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财富地图的变迁和世界财富掠夺方式的变化从“血腥”逐渐演变成了“文明”，从“刽子手”变成了着西装的“谈判者”。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美国破产，我们是“陪葬”还是合作中“拯救”？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现任总统萨科齐首席顾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建者雅克·阿塔利对世界的警告。

一部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财富掠夺转移史，一部战争金融发展史。

冰岛破产！希腊破产！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债台高筑，债务高达GDP的50%甚至200%！

2010年美国政府的负债已经突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达13万亿美元，国债达GDP的将近90%，如果达到GDP的150%，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根据2008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数字，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在联邦政府累计债务达到65.5万亿美元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净价值竟已是-59.3万亿美元。而65.5万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不仅是美国国内总产值的4倍还多，而且也超过了整个世界的生产总值。

而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债权人！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10倍于己的美国人！

法国两任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深入研究近代以来公债的发展历史，《国家的破产》首次向世人揭示了国家公债在战争、世界财富转移中的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揭示了美国统治全球的根本秘诀，也揭示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向世界发出严重警告：西方大国即将破产！

《国家的破产》作者通过专业的研究分析，呼吁世界各国全面反思，制定新的兼容规则和一个全然不同的金融和政治架构，避免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延期偿付等问题，避免全球性的毁灭。

导言

第一章 战争——借款的最原始动机

 一、史上第一次放贷

 二、财富的影子

 三、财富缩水不是现代才有的故事

 四、统治者的债主

第二章 国家的崛起与战争

 一、战争资本的活力

 二、改革何时唱响

 三、美国的诞生

 四、改革与流亡

 五、资助战争的两种战略

 六、食利者的世纪

 七、预先替代，必先出借

第三章 战争金融公司

 一、战争，战争，还是战争

 二、通货膨胀挽救债务

 三、富裕国家俱乐部

 四、七国集团变成了纸老虎？

第四章 大转变

 一、雷曼真相

 二、“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三、公债在灾难的边缘

第五章 历史中的十二个教训

 一、第一个教训

 二、第二个教训

 三、第三个教训

 四、第四个教训

 五、第五个教训

 六、第六个教训

 七、第七个教训

 八、第八个教训

 九、第九个教训

 十、第十个教训

 十一、第十一个教训

 十二、第十二个教训

第六章 国家危机

 一、最富有国家领导人可能的承诺

 二、溺死邻居会从海滩自救

 三、美元破产和全球通胀回归

 四、亚洲的萧条和塌陷

第七章 国家的命脉

 一、创造财富还是积攒财富？

 二、限制“好”债务

第八章 重大危机预示

 一、本国公民欠了外国的债

 二、未来十年法国总统的尴尬

 三、可能陷入的紧张局势

 四、给后代的资产负债表

 五、最后极限的分保人

 六、启动巡航转速

第九章 谁来拯救欧洲

 一、邻国的“慷慨”

 二、欧元靠什么生存

 三、欧洲新探险

第十章 下一场重大危机

 一、世界组织齐步走

 二、世界财富的纵坐标

致谢

名词解释

作者著作介绍

一、战争资本的活力

在欧洲，抱着期望的人们在低声埋怨。战争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荷兰最好的金融家们跟随的船商们，越来越多地离开荷兰，前往成为当时最安全和最有活力的城市——伦敦。

在16世纪初，查尔斯·昆特(Charles Quint)在马德里举行了就职仪式，哈布斯帝国变成了西班牙的，为了资助战争当时启用了大量的借款。为了资助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进攻，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指望用战利品来偿还德国、日内瓦和葡萄牙银行家的贷款。然后，金钱从美国传人填满了君王的金库，从不缩减其借款，因为当时的理论家解释说，珍贵的金银从来不应该离开皇家的保险箱。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最后十年，1588到1598年，根据可用统计的估计，统治阶级债务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国王拖欠了四分之一的还款。他的继任者没有将其保留下来：即使在17世纪，因美国货币大量流入引发通货膨胀，而削减了哈布斯帝国的债务，他们也在1600到1627年间两次破产。总的来说，西班牙在主权债务上，拥有拖欠数目的世界纪录：在1500年到1900年间增长13倍。

1590年，欧洲第一个金融市场——热那亚，不再拥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也不再各方面都处于竞争者的第一位。没有军队，热那亚便不能阻拦荷兰人，并最终自由地控制大西洋的新通道，而且把美国的金钱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因此，将近1620年时，在巩固阿姆斯特丹的战斗中，热那亚消失了。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中心第二次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

