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嘉编著的《我在联合国33年》内容介绍：多年来，每当我与朋友们分享我作为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加“维和”行动的故事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要求我写下来。而我总是回答说，会考虑考虑。后来，生怕自己会忘记一些细节，就断断续续地开始动笔了。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过滤回忆、沉淀自身外，还得到一次重新修炼的机会。

《我在联合国33年》作者李醒嘉作为一名华裔联合国维和的工作人员，将自己在联合国工作了33年的所见所闻，所闻所感，所感所悟及自己的成长经历静静与读者分享。非洲，萨拉热窝，纽约，台北……一个个或神秘，或熟悉的地名配合醒嘉质朴的表达，将她那段难以忘却的的经历娓娓道来，《我在联合国33年》向您讲述一个中国女人与联合国的33年。

前言

一、非洲的召唤

1 见证一个国家的诞

2 我在南非大选的现场

3 “因为我爱非洲”

4 继续出走到西

5 重返东非

二、我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1 我在萨拉热窝的190天

2 被世人遗忘了的克什米尔

三、从眷村小孩到国际公务员

1 冈山眷村度过的童年

2 我们家搬到了台北

3 进入联合国纽约总部

4 天使城——曼

后记

做为文职人员的先遣部队，我与几名纽约总部的同事是在1989年3月10日到达温得和克的。我立刻接到指令，被分派到援助组设在北方的分部，也就是先前为南非的军事基地的大泉市（Grootfontein），负责人事工作。3月13日，我与派驻北方的马来西亚先遣部队一起乘坐C-130运输机，飞往大泉市打前阵。一切从零开始。先租办公室、装电话，又忙着添置桌椅文具。才刚刚安顿下来，就听说北方边界打起来了。我们和当地的居民一样，担心着局势的变化，纽约总部则担心着我们的安全。战事平息后，我就立刻开始征聘当地人员。由于我们的言行举动都受到当地居民的注目，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必须保持绝对中立的形象，丝毫偏差不得。尤其是在征聘的过程中，除了审核申请人的相关学识和经历外，我们还要注意政治影响，也就是说，必须有意识地从各个部族中公平地录用翻译、司机和警卫人员。作为一名皮肤既不黑又不白的中国人，我在形象上显然已经占了优势。不但能自如地来往于各部族之间，也容易与当地人交上朋友。没有多久，大泉市就传出，联合国有位能雇用人的“李小姐”。我在市场上购物时，还有些孩子们勇敢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李小龙的亲戚。

在大泉市已经独自工作了两星期，才盼来我的助手，她就是来自联合国维也纳办公室的珍妮。等我去机场接她时，才发现她是个奥籍华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和我同岁，又都是在台湾长大的。我们个子也一样高，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实在让人无法分清谁是谁了。在征聘工作的过程中，她对应征者会先作出鉴定，还用中文来加评注，供我参考。她善于思考，肯主动与我分忧，我也养成凡事都与她商量的习惯。彼此能做到推心置腹，休戚相关。工作之余，珍妮用她带来的中国食品，配上当地新鲜的食材，调制出一道道美食，让我和一些同事们大饱口福。市内一个有名气的餐馆，还专程请她去客串过。在老板和老板娘的惊叹声中和我在一旁的加油添醋下，珍妮轻轻巧巧地炒出蚝油牛肉和青椒肉片。只见老板夫妇在几分钟之内，就将两盘菜一扫而光，脸上露出一种“死而无憾”的表情。说得一口流利德语而且对人友善的珍妮，在德裔居民颇多的大泉市，人缘相当好。就拿在市内开照相馆的韩克姑妈来说，她是一个人独居，就特别疼爱珍妮，就像是对待她自己不在身边的女儿一样。她经常邀请我们坐上她的马车去郊外的农庄做客，还教会我们骑马。难怪我们离开大泉市时，韩克姑妈哭得很动情，她是真舍不得珍妮呀。

我和珍妮都觉得庆幸，因为我们能在纳米比亚相遇而且共事。平日两人平平淡淡，但是一旦遇到什么风浪，彼此总是护着对方，即便是偶尔有争议，也是真心实意的。离开纳米比亚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继续相互支持和关心。我们总是以20年前没有在台湾相识，却在后来成为知己，作为我们有缘的见证。P8-10

多年来，每当我与朋友们分享我作为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加“维和”行动的故事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要求我写下来。而我总是回答说，会考虑考虑。后来，生怕自己会忘记一些细节，就断断续续地开始动笔了。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过滤回忆、沉淀自身外，还得到一次重新修炼的机会。

我的确是有非洲情结。要不然，我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非洲的召唤”。缘起是在1976年从纽约总部去东非的肯尼亚出差，而转折点则是1989年参加联合国的过渡时期援助组，协助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为独立而举行的选举。此后，我开始对这个人们不轻易涉足的大陆产生了莫名的偏爱，而且始终念念不忘。这也是我日后走上一条“不归路”的开端。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终于离开了生活和工作20多年的纽约总部，去到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进驻联合国设在南斯拉夫、已经是被炮火轰得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的维和部队总部，负责提供后勤援助。可能因为我是个在台湾长大的“战后婴儿”，从来没有亲身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对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险恶与艰苦的处境，并没有太在意。反而因此学会了苦中作乐，更加珍爱生命和懂得和平的可贵。

