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11—1912年间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完整而准确地讲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1／4。这个国家尚未建成公路或铁路网，旅行通常是艰难而缓慢的。像所有东方国家一样，人口的膨胀成为这个国家的又一特征。因而，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追踪并且广泛而准确地报道这场爆发于去年的武昌而又持续到现在的革命，进而得出清晰的政治性和国际性的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我仔细研究，并试图去关注帝国的所有方面，我承认我无法得到中国其他部分的未公开消息，除了我的生活区域(我指的是中国的内部，因为那里有相互连接的电话线，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和条约口岸之间容易保持联系)，即使那些地方有公路和铁路，以及有从常理上讲可以移动到周围地区的某种交通方式，那也是不可能的。就在革命刚刚爆发后不久，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仇外情绪和非法行为，禁止任何欧洲人远离条约口岸。当然，实际上，所有外国人都被本国领事强制性地限制在沿海地区。如果一个人通晓汉语，只能从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的传闻中形成自己的判断，那将是愚蠢的。因此，只有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后，这个人才能客观公正地写作。
对于了解中国的读者，无需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他很容易明白我的意思。他会根据经验理解中国及其人民是如何地前后矛盾、表里不一。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或曾与这些富有特性的中国人擦肩而过的西方人来说，或许有必要增补一点：在中国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阶段，都充满着那样一种难以预料的真实而美好的氛围，以至于任何关于中国的男人、女人、风俗、习惯、地方或事物的介绍，都只能是概略性的——除非他要进行令人乏味的描述。为了突出主题，当某人的讲述过于琐碎时，就必须删减，并在整体上重新解释。但是那些曾在中国生活的人都熟悉这一做法。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精神，会理解作者所写的东西，会理解哪些内容更重要，会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关于中国的事件中作者本应说清却被忽略的东西。当你写作关于中国的人们和事情的时候，你会认为你已经删掉了所有明显的不恰当的解释和描述，你会发现仍然有本应处理掉的瑕疵，你会继续删改，最终，你发现，出于西方人的思维，你经常在不恰当地解释和描述着事实，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中国眼光，所以你的解释和描述就显得不真实了。在中国，你看到一件事情，自认为理解它，并把它记在心里，并告诉自己，不管它是什么，你已经把它搞懂了，已经有了最终的判断和话语以及正确的理解。但是不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按照中国式的转向思维，你不管看见、听见、想到乃至相信什么，你最终的思想、语言和正确意思都会完全改变。
这或许可以描述出革命期间的政治气氛。任何事件中都会内藏着一个恼人的悬疑，所有的国内事务都会乱成一团，然而这些注定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因此，对于那些着手要写一部详细的中国革命史，且要在连续而真实的范围内正确地判断一起事件对另一起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人来说，当下就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
本书作者要做的是，讲述他所看见和理解的东西，然后加入或多或少的关于总体情势的理性看法，并对引起去年10月的革命的形势和主要事件作出历史性的考察。这场革命虽然爆发仓促，却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这次运动开始最终形成，大约在十五六年前，”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说，尽管他宁愿这场运动再晚些时间到来，“三年前我们准备夺取武昌、广东和南京，但我们一直在试图控制北洋军，我们本应在学生中再工作一段时间的。”中日战争后，北京政府开始组建新军，派留学生到海外训练，以便掌握新军。显而易见，如果满人能够组织和控制一支近代化军队，势必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地位，革命党立即着手破坏这种努力，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以便当他们回到中国任职军官时变成革命者。革命的爆发本可能拖延几个月的，但却早于预期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占领了武昌、南京和广东，但起初在广东有一次起义，去年夏天又爆发了一次。当武昌起义发生时，拖延计划已不再可能，因为清政府当局势必解除同情我们的士兵的武装。在广东，清政府驱散了全省境内我们的同情者，以致我们很难重新集中力量。如果我们按照原计划执行，就不会发生多大的战斗，广东、南京和武昌就会唾手可得，所有军队也会在必要时直接远征北京城，我们本可获得北洋军的半数支持。
孙中山如是宣称——他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满洲人主中国后，“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智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实行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忿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此亦代表我国国民之公意。”
孙中山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时，在中华民国《对外宣言书》中宣布：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夏，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步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页。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盛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为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已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