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学习在哈佛大学上本科的几年中我做过好几份工作。我们家仍旧没什么钱，同时还在负担哥哥约翰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费。我的学费是一学期400美元，这其中大部分得靠自己赚。我干过跑腿、送报、在星期天送邮件的活，报酬是一小时50美分，这在当时我已经很高兴了。
我的工作之一是每月开车送一位年纪最大的哈佛毕业生去墓地，那时他已经90岁了，住在坎布里奇。他想每月拜访他的同学，同他们聊聊天，他们都在墓地里。我的报酬嘛，一小时50美分。有一天，这位老态龙钟但仍精力充沛的老绅士对我说，他想要我开车送他去伍兹霍尔，他准备去玛萨葡萄园度夏日，报酬是5美元。
“注意，我只付钱请你把我送到那儿，年轻人，”他提示说，“然后我要把车用船运到玛萨葡萄园。”
我说：“对不起，可是我怎么回家呢？”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艾尔·伯特，这和我无关。”这位年老的哈佛毕业生说。这倒没错，我最后没费多大劲儿便搭上了一辆过路车回了家，兜里多了5美元。
说到暑假，每年6月份，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安特·科南（James Bryant Conant）都会到北方的新汉普谢去住上两三个月。在哈佛大学就业办公室工作的里安（Ryan）夫人负责准备他的行李，她雇了我帮忙。看见那辆送货车，你会以为他要搬家，永远不回来了。除了其他东西外，他还总是带着他的滑雪板。我们谁也猜不出为什么，因为他一到秋天必定带着滑雪板回到坎布里奇。
大学期间的另一项工作是开车将孩子们从曼彻斯特送到离哈佛大学不远的位于查尔斯河上游的布朗和尼克拉学校。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我准时去接我的学生，把他们送到学校。下午再把他们送回家。每个孩子每周付给我6美元，这可是笔大数目。
由于种种原因，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是监督哈佛大学橄榄球赛的引座员。在上高中时我自己也曾当过那里的引座员。每场球赛都有120名引座员，他们的报酬就是“免费”看球赛。在哈佛大学一至三年级，也就是1939年至1941年中，我在引座员的阶梯上一步步往上爬，到毕业参军时，我已经是负责人，每场比赛可以赚75美元，这真是一笔大财。不过价有所值，每个星期六如果有校内比赛的话，早上10点我就要与全部120名引座员见面，分配每个人的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负责管理这么多人，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个太大的挑战，但这份工作的确需要计划和监督。体育馆共有20个区域，每个区有一名总引座员（报酬是每场5美元），负责管理手下5～6名引座员（报酬是免费赠票一张）。
还有一份工作是每晚关3个图书馆的大门，这些图书馆全在哈佛大学广场商店上面的三楼和四楼。我必须从晚上9点半开始，带着所有的钥匙，关闭所有灯，锁门。事实上，这活儿是分给哈佛大学中锋乔治·海登（George Heiden）的，无疑是“荣誉”奖学金的一部分，他则骗我替他干这工作，每小时仍是通常的50美分。每晚我还替哈佛大学公寓或宿舍的3个管理员看管半个小时，让他们去吃晚饭。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工作赚的钱相对不多，但用艾尔莱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话来说：这儿赚几个美元，那儿赚几个美元，很快那就是不小的一笔钱了。
大多数的下午，我得驾驶那个名叫“哈佛小子”的红色小汽船。这只汽船是给体重150磅的教练哈维·拉夫（Harvey Love）用的。下雪下雨的时候我穿着暖暖和和的大衣，而那些可怜的想成为队员的预科生都只穿着一条短裤和罩衫，坐在查尔斯河那里冻得要死。
从所有上述的情况来看，我应该没什么时间上课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不是很聪明，却是个认真的学生。不过我从各种经历中学到的和从正式教育中学到的一样多。所有这些工作被证明都是对我极好的训练，也证明了母亲的另一条基本格言：时间宝贵。
1940年我读二年级时，哥哥约翰已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当时为纽约布法罗的科蒂斯怀特螺旋桨分部效力。当时，由于战争的威胁，航空公司都忙碌起来，它们雇用了刚毕业的约翰和他的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班同学。约翰和他的朋友在布法罗租了一间房子，称之为洛克斯雷馆。他们大伙儿凑钱租了一架“雏鸽号”飞机，每天早晨轮流飞行（不错，他们都有自己的飞行证书）。
有一个周末，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布法罗看望约翰，这个同学的父亲每天开车把他从学校接回家。我在哥哥的房间里过了一夜，并打算第二天搭车回哈佛大学——因为我没钱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本来要到下个星期二才轮到约翰飞行的，不过因为我在周日去看他，他想带我上一上天。
“你坐过飞机吗？”约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