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现任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述宏富，研究深广，特别是红学研究，成绩斐然，享誉中外，已出版的红学专著有《红楼梦新证》等十五种。周先生以红学名家，但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与造诣却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范围。先生的一生堪称与中国文字与文化的美感共生共荣的一生。

《天地人我》中，周汝昌以平实晓畅的文字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而独到的描述。他的自传记录了一位本色单纯的学者的成长史，这里包含了现代学术史尤其是红学史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值得珍视。

周汝昌，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1918年生，天津人。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资深红学家、古典诗词研究家。著有《红楼梦新证》《书法艺术答问》《曹雪芹小传》《献芹集》《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随笔集，主编《红楼梦辞典》，并编注《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天地人我》是“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

《天地人我》是周汝昌的自传，记录了一位本色单纯的学者的成长史，这里包含了现代学术史尤其是红学史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喜欢红楼梦者是份资料也是部很好的研究心得！读后使人对周汝昌这位文化名人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自序

楔子

世间难事

水乡之梦

时空境界——留恋自然

顾曲家风

我的童年

语文第一课

聪明第一与两次失败

写呈子·劫秧子·进航子

灾难与生途

少年书剑在津门

南开忆旧

高中母校忆当年

向学慕学

舞文弄墨

谈情说爱

结亲

燕园梦

燕园老校长——司徒雷登、陆志韦

燕园学曲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苦学洋文为哪般

可怜外语枉修行

汉字痴迷

学诗与讲诗

红学之起步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热情与冷语

红缘辐辏

涵咏功夫

“自传说”能成立吗

考证之乐

脂砚即湘云

蜀道知难

教翻译课

聂公邀我进燕都

进北京

北阙雄文

陋巷巢痕

青眼相招感厚知

《兰亭序》之谜

《兰亭》真伪忆当年

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纪实

《红楼梦新证》的前后左右

《新证》的功过与誉毁

文如居士  史学大师

苦水词人

怀念恩裕兄

俞平伯的遗札

社长冯雪峰

邓拓论我的“红学”

何其芳先生

盛典煌煌华夏光

两律异闻

关起来的滋味

干校惊雷

难忘杨霁云先生

反二簧与狱神爷

夏衍旧居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检讨谬误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諲先生

思路与想法

追寻雪芹

不悔——知愧

光荣的记录

勿忘斯人——亡兄祜昌之思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五十六年一愿酬

自鉴

写呈子·劫秧子·进卤亢子

我之遭绑，并不是一桩个人事件；这个话题对津沽历史，颇有些关系。从道理讲，不是不妨一写，而是应该一写，必须一写。但是若一写时，便生顾虑：一是事情首尾太繁；二是怕人家说是给自家“贴金”；三是怕“关系复杂”，虽已事过数十年，说不定还会由此得罪了谁，找来麻烦。三怕当头，文章怎么会好得了？但如今读者非要我写写不可，我只好将三怕暂且收起来，试巴试巴看如何。

古经书上有句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又《史记》荆轲传上说：“智深勇沉。”这两仑典故，总使我心头涌起无限的思绪和感叹。

早年间，南郊一带流行着四句口头语：“×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此虽陈言往事，而那一方的老党员干部，如今也有知悉的了。我这个咸水沽人，满腹的话言，提起这些，真不知由哪儿写起才最为得体，最不讨厌。

从津南郊小站往南，有一股绑票匪活动于那一带地方，无人敢惹；海下诸村镇，望风纳款，因为他们的“眼线”遍布于各村内，里外勾连，信息最灵敏。所谓“纳款”，倒语妙双关：各村害怕遭劫，都“自愿”筹款，按时由眼线交与票匪，眼线也得“分红”，自不待言。这中间，唯独咸水沽是“死角”，一文不名，也不“应酬”，死硬得出奇。咸水沽有何神力可恃？早晚要有个“好瞧的”等着呢！——好心的为捏一把汗，坏心的是坐山观“虎”斗。

