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之路》(作者葛元仁)讲述了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知青的故事：“文革”之始、农村插队、铁路招工、老三届大学生活，几乎包括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经历；他来自基层，有最直接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体验；他在“文革”期间担任中学军训指导组副组长、校革委会副主任，农村插队时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铁路工作时担任段团委书记，大学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

这些基层领导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更有高度和远见。

总之，这是一个知青讲给你的历史人生故事，不一定文采飞扬，却一定真实而深刻！

《我的知青之路》记述了作者葛元仁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的全部经历：中学的“文革”，插队的磨炼，铁路的工作，大学的生活。其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作者的回忆和当时的日记、笔记及相关史料写的，纪实性较强。作者力图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一批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追求、抗争和在实践中的学习、思考，以及打倒“四人帮”后他们思想和生活的变化，以期引起同时代和后一代人的深思。

《我的知青之路》中以知青生活为主，前面写了中学的生活，后面延续到高考上大学之后的生活，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生画卷。上山下乡，决定并改变了作者的命运，但没有改变他由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进取、奋斗的精神和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的情怀，使他至今仍不忘历史责任，为祖国的未来努力工作。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中学——动荡中磨砺

 一、“文革”中的高三

 二、思考、抗争

 三、徒步长征

 四、“文革”风云变幻

 五、军训、复课闹革命

 六、我的父母

 七、告别中学

第二章 农村——新天地中磨练

 一、环境、劳动、生活

 二、风雨搏击

 三、叛徒和八路军情报员案

 四、学习与思考

 五、传道、授业、解惑

 六、大学梦破灭

 七、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八、知青生活调查

第三章 铁路——工作中锤炼

 一、铁路上的知青工人

 二、政治洗礼

 三、团委书记

 四、大学的召唤

第四章 大学——全新的挑战

一、学习生活

二、学生会主席

三、学生食堂和伙食

四、校园卫生

五、教材、教学、考试

六、党员发展

七、信任

结束语

附录一：怀念父亲——记我国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

 一、首次核试验中的父亲

 二、首次卫星回收中的父亲

 三、“文革”中的父亲

 四、解放前后的父亲

附录二：书评

他对我说：“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

我说：“知道了啊。”

“那分数就不用改了。”

“那不好吧？”

“多出来的分数，是对你诚实的奖励！”

虽然班主任和其他课任老师，对我考上大学充满信心，因为在师院附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高三年级的前三名。但是，我心里根本没底，因为我一直没有被批准加入共青团，而排在前三名的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在当时“政治表现”是第一位的，不是团员就说明你政治上不可靠，大学招生时势必要受影响。初中升高中时，因为我和另一个同学不是团员，就没有被保送。高中三年来，这个阴影始终笼罩在我的心头。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思想压力很大。最近的几周，我发现班团支部全体团员经常开会，有时还争论什么。

后来，一个团支部委员告诉我：“当时，就是争论是否应该发展你入团。一些人认为你虽然学习好，但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还说过一句‘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证明你没有阶级觉悟，是走‘白专’道路。另一些人认为，党交给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好，证明你听党的话，而且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是‘红专’的表现。团支部一直没有统一意见，所以一直没有发展你入团。”

其实我早感觉到了，班里些特别“革命”的“左派”，自认为血统高贵，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一直有一种优越感。如果让我入了团，在政治上就和他们平等了，我的学习又比他们好，他们就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高中三年里他们就找种种理由，不同意发展我入团。尽管我父亲在部队从事尖端的国防科研工作，但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成了他们反对的理由。

一次课间操后，碰到教我语文的郭老师，他问我：“你怎么还不是团员？”

我说：“是啊，我一直要求入团，可是没被发展、批准。”

他又说：“我看你这么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项社会活动，学习又好，以为你早就是团员了呢。”

高一时教我生物的刘老师，在这段时间前后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她甚至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你是‘老团员’了呢。”

其他很多老师和同学也对我还不是团员感到惊讶。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然也增加了我对班里“左派们”的看法。但是我觉察到：在许多人眼里我的表现已经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了。