在德国王子们那里，借款还是由犹太人的团体管理，尤其是通过被史学家称为“朝廷犹太人”的特殊银行家们。随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第一批欧洲银行家。于是，1621年，哈布斯堡和奥本海默家族，后来成为朝廷银行家的小抵押放贷人，再次定居在维也纳，为皇帝筹备了大笔借款。1673年，由于犹太人的集团被驱逐出首都，塞缪尔·奥本海默为皇帝带来了资助其对抗法国的战争的财富，之后是资助1682年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但他从未得到还款。1701年，他又资助了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但一直没有得到资金的偿还。直到1703年他去世时，皇家国库欠他大约500万格尔登(Gulden)，由于他拒绝将这些钱还给他的继承者，于是致使家族破产，这是维也纳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公司，于是犹太人再也不能恢复到30年前的步调了。

法兰西君主国没有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有运气。由于缺少财政收人、储蓄、银行家和金融市场，而且从没取得过外国债主的信任，法国王朝衰落了，为了存活下来，竞不惜代价地出卖官职。1598年，苏利(Sully)通过委托单独一种以取代之前五种的包税，稳固了包税人系统，对于国王来说，在外省的征税权力上升了。

在17世纪大冲突时，法国公债大规模地发展起来，30年的战争掏空了国家金库。巴黎城市宾馆是自弗朗索瓦一世起组织的主权借款主要源头中的一个，其借款在君王不能如期兑付到期票据时枯竭。1643年5月14号，路易十三去世时，有威慑力_的红衣主教马萨林，承担起摄政任务，发现未来三年的预期收入都已经被花掉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官为他垫付的资金，相当于1647。年国家预算的84％。1648年5月，第一次“投石党运动”开始，到10月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仍然完全依赖于债权人。路易十四，在半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国王孩子，从不会忘记这些。即使马萨林再增加三分之一的人头税总额，这是已经在黎塞留期间倍增的主要直接税；即使财政官仍然回应当局，1648年，为了给1．2亿英镑的预算提供资金，还缺少将近1，000万英镑。这就是在十年间毁掉国家的财产。法国总是失掉任何成为伟大国家的机会。

1661年，马萨林死后一年，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物质短缺、残酷的饥荒和婚姻生育的崩溃，使得法国人口下降到100多万，由于军事开支，仍然几近破产：荷兰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在此之后，更可怕的是，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672年，在伦敦，查理二世的统治下，财政大臣一年间便放弃了议会偶尔同意支付的国王债务。这被利用来增加宗教纷争并诋毁斯图尔特的财产。1688年，一场革命为纪尧姆三世带来了宝座，并且导致了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上述称为奥斯堡联盟。在官方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债务仍然应该是国家每年开支的三倍。

1694年，威廉·帕特森，一个之前在西印度群岛积累了财富，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后移民至伦敦的苏格兰人，他向英国政府建议，通过由新银行发行的大型公债来资助对抗法国的战争，而最富裕的英国人将成为这笔公债的股东。这个建议获得了批准，并且由一项法律来组织这项认购，即名为英格兰银行总督公司的120万英镑的股份。

P22-24

我们会马上破产吗？

我们正在促使后代们破产吗？

这些问题难得被尖锐地提出来。事实上，除了在全面战争时期，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公债从未增长过。对他们自己生活水平和政治系统的评价，这从来不是值得害怕的危险事件。同样，即使这个主题可能显得枯燥无味或者太专业化，但请不要忽视它：这涉及我们大家未来的命运。

尤其是在法国，如果不尽快对公债的增长叫停，法国下一任总统在其任期内将别无他法，只能带来紧缩政策。并且，下一个十年对于法国和国家每个公民来讲，全部都将忙于承担其疯狂举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所有的时代，梦想、急切、焦躁和野心引领着人们攫取他人必需的资源以完善其行动、确保其权力和财富增长。首先是教士，其次是军官，然后是君主，最后是掌权人，他们通过信仰、武力、社会控制或者运用市场调节将资本聚集得越来越庞大，并且借助的技巧也越来越巧妙。

长久以来，统治者——无论是宗教上的，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当没有任何“战利品”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时，或者在不能或不想向其臣民增收贡品或者赋税时，他会以个人的名义来借款。当统治者应该与债权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再借钱时，他只会用战利品或者赋税来偿还公债。