就在和平来临后，我又选择离开萨拉热窝，去到位于南亚次大陆、曾经是人间天堂的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争夺这块乐土，交战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联合国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顶多就是关注印巴双方的冲突，并据实报道。我有幸多次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试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倾听克什米尔人民的苦难心声。

不久，非洲又开始召唤。我就毫不犹豫地直奔东非的肯尼亚。联合国在首都内罗毕新近设立了一个非洲办公室，我担负着进行人事改组的任务。这时，经历过萨拉热窝和克什米尔磨炼的我，面对着联合国系统内错综复杂的争斗，感到十分不屑和藐视。结果，我的心气差一点就被磨光了。

2000年一过，我重整旗鼓，决定到西非因钻石而打了多年内战的塞拉利昂，负责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后勤工作。长期血淋淋的内战，让这个西非盛产黄金和钻石的小国变得一穷二白。我除了再次目睹战争的惨烈外，还体会到人心贪婪的可怕。局势的反复动荡，逼得才上任几天的我带领着300多名文职人员，紧急疏散到邻国去避难。至此，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局限性已暴露无遗。

不久，由于职务的升迁，我回到了所谓的“文明世界”，也就是地处东南亚的泰国。这一次的反差特别大，我虽是行政主管，但是工作十分轻松。这是个设在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历史相当悠久，运作已上轨道，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素质都很高，这在联合国系统里恐怕也算是比较少见的。再加上曼谷的生活条件好，所以，一般国际人员都会选择留下来，安安稳稳地工作到退休。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还不到三年，我又按捺不住对非洲的思念，决定返回东非。这次是去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虽然还是担任行政主管，但是我的服务对象变成了法官、检察官和擅长雄辩的律师们。由于法庭以往的行政主管频频调换，一般工作人员的士气和素质都不高，我的担子就特别重。在我的团队里，经常显得“曲高和寡”。但是，我庆幸自己能再次回到这片广阔天地，心甘情愿地过着孤独和清静的日子。

由于在法庭行政方面取得的独特经验，我两年后就成为联合国的协调员，协助柬埔寨政府成立一个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刑事法庭。可以想象从无到有的艰辛，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的险恶和复杂，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幸好，2008年7月我已到了退休的年纪，而且法庭也已开始全面作业。我就在联合国工作了33年后，正式退休。

一路摸索着走来，从台湾南部眷村的童年跨越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然后又自我放逐到世界各个饱受战乱的地区和穷困偏远的角落。我已经义无反顾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务员和世界公民。如今，经历过的所有愉悦和辛酸，包括因为自己是一名来自东方的女性而受到的尊重和委屈，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多年的漂泊和游历，造就的是我那一份淡泊的心境，存留下来的是自己广结的善缘。

故事说完了，顺道把自己走过的路好好地梳理了一遍，不觉已经退休4年了。

环顾四周的同龄人里，能随性随缘的乐活者，还不多。要么还坚持在岗位上，仍然身不由己。要么总算盼来退休生活，以为可以无拘无束，不料，现实中的种种难题又接踵而至。有些曾经忙碌惯了的同事还真是闲不下来，不时地回到联合国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晃来晃去，盼望能有机会被聘请回去，发挥点余热。也有人愿意把剩下的时光锁定在过往的辉煌里，即便是勉强地被拉回当下，也忍不住要今不胜昔地评比一番。好像，这个国际组织少了我们这些资深人士，真的会一蹶不振。茶凉后，走的人总是免不了神伤啊。

都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们这些退休族难道就真的放不下身段，去开创新的格局？没有了头衔，正好可以还原到最真实的那个自己。那么，就先抛弃培养了几十年的“习气”吧，连带着扔掉的是要追赶一个个“截止日期”的焦虑。更不必因为要顾全大局而委屈自己。即便是贪黑不早起，也用不着感到内疚了。

当然，真正闲暇下来，云淡风轻了，也容易心慌。于是，有些刚退休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入旅游浪潮，恨不得一口气游遍人间仙境。显然，这不是我的诉求。尽管我早就有“旅行家”的封号，在退休前，就已经周游过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如今，需要上级批准才能休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可以海阔天空地遨游。我倒反不想刻意地规划什么，就愿意这么轻松随兴地活着。

还有些人在退休后，特别热衷开同学会。大伙好像突然苏醒过来，总想把这些年顾不上联系而失散掉的老同学们，一一找回来。哪里知道，终于盼来再相聚的时刻才明白，除了回忆还是回忆，就是感叹不已，也留不住什么了。

2010年尾，我独自逍遥，在斯里兰卡（Sri Lanka）西南端滨海的一个阿育吠陀（Ayurveda）疗养中心遇到一个旅行达人，那是来自法国的安妮。在给我的名片上，除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外，就是一句话：在旅途上。她也喜欢一个人旅行。尽管已经70好几了，而且走起路来右脚还有些跛，但是，她显然是活得兴致勃勃。我们一起去当地市场闲逛，又在伽雷古堡（Galle Fort）喝茶，静静地看日落。临别时，她丢下一句话，又要上路了。

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段段的路程。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路走一路在东张西望，好像总是在寻找什么。到了中年，路走远了难回头，就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如今，已经开始的最后一程，我却是有意地走走停停，只觉得风光无限，即便是黄昏已近，也不太在意。心安顿，人自在。

我相信，归零以后，就有可能活出一个真实而圆满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