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书店里有三类历史书：一是历史学的研究专著；二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三是大众历史。历史研究著作属于小众历史，阅读面很小，但是它很科学。历史小说是娱乐化的产物，有些历史的影子，但虚构成分太重，不能当历史来看。大众历史比较客观、通俗地向读者介绍历史，如由孟森编著的《清朝大历史》一书，写出了作者心中的真实历史，兼顾了学术和通俗两方面，在清史研究方面有很高地位。它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比较符合历史原貌，其中还融入了作者对历史、政治、权谋、人生的独特感悟。

《清朝大历史》是孟森先生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和奠基之作。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揭示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清朝大历史》结构严谨，评论精当，用词古雅，引文考究，是研习清史者之入门必读书。

前言

第一章 太祖三代：开国

 第一节 马背民族的崛起

 第二节 太祖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第三节 壮志未酬的太宗皇太极

 第四节 父辈辉煌下的世祖顺治

 第五节 八旗制度应运而生

第二章 康熙大帝：巩固国基

 第一节 十四岁少年的政治手腕

 第二节 三藩之乱

 第三节 康熙妙取台湾省

 第四节 治民先要治河

 第五节 蒙古的绥服政策

 第六节 清军进藏

 第七节 留头还是留发

 第八节 振兴文教

 第九节 千古一帝的瑕疵

第三章 雍正乾隆：全盛

 第一节 世宗雍正初政

 第二节 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第三节 收复青海、喀木

 第四节 再定西藏

 第五节 力取北疆准噶尔

 第六节 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第七节 雍正登基的血色权谋

 第八节 雍乾时期的儒学

第四章 嘉庆道光：守文

 第一节 乾隆禅位的真实原因

 第二节 祸起三省苗

 第三节 南方白莲教起义

 第四节 东南海患

 第五节 京畿天理教叛乱

 第六节 道光年间的改革

 第七节 鸦片战争

 第八节 鸦片战争前后

第五章 咸丰同治：转危为安

 第一节 太平天国（上）

 第二节 太平天国（中）

 第三节 太平天国（下）

 第四节 太平军与清朝的兴衰

 第五节 捻军起义

 第六节 回部纷争再起

自太祖以前，可纪之事，较前代帝王开国以前之祖宗功德可为独多。余别作《明元清系通纪》，成专书数十册，今不复复述，述之自太祖始。太祖自二十五岁以前，景祖、显祖皆在，在父祖重荫之下，无事可纪。《实录》载其不得于继母等事，与创业无关，亦不述。景、显二祖，本导明总兵李成梁图其同族建州右卫酋王杲、阿台父子，而为成梁军中所骈杀。明人谓太祖以夷目余孽，俘虏孤童，给役李成梁家，成梁抚之有恩，故与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为无因，而亦不能尽确。如谓太祖为四岁孤童，有弟舒尔哈亦更幼，皆由成梁长养，此则不确。二祖死后，太祖即与尼堪外兰寻仇，年岁相合，断不能于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抚之二十年，然后长大称兵。成梁之诛阿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而《明实录》皆有年岁可纪。故四岁孤童受抚于李成梁之说，实出附会。唯太祖始起，正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节，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亦之女，有为成梁予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

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余别有文考之，于此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之始。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军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蜒、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之草窃故技。廷弼方规画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扬去之故态矣。P8-9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也不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

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现在书店里有三类历史书：一是历史学的研究专著；二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三是大众历史。历史研究著作属于小众历史，阅读面很小，但是它很科学。历史小说是娱乐化的产物，有些历史的影子，但虚构成分太重，不能当历史来看。大众历史比较客观、通俗地向读者介绍历史，如《清朝大历史》一书，写出了作者心中的真实历史，兼顾了学术和通俗两方面，在清史研究方面有很高地位。它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比较符合历史原貌，其中还融入了作者对历史、政治、权谋、人生的独特感悟。

——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