咸水沽实际是个交通枢纽点，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镇，其街长三里有余，沿街两侧，商店栉比，十分兴盛。镇中的一切公共花费，皆是这些商号负担，居民不过是“象征性”的，占比例很小，而且真正的富户也极少。因此，商家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与干预权是头等的，也是能服人的。不幸，先父后来被群众推选，当上了商会会长，种下了祸根。

先父本是个老书生，没有人情世故的经验与才能，为何被推选？说起历史来，也着实有趣：我上小学那时代，各乡镇试行“普选”，当地人每个都有权投票。这时，咸水沽的著名劣绅李某等，遂乘机作弊，买通一批投票人，都“选”他。因为他是绑匪的眼线，这下子商号群众哗然，引起公愤，告到了官府，官府无奈，推翻了原案，重选！这下子，群情高涨，热烈已极，真个举行了重选——可这重选，却就是我挨绑的“根本缘由”！

先父一生从不曾、也不会办“公事”，这回为何硬是给打鸭上了架？说也简单，就是看上他三点：一是清廉，一尘不染；二是正直，不会给私党亲朋谋利，大公无私；三是绝不通匪，反对劣绅的行为。正是以此为始，他的艰难的处境，沉重的担子，就再难推脱卸肩了。

我从做小学生起，有一个“课外作业”，就是要给父亲抄写“呈文”。因为和天津县官府打交道，都得递“呈子”。呈子是纸店印制的“白摺”，无行无格，而必须用小楷“恭”书才行，这活计就落到我头上。一个小孩童，心头留下的最深的印记是父亲的苦衷与为公为民的正气，不畏任何强梁势力。“呈子”的内容总离不开两大类：一是危局难支，托病辞职；一是驳拒官方对地方加来的各种样式的摊派和苛索。

官府对父亲辞呈的回批，总是说：环顾该乡，别无人选，尚望勉为其难、毋庸引退等语。但到了我小学快毕业时，我写“呈子”的主题内容有了重要变化：一请兵，二“具结”。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须容我濡一濡笔，为君再写——

原来，本地练有“保卫团”，个个是好样的，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红布刀穗，背在背后，非常威武。后来绑匪动“真格的”了，每夜来围攻，这些卫士没有一个失职或败退的。但日久天长，形势严峻得很，独力苦支，便有岌岌可危之感了，于是万不得已，商民万众，合请二十九军给以援助。这种紧急求助的恳挚的“呈文”，我也代抄了很多。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晚天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试想，一个孤立无援、只凭正气和意志来抗匪到底的乡镇，其实力能“熬”到多久呢？

每夜都面临“城陷”的一个危村，计无所出，于是大家合计，向二十九军求援，请派驻军。

雪片似的呈子，告急的呼声，打动了军方，可军方也低估了“形势”——终于派来了一排士兵。

商民的吁请，打动了二十九军，真的派来了一个排。大家欢欣鼓舞起来。可是这一排军队，一到沽中，只经历了一两夜，便尝着了真“味道”，一排人无济于事，甚至有身陷危境之忧。很快，他们的长官又派来了一个连，而且这是个硬连，还配备了一架机枪！这回，人们的腰杆更挺直了。

谁料想，一个连也不行！

原因是，这个沽狭长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就是匪众夜夜来攻的那面；这个面拉得可太长了，而且小道口无数。这对防御，是个大难题。每一道口都是来攻的可能“缺口”，所以每个道口都得设防。这时，仍然夜夜激战，攻势极猛，幸亏那架机枪，能把猛攻点硬是压下去，攻者受伤撤一下，又转到另一个小道口去……继续鏖战，而这架机枪，就得不停地流动，哪个道口势急了，就得奔哪里去。这样，这一连人，等于夜夜“疲于奔命”。连长叫苦了，而且说：我们也经过阵势，大战役火线上也没这么激烈的战斗！

这还不打紧，麻烦的是这个连的上司黄营长，人家热情支持这个孤城困守的小镇，却因此受到谴责质问。上级说：你们驻防一个村镇，这么短时间，竟然消耗了这么多机枪步枪子弹，这是从古未闻之事！你得交代事实真相，否则要有法令处分！