因为班里团支部中的一些人一直反对发展我入团，学校党总支便在老师中间了解我的表现。虽然当时非常注重家庭出身，但是学校党总支对我父母的情况是了解的。父亲随部队调离北京时，为了我能够住校，读完高中最后一年，部队专门派了一个秘书到学校，介绍了父母亲的情况。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学校领导发现临近高中毕业的我还不是团员时，就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要求他们发展我入团。但是，“文革’’的来临，使这些都成了泡影。

1966年4月，学校组织政治学习，让我们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这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高考复习冲刺阶段的高三学生来说，无疑是额外的负担。我们对1965年末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越来越热的政治气氛浑然不知，对于我来说更是这样。3月21日，我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观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世界领先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核反应堆中为控制反应速度用镉棒在重水中吸收核反应过程中多余中子的模拟试验、电子管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激光通信和其他先进技术等都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门心思地想要考上大学，准备将来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我对于这种批判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这些杂文，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问题。

对于北京师院附中(现为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老三届”学生来说，1966年6月7日是告别中学正规教育，被迫卷入“文革”的日子。

那天，轮到我带全校的课间操。我和以往一样，在领操台上随着广播喇叭中的音乐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后，对着操场上的全校同学，发出了集合的口令，同学们迅速向领操台聚集过来。

这时，学校教导处杜副主任走到领操台下右侧对我说：“不要喊解散，艾校长要讲话。”

同学们集合到领操台下后，我说“艾校长要给大家讲话”，便跳下了领操台，站在台下左侧听校长讲话。

校长讲话的大意是：最近一些同学不认真学习，晚自习时聚集在一起发表一些否定建国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广大同学不要听信这些言论，要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安心学习。

正当校长讲话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带着几个同学，一下子冲上了领操台，粗暴地打断校长的讲话，并且在领操台上和校长进行辩论。说校长是在放毒，压制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且号召同学们不要上课，起来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领操台上乱成一片，个别学生开始推搡校长。我跳上领操台，招呼我们班的王晓明、刘建章等几个同学上来将校长保护起来，簇拥着他从领操台上下来，护送着回到了校长办公室。我们怕那些同学再来冲击校长办公室，就在办公室外把守，当时听到校长和学校其他领导议论：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重点培养、呵护的这个刚被批准入党的高干子弟会这样对待他们。操场上大多数同学看到校长离开，也陆续离开了。．而这个女生仍旧在领操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一直到上课铃声响起，少数留在操场上的同学也全部回到教室。而后他们又冲击，并且企图占领学校广播室，继续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不少同学的抵制下没有成功。从此，这个女同学和他们那些“造反派”，再也没有回到教室上课。

从这天开始，学校进入了半无政府状态。一些同学开始不上课，到外校进行“革命串联”和“造反”活动，老师也不敢管理。尽管大部分同学依旧按时上下课，但是课余时间也都对此事议论纷纷，无法安心学习了。3-5

本书为纪念插队四十周年而写，所有内容都取自当时的日记、笔记等。

初中时，校长作报告：“毛主席说，‘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什么呢？只能是行尸走肉。”校长的这句话，促使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进而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政治观点”。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就等于盲人骑瞎马，无法找到“正确的政治观点”。这样当面临纷纭的社会现象，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只能是怨天尤人。所以，找到“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关键是拥有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

只有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备正直、勇敢、坚持正义、不怕打击、富有同情心的品质；才能掌握正确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不被事物纷纭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才能实现用知识造福于社会，脚踏实地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自己只是无数同龄人中的一分子。

每个历史时期的青年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追求真理，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应该是任何时代青年面临的永恒主题。

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有种种议论。确实，在我们插队中曾经发生了很多问题，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远离父母，告别了熟悉的城市生活，来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面临住房问题、吃饭问题……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造成的。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原始的耕作方式，农民的生活也很艰苦。面对这一切，我们知青们走过来了。这除了人类对环境适应的本能，农民群众的关心帮助外，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和中学的革命理想教育培养我们敢于克服困难的勇气，也起了决定性作用。有的年轻人说，你们知青活了两辈子，经过了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确，农村的这段生活增加了我们的阅历，使我们对中国有了真真切切的深入了解，为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

