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平凡、极富商业才华和人格魅力，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家资千万、富可敌国，却成为李鸿章与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臣死谏、武臣死战、商人死难，国势衰微，始知富贵如浮云。

张晓立创作的《晚清首富伍秉鉴》精彩地呈现出伍秉鉴及其家族在清末大变局的动荡环境中创业发家、财富暴涨的全景。

“近千年世界最富有50人”名单，有6位华人入选，其中一位就是伍秉鉴。伍秉鉴拥有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他拥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而且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一生离奇曲折，出身平凡却平步青云，《晚清首富伍秉鉴》精彩地呈现出伍秉鉴及其家族在清末大变局的动荡环境中创业发家、财富暴涨的全景。

《晚清首富伍秉鉴》的作者是张晓立。

第一章 商界奇才

 第一节 财富王国的奠基者伍国莹

 第二节 一道圣旨带来商机

 第三节 创设怡和行

 第四节 天子南库——广州十三行

第二章 崛起

 第一节 怡和行的新掌门人

 第二节 潘有度的无奈

 第三节 甘做赔本生意

 第四节 行商中的“老大”

 第五节 家族联姻

第三章 逆势而荣

 第一节 四大富豪

 第二节 伍家戳记·茶．

 第三节 奇特的“广州式英语”

 第四节 总商不好当

 第五节 1815年大事件

第四章 富甲天下

 第一节 开眼“赚”世界

 第二节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债主

 第三节 “千万富翁”阿斯特

 第四节 资助美国“铁路大王”福布斯

 第五节 从怡和行到跨国财团

第五章 正念

 第一节 怡和行

 第二节 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诚信

 第三节 大慈善家

 第四节 “一辈子只讲过一个笑话”

 第五节 汉奸之名

第六章 暗流涌动

 第一节 危机——“勾结洋商，走私鸦片”

 第二节 林则徐的申斥

 第三节 较量

 第四节 “销烟”下的暗流

第七章 帝国陨落

 第一节 马嘎尔尼访华

 第二节 捐资助国

 第三节 难挽败局

 第四节 病逝广州，基业凋败

后记

参考文献

初迁到广州，伍廷灿也面临一个同样现实的问题：没有足够多的耕地养活一家人。伍廷灿开始从事小本生意，利用地缘优势，进些海货，四处贩卖，维持家用。种了半辈子茶，忽然改行，对伍灿廷而言，从商实属无奈之举。

人生地不熟，没有人脉，没有足够多的资本，于“重农抑商”的清帝国，也没有政策扶持，在“三无”的艰难条件下，伍灿廷经过几年打拼，于1681年终于摆脱窘困，全家人搬进一套大宅院。

自伍灿廷这一辈儿起，伍家人便表现出一种经商的天赋，且一代强似一代。1731年，伍家另一关键人物伍国莹诞生。作为财富王国的奠基者，伍国莹少年时便显露出经商天分，他一边在茶行打工，一边抽空做些小买卖，沿街叫卖甘蔗，偶尔到南海学宫旁听。

不久，伍国莹被家人正式送人南海学宫，原因有二：通过伍灿廷的努力，伍家经济状况已有所改观，不需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赚钱贴补家用；中国是一个崇尚“仁、义、礼、智、信”的国家，而商人低价买进，高价抛售，就其本质来讲，与这一传统道德观念相悖，商人在当时是被轻视的群体。伍家人并不希望伍国莹继续从商，而是希望他日后能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光宗耀祖。

真正进人南海学宫后，伍国莹很快厌倦，他对四书五经并不感兴趣，当初的旁听之举，只是出于好奇。他开始怀念以往做小买卖的日子。伍国莹的价值观很朴素，在他看来，读书未必能经世致用，做大买卖却可日进斗金，可以解决很现实的衣食住行问题。伍国莹一门儿心思想继续从商，甚至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从南海学宫辍学。接下来，伍国莹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到潘振承的散货档，当了一名伙计。