然后，统治者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体，他自以为与世长存，并开始向其臣民分期还本付息，并且不再仅仅是向臣民偿还：还有其现任负责人向继任者传递债权的集团、王朝、国家和民族。这就使得继任者拥有至高权力的债权人再去诱惑出借人，承诺其能拥有在期限内偿还债务的某种担保，甚至是持续债务能得到大量酬金。如此一来，金融市场就诞生了，在这里出借人有可能出让其债权。在出借人变成统治者或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之前，甚至往往到负债累累时，这些金融市场都在资助工业：国家成立这些市场是为定期投资到运行不佳的工业中。

这就是公债的历史，同样也是至高职能组织的公债和对公债造成威胁的历史。这仍然是今天公债问题的焦点，它必须向现任统治者展示最近的金融危机，于是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出现最坏的灾难，公债将不会继续增长。

今天仍然能避免储户、工薪阶层和退休者的破产，而且后代们的破产也能避免。对此，我们应该有反思统治者角色的勇气——尤其是他作为保障者的角色。还应该有重新定义国家财富中公共支出部分的勇气，更应该有在法国、欧洲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崭新的财政制度和组建全新的银行、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勇气。

为了很好地理解这些，或许统治者会同意通过与债务相同的概念来婉转描述：债务从哪儿来？债务会如何与统治者这个概念相连接？

人类最初的债务就是生命之债。上帝——或者所有其他的力量——向我们“出借”生命，我们总是同时尊敬和讨厌着这个创造者，或是上帝，或是某个人，或是另外一些包含着偶然的因素。因为他——或是她——通过其存在甚至与其对比，总让我们想起自身的局限、错误和责任。

对某些人来说，死亡就像唯一可能的解脱，因为这跟生命一样，其意义是相连的。相反，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该摆脱的债权人(或者是创造者)。这样一来，至少自俄狄浦斯时代起，为了不要亏欠任何人，人们试图以创造者自居，建立起超人、自己的担保人、自己价值的创造者和不受任何债务约束的形象。

出借，会产生债务人不认账的风险。上帝面临被人类憎恶的风险。同样，上帝出借名字、工作、爱情或者金钱，也会面临被那些从未意识到欠人债务并较少偿还债务的人们破坏债权的风险。

相反地，借入会使人承担某种依赖、面对债权人时的自律丢失、可能的田地减少、债务人意识到自身有限性时其自我满足感所受到的创伤。借入，这是对现实原则的对抗。

负债，同样也需要有掌握未来的勇气：这展现了一种充满风险的、格外紧张的和逃避着原始病态债务的对生活的欲望，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冒险，这是快乐，这是计划，这是希望的信使。

更普遍的是，出借者和借入者担心彼此被依附。在另一部分人行动之前，一部分人总是试图摆脱另一部分人。因此，在很多传统中，借一次敬神朝圣、一场洪水或者一次延期支付(《圣经》说可延期整整49年)之机，定期宣布所有债权与债务无效，来避免债权和债务累积能引起的暴力。

借入，对于债权人到底是有责任的：欠债就是一种责任！

并且，接受最少欠款的债权人，是君主：因为，理论上，他完全不欠任何人的。与个人借入者不一样，统治者几乎从不会冒险地放弃抵押物。弱势的个人债务人都能看到自己所有的财物。一般来说，被拖欠的公共债务人不能私有任何基本财物：没有土地、没有物质财产、没有自由。这是统治者。

当为了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民，债务人摆脱债权人甚至是君王时，他仍然有更多事情可做。那时只有被报复的恐惧能迫使他遵守他所签的协定。此外，与个人借入者、家庭或者企业不同，当统治者成立一个国家时，实际上是永久的，且几乎能随意地在与其劳动没有任何关系的比例上增长其收入。他还能对只偿付利息而从不偿还本金感到很满意。

同样，公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在很长时间内，公债不只是个人的公债、君主的公债，还和君王或者其无法预测的纷繁变化一起消亡。长久之后，当一位统治者最终接受并认为自己不是国家所有者时，公债不仅变得真正“公共的”，对这位统治者来说，也不仅仅是圣经中的洪水能赦免的公债了，所有由他签署的合同会同样约束他的继任者们。

公债首先以欠统治者的个人债务形式出现。即使人们不能找到其踪迹，它还是可能存在于某些王朝，从巴比伦到埃及和中国。它在希腊城市的文本中被描述，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一些城市，当统治者没有时间或者办法来征收税金的时候，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服务。于是统治者向不敢违抗的人们借钱：政教分离的政权开始向积攒祭品的宗教政权借钱。

12世纪时，在英国的修道院内，公债开始真正地显现着君主们欠下的债务。然后13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公债显现出来，弗朗德勒一些城市则是在14世纪，西班牙王朝在15世纪，法兰西王国在16世纪，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世纪，美国在19世纪。