对知青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态度是“国家关心，负责到底”。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反映知青问题的李庆霖回信，指出“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且寄去了300元钱给予帮助。②中央对侵害知青的问题采取了法律和行政措施，枪毙了个别严重迫害知青的干部，并要求各级政府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问题。

对知青中存在的问题片面地扩大化，是很不妥当的。现在影视作品有不少是反映这些问题的。有些作品把那些当时就为广大知青所鄙视的个别知青的行为，以巧妙的艺术手段在社会上扩散，甚至掺入了早就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血统论观点，使得整个社会对上山下乡的知青产生了不应有的偏见，极大地诋毁了一代知青为社会发展做出奉献的正面形象，歪曲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历史。本书是对现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影视、文学作品的一种补充。在知青中，确实有现在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但这绝不是知青的主流。实际上有不少知青在同样面对生存危机的同时，在和农民的共同劳动中，在和群众的交流中，不仅学到了勤劳纯朴、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勤俭节约、不怨天尤人的精神，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命脉所在，而且对农村的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找出了一些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在我所接触的知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忧国忧民，社会正义感很强，回城后也都成了各自工作领域中的骨干。我觉得有必要反映这部分知青的历练过程。这些知青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理念，体现出了“你们可以剥夺我的任何权利，但是无法剥夺我思考和学习的权利”；“你们可以限制我的所有行动，但是无法限制我帮助他人的行动”；“你们可以从各方面压制我，但是无法压制我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社会正义感”。这些知青“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这些才是知青的灵魂，而我只是无数这样的知青中的一分子。

没有人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历史也没有“如果”。任何人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

对一个群体的社会行为的评价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也就是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看看这个群体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的发展。不应以一时一地的个别情况、经历者的个人恩怨来考察一个群体的作用，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泼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泼了出去”。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不管是自愿去插队的，还是被迫去插队的，也不管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客观上广大知青都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我们从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为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为国家分忧解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次，因为广大的插队知青看到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又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培养了坚毅的性格，所以他们能够承受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人民日报出版社在上山下乡．30周年的时候，出了一个“与共和国同行”的光盘，是张爱萍将军题的名字。当记者采访回城后又下岗，在卖报纸，做裁缝，当保姆的几个女知青时，她们的回答是：“过去插队时那么艰苦的生活都挺过来了，现在比插队时好多了，我们能够挺住。”这就是知青！顾全大局的知青！一些国家的改革失败，工人一失业就引起社会混乱，而中国却没有。这不能不说下岗的知青在其中起到了强大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又一次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奉献。再者，知青们把城市的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的理念带到了农村，影响并且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批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不少知青担任了大队、小队干部、赤脚医生，在普及农村教育、生产管理、科学种田、医疗卫生事业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样的具体例子不胜枚举。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吗？

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记录的可贵，在于她的真实。唯有真实，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不是史学家编出来的。知青史也只有我们知青自己来写，希望每个知青都把自己的历史写出来，组成一部真正的中国知青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就像没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就不可能有抽象的“人”一样。没有每个知青的知青史也不可能有整个知青史，没有整个知青史，中国的历史就会有缺损。

知青的过去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一种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一种不甘沉沦的奋起精神。

在蹉跎的岁月中他们奉献了青春，为社会做出了牺牲。现在，他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仍然在作奉献，他们是中华民族杰出青年的代表。全体知青都能够再作的奉献，就是总结自己以前的奋斗、奋起的经历，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父辈是在怎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为社会作出奉献，进行奋斗的。

正是由于有一批像知识青年这样的无私奉献者，这个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前进。可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社会上出现了巧取豪夺的腐败分子，奉献者被盘剥，甚至一些人把奉献者当做傻瓜。国家要鼓励人民甘于奉献，就要从严惩治腐败，奖励那些无私的奉献者，否则，就会寒了奉献者的心。

本书曾于2009年5月由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虽然未在内地正式发行，但仍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采访后，索书的朋友络绎不绝。本次在内地出版前，对书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并将当时阅读过香港版的部分同志对此书的评价附后，供后来的读者参考。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聂新元、郇中建、王子生、李奎章、黄继之、王惠娜、任公伟、胡生、林春生、金羽高、朱平之、于福云、李子健、刘建章、王晓明、靳建疆、乔晋湘、姜成武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葛元仁

201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