潘振承又名潘启，出身于贫苦之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潘振承十三岁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后远航经商，创办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总商。

潘振承的发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吃苦肯干，聪明胆大。在给当地船老大当雇工时，潘振承是所有船工中最能吃苦的一个，因此得到老板赏识，很快成为舵手。

海上作业风高浪急，又有海盗出没，风险很大，潘振承却先后三次乘风破浪，将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运到吕宋(即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卖给外商，获得丰厚利润。欲成大事，须有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胆商”。当时，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大清帝国的商人们，精明持重，善于发现商机，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几乎普遍缺少一种冒险家的精神，以至于错失了很多机会。就这一点来讲，潘振承无疑是同时代商人中的佼佼者。

与外商打交道，语言不通是一大障碍。潘振承头脑聪明，善于学习，很快学会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虽然夹杂闽南语音，但能与外商交谈自如。

此时，与潘振承同时起步的许多商人，仍在时局和商机间逡巡、辗转，在商海中苦苦挣扎，却每每只赢得“蝇头小利”。而潘振承已克服重重困难，打通各路关节，铺就了一条通往财富王国之路。截止到1760年，潘振承已富甲一方。继潘振承之后，其子潘有度接手同文行。在大清国开放海禁的八十多年里，潘家做了三十九年总商。

伍国莹来潘家打工时，潘振承的事业已颇具规模。与一般偶尔偷奸耍滑的伙计相比，伍国莹笃诚稳重，从不偷懒，手法灵巧，打包速度快，逐渐引起潘振承的注意。

一天，伍国莹和伙计们正忙着打包一批货物，潘振承派管家来库房叫他。伍国莹赶忙放下手中活计，跑到前厅。P3-4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炮声隆隆。

此时，广州珠江岸边，一座宅邸内亭台楼榭，长廊回绕，树木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七十一岁的伍秉鉴卧病在床。当第一声炮声响起，他便被“吓得瘫倒在地”，病邪入侵，又加之连续遭遇厄运，于旁人看来，这个精瘦老人所有精气神已被耗尽，只等找一个合适的时机黯然谢幕。宅邸内正值一季繁华，亦难掩“浩官”凄凉晚景。

忆往昔，伍秉鉴何其风光，他以一口流利的“广州式英语”，活跃在国际商业舞台，经营范围涉及铁路、证券交易、保险等多个领域。粗略估计一下，1834年，伍秉鉴的家产已经达到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50亿元。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其资产也不过相当于700万银元，伍氏成为世界首富。

正所谓“盛者必衰，恰似一场春梦”，清帝国曾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景象，在乾隆皇帝去世四十年之后，随着鸦片汹涌而至，以及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盛世的幻象被打破。对于伍秉鉴等十三行行商，“好日子”也走到了头。

因为鸦片，伍秉鉴被认为与外国鸦片商人勾结，落得个“帝国掘墓人”的狼狈骂名。一向低调智慧且顾及个人体面的伍秉鉴，竞被林则徐指着鼻子训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如此尴尬，伍秉鉴唯有隐忍以对。

此次战争的根源，伍秉鉴洞若观火——英国人不满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希望多增开通商口岸。一旦清政府战败，十三行将丧失海外贸易的垄断权，伍秉鉴等行商们的财富之门也会关闭。

冷兵器为主与船坚炮利，闭关自守与对外开放，落后与文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是一场一开始就可以预知结局的战争。

1841年5月，英军大败清军，长驱直人，迅速兵临广州城下。靖逆将军奕山见势不妙，举旗投降，令行商到城外与英军调停。  作为十三行总商，这次调停由伍家负责，伍秉鉴长期卧病在床，行商们一致推选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前去与英军首领懿律谈判。伍绍荣不仅精通英语，而且自小跟在伍秉鉴身边，耳濡目染，与英国人打交道老道精明。这次，清政府与行商将希望都寄托在伍绍荣一人身上。