每个国家依次在其竞争对手中占上风，假如成功补齐其征收的越来越重的税金，向其国民或者国外借入足够的钱，以便向打开外部市场的战争和一些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道路和邮局)提供资金。一个时期的主权债权人在下一时期同样会以主权债务人的身份重新出现。通常他会向更有权势的统治者借出开始，然后在同一失控状况中，在他自己成为牺牲品之前，他们之间的债权就发生了转换。

从19世纪末开始，在欧洲，统治者变成了国民。于是每个国民都变得对主权债务负有责任。国家借钱不再仅是为了发动战争，更是为了履行基本职责：保障其国民远离暴力。原则上，这是通过运输、联络、保险、健康、教育和退休金服务制度来实现的。于是公共权力的开支比其收入增长得更快。为了向其提供资金，国家得加大课税压力，或者说，统治者得放任课税加重的状况发生，而借入更多公债，同时期望经济的增长，让赋税能够使国民承受。

在每个时期，同样的恶性循环被建立起来：公共需求推动统治者建立起允许私营部门随后为其自身总额负债更多的金融工具。于是造成经济泡沫(通过不动产、金钱或其他价值的增长)，其爆发也使统治者负债更多，之后要摆脱其债权人：要么通过新的赋税，要么通过延期还款。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债权人被摆脱并被驱逐出境的状况。

自1980年以来，薪水停滞不前，公共需求的增长推动所有国家大规模地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中公共收入和支出的部分，也推动了所有国家向全世界储户借款。通货膨胀中的延期支付，改革中的紧缩计划，最穷困的统治者们在债权人的压力之下喘不过气来。最富有的统治者们呢，他们在这边建立着新的金融工具，使市场更温和并且吸引着所有的出借者。

然而，一切都被颠倒过来：2007年，看起来很富裕的那部分人被暴露出欠了看起来穷困的那部分人的债务。正如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新的资产泡沫爆发引发了银行的危机和经济的萧条，很快涉及到了纳税人。除了在战争时期，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主权债务也在一些范围中增长。2010年，如果我们不考虑津巴布韦，净公债最多的是日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4％；美国的公债达到了11万亿美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54％和美国税收的674％，每年的借款占税收的248％。2010年，美国财政部偿还了其债务的一半多。多亏有来自国外的资本，他们能支付另外一半，国外资本中又有一半源自于日本和中国。欧洲的公债，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80％；其中英国的公债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希腊的公债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其中三分之二是欠国外的。在法国，公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7％和税收的535％，每年的公债相当于税收的137％。好几个其他的欧洲国家，受到市场的冲击，不用说，他们已经准备宣告破产了。

总的来说，在他们不惜代价力求缩减自身债务的范围内，西方的银行几乎不能再出借了。而且在他们发现增长自身财富的不可能性中，统治者们几乎不能再产生影响了。西欧成为了自己的幻想。

奇怪的情形是，富人生活在穷人的接济之下。赚着每月连1000欧元都差很多的中国人，却把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有着他们10倍以上收入的美国公务员、军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世界银行系统通过合适的职责，用发展中国家的存款支付着发达国家的消费；老人们靠年轻人的工作生活着；贫穷国家的统治者们不会一心想看其人口迅速增长；人们不会真地一心想要知道统治者债务的实际情况；理论完全失效，甚至不能定义概念，也不足以用会计学传统来估量债务；所有人为不计其数的替罪羊带来最终的发票。

今天，很多的领导人都想通过上千种方法再次离开。他们认为某些意外事件会使债务的大山消失。再一次，所有人都拒绝听到：所有的一切正在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结束。取消债务，如果处置不好，就会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破产。意识不到预料中的战争，债务人就会频繁地处于拖欠债务的转折点。人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市场迎合国家；当一切发展得不好的时候，市场会毫不犹豫地打击国家。

一切运转不好的时候：以目前的节奏来说，西欧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即将超过其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在没有强烈的经济涨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与每一次的债务爆发相反。甚至在税收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富裕国家支付给公债的利息在2007年到2014年间将翻一番。除了他们个人债务之外，这些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将根据其个人收入而支付一部分公债，或者说是每个就业人口三年收入的总收入被用来支付。

希腊、西班牙或者日本不是单独被涉及的国家。例如，一位个人投资者对于投资一家债务相当于其五年营业额、每年的亏损额相当于五分之一营业额、每年贷款需求超过营业额的企业，会如何反应呢？这就是法国的现状。如果目前的形势不马上被扭转，法国就会如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最终只能在某一天(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被暴露出来没有能力维持最基础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比如说：学校、医院、军队、警局以及退休金的支付。这同样适用于很多的社会机构和地方集团。