黄营长当然也着了忙，来问我父亲：这怎么办？父亲闻此，又感又愧，于是集合众商号负责人，商量如何给黄营长申冤解围。大家听了，群情激奋，结果是纷纷自愿“出具甘结”——用呈文陈述事情的真相，说明驻军的功劳与困难，并表示对黄营长的一切，愿负全责为他解除“罪过”。这样的“甘结”，为数极是可观，我这个“义务代写呈子”的学生，因此又添了不少差使。

迤迤逦逦，已到了日军侵略、华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年代，二十九军自有重大任务。驻军最后必须撤走了，沽中人依依不舍，洒泪作别。那黄营长，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背负受伤的张自忠将军脱敌，他自己则殉国了。

驻军一走，沽中人“没辙了”，怎么办？这时才由大家公议：只有修筑围子（土城）一途，别无良策。修围子能把四面的小道口进攻点都堵住了，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大困难。

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解决。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南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以民户也不像真正的贫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得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练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缘由，种种情事，人的智慧才能，父老们常当做“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驻军撤走和围子修好之间的这段时间内，也不是没有险局的。我那时已随母亲“逃难”逃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沽中只剩父亲一人，维持那种险局。有些胆小的，已陆续逃到天津市里边去“保险”了，沽中显著地冷落了好多，这时有人劝父亲：“残局未保如何，为了安全，您也走吧——为公众的事，您也尽了全部心力，不为对不起全镇的商民父老了！”父亲不为所动，说：“我一走，全局就变了，前功尽弃，我于心何忍？”他只好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之家，为的是这样就不容易被攻进来的对头一下子发现而落于其手。这事情，是听我表叔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的这种为公忘己的精神，赢得了每一个人的由衷钦敬和感激。不但本沽，那一带周围的“七十二村”，也人人尽知，同样崇敬，许多人不知父亲的名字，大家不约而同地给他一个专称代名。数十村联名，主动做了一块巨匾，是整块极大极厚的樟木板，上刻“硕果苞桑”四个大字，鼓乐列队将匾送到寒家。本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刻“智深勇沉”四个大字。大家用经史上的名句，表达了真诚的感念。

可是哪里想得到：票匪并未攻破敝沽，却发生了另一件奇事，使父亲和我终落匪手。

前面，似乎文已不短；实则粗略已甚，历史情景，百不存一。以时间论，已从“军阀混战”时期相连到华北沦陷前夕了。记得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少年书剑在津门》，那是叙我中学时期的种种患难与爱国之诚。卢沟桥事变，南开中学解体，我失学回家，誓不报考敌伪学校。回家之后，不但亡国之痛锥心蚀骨，而且乡里之忧益深，绑匪的踪影，一直也并未消匿，他们多年来“占山”于一方，总无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之心——满可以一变而成为一支为国为民、抗敌扫奸的民间武装力量。不！如有人歪曲历史，为他们涂脂抹粉，说成是什么什么名堂，那我可以举出硬证，证明他们是连侵华敌军的一根汗毛都不敢碰的鼠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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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缘何，人们颇喜读些回忆录性质的书。回忆者，事已成“史”，邈不可追，看它何用？况且个人的回忆，如非伟人巨匠、政要高官，那生活、阅历的圈子很有限，又有什么真正值得回忆而且值得一读的呢？我对此总觉有些疑而不解。最近忽有所“悟”：人从小孩时起就特别爱听故事，此乃天性也，没有更好的解释。那么故事者，究竟为何物也？很明白，意思就是“老时候的事情”，并无差错——至于后来把童话、冲话、鬼话、编造虚构的“谎话”，一股脑儿都叫做“故事”，那无非是借用它作个泛称罢了。所以，回忆才是真正的“故事”。人们爱听，盖有由也。