伍家宅邸中，伍秉鉴在病榻上辗转反侧，焦虑地等伍绍荣的消息。终于有脚步声响起，伍秉鉴听出是儿子声音，睁眼问：

“谈完了？”

“谈完了，太可恶了……”伍绍荣头微低，不忍再说下文。这个时候，历经多番磨炼的他已无法处变不惊，语气中满是深深的沮丧与愤怒。

“赔多少？”伍秉鉴追问，不消伍绍荣说，他已料到会有赔款这一项。

“600万。爹，我们得赔多少？”伍绍荣越发焦躁不安。

伍秉鉴沉默了半晌，从贡缎被下伸出一根手指。

“100万？”

“他们要打……我们帮他们建堡垒，造战船、大炮……还是输了。”伍秉鉴一声长长叹息，伍绍荣则沉默不语。他们父子已明晓，国难当头，伍氏家族更不能独善其身。之前让伍秉鉴忧心如焚的隆隆炮声，只不过是伍氏衰落的前奏。

1757年，乾隆一道圣旨，广州成了大清海上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清初的诗人屈大均曾在《广州竹枝词》中描述当时盛况：

洋船争出是官商，

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厂段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伍家和其他行商的进出口贸易额节节增长，一时赚了个盆满钵满。“银钱堆满”的十三行，一度被看作是“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然真正的盛况只是一时，政治激流参差多态，官商是非多。清政府以“文明古国”自居，将外商视作难治理的“蛮夷”，逐渐订立各种苛刻的制度、条例。如保商制度、连坐制度等，由行商负责监督管理外商，保证人境的外商遵守大清法规制度，一旦外商触犯，行商便要承担连带责任，接受处罚。屡屡被罚，行商苦不堪言。

清政府也开始对行商进行盘剥、压榨。遇到朝廷有重大举措和事项，行商们该捐得捐，该给得给，一分也不能少，一次也不能落下。以这次鸦片战争为例，共600万赔款，十三行承担了一半。其中伍家上缴1 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l 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行商垄断大清海上贸易，虽利益可观，但有清政府这个“无底洞”，加之巨大的风险，行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所谓的“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达三十多家，少时只有三四家，可见其中的艰难。

身为十三行总商的伍秉鉴，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就更大。一面被清政府盘剥，一面还要看外商的脸色。同文行的潘振承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买卖虽然难做，伍秉鉴管理的怡和行却风生水起，伍家的银子入账如流水一般，几乎没断过。

伍秉鉴的人格魅力和商业才华出众，他是众多行商中与外商联系最密切的一家，甚至成为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因此也获取和抢占到更多商机。伍秉鉴在散商和美商中也左右逢源，与他们建立起一种超出贸易之上的亲密关系，双方的合作更加稳固、持久。

不过，国势衰微，行商的处境也越发艰难。单凭伍秉鉴个人智慧，已无法力挽狂澜。自古忠臣良将的极致，乃是“文臣死谏，武臣死战，商人死难”。如今，国难当前，伍秉鉴又偏偏在这个时候病倒，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病榻之上，伍秉鉴内心凄凉，并非是为这100万赔款，而是为这难以洗刷的“汉奸”骂名，为自己家族的百年基业。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其父伍国莹创下基业，伍秉鉴将之发扬光大，到儿子伍绍荣这一辈儿，刚好是第三代。伍绍荣虽然头脑活泛，但论及诚实谦逊、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却没法和伍秉鉴相比。

伍绍荣未必没有继承家族事业的智慧，但现实波诡云谲。某种程度上，财富的累积和传承，也依托于当事人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商政关系的保持能力，比商业头脑和经营能力更重要。然而，在难以预测的时势面前，任何商政关系都是脆弱的，不可能长久保持。