然而最坏的情况不是这种方式的新观念：违约是长期以来对于超额负债最常用的解决方式。在1800年到2009年之间，有250笔外债和68笔公债的违约。仅仅是加拿大、丹麦、芬兰、挪威、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今已成功避免了违约，而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些成功还没多久。

因此整个西欧的破产由一个可靠的预测构成，也有点源于当代人在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同样的预测，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和马德里。如以往一样，主权债务的无节制可能成为这种破产的导火线，在产生紧迫感的同时：在其强加的约束下，债务会由现实的原则组成。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市场通过提高利率而宣告中场休息的结束。如果没有这些观点要求政府宣称对其主权债务的延期支付，以保证继续资助公共服务的运转。任何比率都不被准许划出好坏债务之间的界限，也无法规定出好债务的合理水平，也不能评判出国家和市场之间决斗的胜负。没有人能肯定存在一个赤字和债务的理想水平。历史仅仅显现出市场自如地为在各个方面为远远超过预期水平的债务提供资金，且在债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时，一些国家相对的发展良好；但相反的是，另一些国家在其主权债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时，就对债务违约。没有任何比率能恰当地预示一场危机的开始，如果这不可能是预算中债务还本付息的一部分的话：当其达到50％的财政收入时，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总的来说，在这个公债水平上，政府被迫达成大规模缩减开支的协议，或者市场开始向其讨债了。

实际上，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取决于很多参考因素：出借者的信任；他们期望的协调；国家掌控舆论的政治能力；增长比率的变化，比如利率、民主、存款率；财政收入偿还债务的能力；其初步盈余(即债务还本付息之前的预算总额)；就业人口状况；其在本国货币上的借入能力；政府征收税金和调控经济的能力。在这个领域内，相对任何其他的领域，经济仅仅是政治科学，相对科学更政治化。

不该从过于简单化的比率开始夸大，也不因其他国家做得更差而自感安心。唯一肯定的事件是，在西欧我们全部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统治阶级和市场通过要求拉住“出头鸟”而互相监督。

为了避免一个如此的结局，有个可行的战略：这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很难列入统治者们的议程。

作为开始，应该理解，并使所有人理解最坏的情形是可能的；我们的世界是沿着悬崖走的；公债引发出的困难是，收入与支出以同样的节奏增长。更准确地说，这是民众接受医疗保险服务社会化进程的犹豫程度；这就是国家的脆弱和社会认同的缺失。然后，统治者同意清楚地估量债务中一批人和另一批人的责任，尤其是财政系统的责任：缩减社会项目以资助银行家们的轻率行为将是个丑闻。也应该拒绝向递减的假象让步，这种假象会加剧债务的负担并缩减后代的购买力。也应该熟知债权人的行为、战略和关注点。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统治者能幸存，是通过市场的转移。

尤其是在法国，也应该准备好拥有可观的储蓄，有意义地提高税金和社会统筹，甚至使其形成一次相当大的通货膨胀。

不可避免地，这些措施导致大幅度增长的快速回归很艰难，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或者产生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也不太可能。

为了重新获得操作的实际收益，统治者最终同意建立公共预算，抽出足够盈余以再带来容许程度上的债务，目前，统治阶级的现款流动性和偿还能力，能够为向当代人许诺的退休和环境恶化提供资金。此外，由于主权债务只能为将来的支出提供资金，统治者同意做出这些投资，也就是说，对基础设施、物质、非物质和新增长持有人的投资。

债务危机真正的解决方式，最终必须是以对公共基础设施有要求的竞争投资为前提的增长。所以坏债务的消失必须以好债务的增长为前提。

如果在这个方向没有任何重要措施完成，公债不仅被增长，而且应该建立起国家偿债银行，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分摊这个债务负担，比如说，50年。这个结局与延期偿付类似，和非常负面的结果相似，而且仅仅能继续一个极端的解决方式。

那么不管如何，在避免新的危机发生的大前提下，诱发改革成为必要：比如，在1944年，人们着手改革，并成立了部分人自1920年以来就梦想要建立的国际财政机构。

未来取决于能够引发政治辩论的趋势。应该允许在其真实背景中把公债问题重新置于公民关注事务的第一位：与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中，集体的位置。所有先行权将归属于选民，他们不会选举那些认为自己从不应该归还与后代之间契约上的欠款，并且有着这样行为的人作为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