您此时打开的这本书，够不上“回忆录”，只是些片片断断的小“故事”。

我非伟人要人，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或意味呢？那就在于您用什么尺码和眼光去衡量看待了。比如我小时候吃的、穿的、用的、见的、叫的、经的、历的……没有一样是与现时相同的，一写旧事老话儿，处处得加“注”了，不然已经没有人懂了。我生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而那时没人说“我生于1918年”这类的话，更没有什么“公元”的名目加在年头上。那时买东西花的钱是“银圆”和“铜子儿”（也有“铜板”之称）。老头儿很多不是光头，而是“留个帽缨子”——什么叫“帽缨子”？清帝“逊位”了，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剪了去，脑后的那“片”头发还在，“披松”着（俗语谓随便松散、不加梳理），像清代官帽上的红缨子也。试问：这不加“注”，您懂吗？

老太太是小脚，走路时两臂的宽袖要左右挑起来“助势”而成“走姿”，或一臂扭起来，腰眼灵活，很好看。少女不叫什么姑娘小姐，称“闺女”，裹脚的还很多，一概留大辫子，那种端庄淑静的气质很美——没有“满街跑的”（此为讥笑女孩子的话）。

家常生活用具是木器与铜器居多。铜器今已绝迹久矣，那时脸盆、火盆、手脚炉、茶壶、家具箱匣上所有“四眼”、蜡扦、佛前的磬、锁钥……处处是铜的。

衣服鞋袜，都是“家做”，妇女一针一线苦工所制，有钱的城里人才到鞋店、衣店去买。袜子中老年人还多是布缝的，“时髦”的才穿“洋袜子”——是线织的，不禁磨，很快露出大脚后跟，谁也没财力几天换一双新的，得用布补——补得不好极难看！可真是个大烦人的事……

这些，说三天三夜也完不了，不“回忆”怎么行呢？——什么叫“历史”？难道就是些朝代名、地名、人名、事件名……吗？那有什么好看、好听的？

这么一说，我这琐末的“故事”，竟然也会“有趣”了。

“看官”读我这片段的故事，就会发问：此人到底是个何等样人？总得有个大概的“定义”、“定位”、“定品”才是。我也时常自问：我是何许人？这回答又易又难。易，只一句话：书呆子也。难，比方就看完了这本书，也未必说得清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呆子。有何特点？有自己的人生观吗？理想何在？毛病缺陷都是怎样的？这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只说人生观吧。明朝的书画大名家唐伯虎（寅），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是他自号“六如居士”，这是何所取义呢？大约是《金刚经》的典故，那个偈语很有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六如者，此也。

更妙的，是传闻沪上已故名画家某先生曾藏有一件石雕水盂，镌有“二如居士”之款识，传者谓是曹雪芹遗物。若然，这可巧极了，雪芹堪膺“江北第一风流才子”的荣号，他也明白六如的意思并从而翻用变用之——“二如”者，如梦如幻也，正是《红楼梦》卷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的注脚了！  两大才子，他们真的将人生“参透”，视为“六如”、“二如”了吗？我怀疑。比方雪芹若真看破了尘世一切，诸相皆空，那他绝不会再“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去写什么“红楼”之“梦”。

梦，假名也。此梦指的正是真，是实，绝非虚无缥缈也。

我引来这些，是为了表明，我不以为我回忆的人、物、事、境都已成“梦”。不然，都很真实，历史永存。

这种不承认梦幻虚无的死硬脑筋，在佛家看来就叫做“痴人”，执著人生，痴迷不悟——不觉（jiao）不醒之义也。而在世间，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因为对人生太认真。

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

书呆子的另一“特色”是十二分天真，以为世上没坏人，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没专门损人利已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假学者，没有借了“学术”去招摇撞骗、到处捞名取利的人。他遇上这种人，不知识别，还以为可与深交，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再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报答”。

书呆子谁写得最好？我推文康在《儿女英雄传》里写的安公子安龙媒（骥），这傻瓜因父遭受诬难，带了银子远行赎救，丝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险恶，老仆华忠的谆谆嘱咐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交一片心！”于是他牢牢记住——等到十三妹何玉凤问他带了多少银子时，他就按实数算出“三分之一”来向那不识面的女子“报账”。这简直写尽了书呆子的一片“老谋深算”和煞费苦心。