当年徽商的扛鼎人物胡雪岩，凭官府后台，一步步攀上事业的巅峰，家资千万，富可敌国，却陷入李鸿章与左宗棠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成了李鸿章“排左先排胡”战略的牺牲品，一朝钱财散尽，一贫如洗。依靠政治获取的经济利益，缺少足够的安全感。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富甲天下的巨贪和坤在临死之前终于顿悟。富贵繁华如同泡沫，一夕幻灭。

国际国内形势风云激荡，大清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倚仗清政府庇护的行商，还能有多少作为？伍秉鉴虽然为战事积极筹措，掏出血本，但国家没落，如何能够扭转这个孤独商人的败局？

1843年，伍秉鉴黯然离世，伍家败落，留下一声长长叹息，供后人反复咀嚼回味。

政策忽明忽暗，口碑卑微可鄙，理想与现实脱节等等种种好坏机缘，将该首富逼入跳不出的怪圈。首富一生，大起大落，时局的夹缝，商人命运的坎坷，种种复杂难辨的情操与道德等等从此书中，我们或许能窥得一二。

路过冬之梅的怒放，路过春之桃的一段香，赢来夏花绚烂，一片繁盛。“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想到这一句，蓦然觉得所有逝去的时光都是值得的。

一本书的完成，是一个不断探索、求证的过程。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这个过程。虽然还未付梓，望着眼前这十来万字的书稿，内心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和、踏实，仿佛一枝老藤坠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不仅是一场心灵之旅，也是我对于“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最好交代。

更幸运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看到距今不过二百年前的工商文明：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州十三行；一群风光却又无奈的行商；一个毁誉参半的世界首富……商场如战场，当有形的、无形的硝烟止息，没有人是最终的胜利者，即便精明睿智如伍秉鉴，也不过是民族矛盾及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牺牲品。所谓“成于官，也败于官”——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的崛起与没落，正验证了汶句话。

随着伍秉鉴的溘然离世，有着“东方华尔街”之称的十三行街也毁于大火。细说起来，广州十三行亦是不健全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的命运走势，它最终的结局，从诞生之初就是注定的。

自古“文臣死谏，武臣死战，商人死难”，这是一句再贴切不过的评说。广州十三行及伍秉鉴等行商的命途，正是终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大约可以看作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妥协，《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宁，而是开了割地赔款的先河。此后，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连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小国也能在清帝国版图上分一杯羹。在西方国家开始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之时，中国在列强的铁蹄下步步妥协，到慈禧掌权时，更达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地步，直令西方弹冠相庆。

这是一段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忍直视的历史。

时至今日，虽然香港、澳门已经收回，但曾经割让给沙俄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却几乎永远成了俄罗斯的版图。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家、商业组织，还是个人，不进则退。妥协、退让不会赢得感激和宽容，只会换来变本加厉地索取，“夹缝”更不是安身立命之所。

而行商正是在清政府与外商的“夹缝”中艰难经营，委曲求全，结局可想而知，即便他们没有因商行破产倒闭而被逼自杀，或充军流放，可一朝西方国家枪炮相向，行商所依恃的清廷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败落是他们必然的结局。

说到此处，差点忘了本书真正的主角是伍秉鉴。将一个商行运作成跨国财团，足以证明伍秉鉴的商业智慧。伍秉鉴曾在西方享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名，在中国古代商人中，这是很罕见的现象。

 不独伍秉鉴，在广州十三行时期，曾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商人。比如同文行的潘有度，不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且能与外商谈论欧洲时事、航海技术；其父潘振承是同文行的创办者，也是大清使用伦敦汇票的第一人，这对于当时只认白银的中国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很多时候，历史只是一个框架，一具失去血肉的骨骼，很难具体而微地再现。我在动笔前曾翻阅大量史料，然而，我相信很多细微、生动之处，已经散佚在历史的长河，很难一一被打捞、还原。在写作过程中，唯有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这是为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也是为更生动地再现一段被封存的历史。

2013年10月23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