上的耕作行为。
这样的农耕自然不可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也就缺乏用于交换的物资,因此,在那时商业亦是不存在的。 3.生产劳动,以物易物
商业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产物。
农业的出现消除了生存上的后顾之忧,部落里的人口日渐增长,部落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增加。新生的人口压力又对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迫切的要求,而欲扩大农业的规模,一来依靠发明新的农具,如前所述的耒、耜,同时还需要生产和改进这些农具的心灵手巧的人,他们发挥自己在生产和改进农具方面的一技之长,不断生产、改良出新的、适手的农具。逐渐,这些人便成为专门制造工具和发明新工具和用器的手工业生产的工匠。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技术发明与器物制作的工匠(手工业者),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农耕者司田、渔猎者司狩、游牧者司畜、巧工者司用的社会分工逐渐明确的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这种分工协作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个行业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的数量和种类也较之从前有了极大的增加,于是,在各个部落中便出现了许多已经超过本部落人民需要的剩余产品,这便激发了一些手工业者欲用剩余产品来换取他们部落或者个人需要、但自己的部落又无法或者不会生产、而其他部落能够生产的产品的欲望。这种各部落之间相互的产品交换行为,揭开了商业的序幕。
比如,制作陶器的工匠生产出了陶罐、陶碗,可是他所在部落没有人需要陶器,而他家里又已经快没有粮食了。于是,陶工只好背着自己生产的陶罐、陶碗离开居住的地方,到更远一点的地方看看能否交换到自己家里急需的粮食。他来到一个部落,那个部落虽然有剩余的粮食但现在并不需要陶罐、陶碗这些产品,他们需要麻布。陶工又来到另一个部落,他们虽然需要陶罐、陶碗,但他们只有自己生产的麻布,而没有粮食。陶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换不到粮食,他的一家就要饿死。就在陶工万念俱灰之际,突然他的脑海中一亮,前一个部落的人不正好需要麻布吗?他立刻用自己的陶罐交换了麻布,而后,背着这些用陶罐、陶碗交换来的麻布回到需要麻布的部落,换到了粮食。P2-4
长期以来,我一直被几个问题苦苦困扰着:为什么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统治者遵循的一条治国方略,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出现近代工商业的影子?位居社会阶层最末端的中国古代商人是如何生活、生存的?为什么至今中国普通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人们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人的权利义务等问题依然讳莫如深?这本《华夏商路》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的商业发端于神农氏一黄帝时期,兴起于夏代后期,成熟于商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出现了诸如范蠡、白圭等一批巨商大贾。他们以各自独到的实践和理论,开创了中国商人取胜和获利的基本方法,也总结出了作为一名合格商人所应当坚持的操守和精神。
战国末期直至秦朝和西汉初期,由于列国争战和大统一的需要,一些首倡变法图强的国家,率先推出了重农抑商和禁末的政策及措施。历史事实表明,凡是最早实行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强国的道路,最终由将该政策进行到底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自此中国也走上了以中央集权政治为统治核心的道路。这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最终的归宿。
在西汉至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商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商人也走过了与国家专卖制度不断抗争的艰难路程。自隋朝初年至唐朝中期这一百多年间,是中国商业和商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随着宋朝和元朝对于商业和商人相对宽松政策的实施,把中国商业的发展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但到了明朝初年,伴随着朱元璋的海禁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商业又沦人了一个低谷期,商人的地位也随之再一次跌入谷底。虽然,.这期间也出现过如明中后期那样的中兴时期,但总地来说,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商业和商人的境地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真正给予商业和商人比较宽松的发展空间的,应当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时间。也正是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产生出了近代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这里面既有实业家,也有巨商大贾,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新纪元,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伟大赞歌。在他们身上,似乎凝聚了数千年来中国商人的所有气质和本色,这被压抑和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国商人的激情和智慧,一瞬间在他们身上汹涌地喷发了出来,而且一时问势不可当,大有一举冲破千年束缚、打碎千年牢笼的冲天气慨。可惜的是,这股万丈豪情和无穷智慧又一度被迫戛然而止,直至20世纪末它那令人惊喜的泉水才又汩汩地涌出,开始再一次滋润和改变这个世界。
本书从中国远古起笔,首先探讨了人类商行为出现的环境,以及商人出现的背景和特点,结合史实分析和确定了中国商业起源的时间和基本过程。随后,结合具体的实例说明商业对于国家立国、复兴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评介、分析了春秋战国时代几位著名商人的经商实例以及他们所创立的中国商人独有的精神和经验之后,又重点讨论了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来历、形成过程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自秦代以来各朝各代政府对于商业政策和商人态度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历朝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特别是剖析了自明清以来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和周旋,商帮产生的背景和各主要商帮的情况;用一章的篇幅重点研究、分析了山西票号的创立、发展、衰败的全过程及其特征;认真分析了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商人由传统商人向新式商人转型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对于具体商人经商历程的探索,剖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特有的红顶商人、买办商人和民族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爱国、进取、拼搏、自立的商的精神。
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数千年中国商业和商人所经历的fHl折、复杂、艰辛的历程的研究和解析,总结几千年以来中国商人所固有的商的精神,让我们不要忘记在伟大祖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还有着这样一群为了实现商通天下、强国富民而拼搏、奋斗过的商人群体。他们所创立的事业和遵循的商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大商兴国,大商富国,只有培养一批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大商人、大企业家,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能真正实现。
《华夏商路》终于完成了,这是一本评介数千年中国商业和商人史的读物。通篇文字流畅、生动,可读性强,且饱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商业和商人所独有的深情,因为,作者曾经也有过在国内外经商的难忘经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介绍史实时,不是将史实平铺直叙地摆在读者的面前,而是把史实和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使读者了解到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同时,又可从中领悟到一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整部书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作者的爱国、爱商的独有情怀。希望看过此书的朋友,能够从中领悟到中国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所经历过的非凡的历程,以及他们在荆棘中图发展、在坎坷中寻坦途、在丛莽中辟蹊径、在泥沼中探前途的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如果商人朋友读过此书,相信定能够从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鼓舞和鞭策的力量。此书如果果真能够起到这些效用,那将是对作者最大的安慰和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