但我无法与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见了人，就忘了“三分话”的忠告，却总是倾心吐胆，一片心全部交出。人家一听便知：这倒是个傻瓜，好对付；心里早已有了盘算：今后如何来“使用”之。

书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怜亦如此。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古语云：傻人自有傻人福。我也有“福”。这“福”就是到处有好人暗中护念扶持——算命的常说，“犯小人”、“有贵人”，似乎真有此理。我既犯小人之忌，又得贵人之助。这也可谓“得天独厚”了，还不该“知足常乐”乎？

回顾大半生，求学是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因战乱、沦陷，失学废学共计十余年之多，挣扎到大学毕业，已年华老大，别人无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学都已功业成就了，我是个最不幸者。但我学业成绩好，从高中起，凭奖学金上学，没花过家中什么钱（一个破落的旧式大家庭）。再说就职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职所致。平生工作三大阶段：一高校教书，二出版社编辑，三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职的。有特聘，有特调，有商请。我若说自己耻于钻营谋求，就会有自夸之嫌；如谓自己根本不会钻营奔竞，则并无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学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国研究生找我，帮他（她）们读古书。到华西大学去教翻译，是因一篇英文论文的“因缘”特电来聘。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冯雪峰请中宣部特电川大调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话相邀而成议的（我双目损后，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给我开出证明书，说再不可做编辑工作了。我还是并未辞职，社方也并未“处置”我。我仍想回高校教课，亦未定。适胡文彬先生来访，对我说，还是进研究院，和我们在一起吧！因此，这才决定调职的。——笔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动办理或出版社来索书稿。

我在患难、险困中，总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护帮扶。遭到无端的诬谤攻击，其势汹汹，又总有正义之士代为抱打不平，说几句公道话或揭示真相。

所有这些，还不是“贵人”是什么？如以为那是迷信，则可以不用彼语，就讨个自大，说是“吉人天相”，大概也还使得吧？

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因为实在很多，难以尽举，况且亦有难与人言、不便昌言者，故只随手记其数端，豹斑鼎脔，又何必求益求全乎？

不知为何，我极惜纸，怕看见人糟蹋纸。自已有纸也舍不得使，破纸条、包物纸，都存着“备用”。张中行先生撰文写我，说我写信用的纸都是大小破烂的纸片，就说我这么“不在乎”整洁，是“六朝人物”（此外，他写我耳目皆损之可笑，比如咫尺间不识对面谁何，比如打雷也如无所闻，别的就没什么可言了）。

我又极爱汉字，看见破坏、丑化、作践汉字的现象，都很难过，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特别喜爱民间无名（不留姓名）的良工巧匠，手工玩具，年画，灯彩，鼓乐，盖庙的，塑像的，壁画的，刻木的，雕玉的……都是大师，都比文人可爱可珍，我简直是崇拜他们——也替他们抱屈。

我不是“宰相”或权位者，说自己“爱才”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我实实是惜才重才——见人有一善一长，也心喜意惬，愿为之揄扬说项。因此给人作序，写评职称的鉴定，甚至调工作的请求信件，写信，倡和……绝不自惜一点儿力气心血。为此，有时朋友评我热心太切，往往称赞过高，惹人讥议，劝我加慎，宜识人辨品。其言极是，可我终难改过。给一些人效了劳，他们过后如陌路人，连个纸片也不肯回赐了。这也是我的“报应”吧？

我很乐意为人解困分忧，也救过人的命。“不干己事休开口”，怎么“自责”也办不到。因此得罪人，也受报应。更不幸者，当然也会遇上“中山狼”一类可怕的人物。

以上，都是书呆子的脾性，可为明证。

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三圣”：书圣王右军，诗圣杜少陵，稗圣曹雪芹。此外，也顶礼“二山”：晚唐诗人李义山（商隐）与北宋词人晏小山（几[ji]道）。

我酷爱美玉，酷嗜民族音乐戏曲。

除了咬文嚼字、弄笔掉文，我什么也无能为，也不会做。“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废物一个。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

诗曰：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

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

写于庚辰七月中元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