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唐氏之论》一书由12篇随笔组成，是作者（司马泊）在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以及中国古代典籍的基础上，结合一些社会现象，譬如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商品过度包装、文物市场过度商业化、旅游景点乱涨价等，谈谈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者认为对于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或者乱象，我们应该以法律为利器，通过建章立制来合理规制之。全书立意深刻、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陶唐氏之论》以期实现完善社会管理的目的。从夏商周时期，古代国家管理者都十分重视对人民言论的征集和采纳，专门设立负责采风的官员收集民间歌谣，用做国家对人民心声的倾听，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对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季札称赞的《唐风》中有一首《蟋蟀》，其情真挚，其思殷切，当称季札之赞美。

《陶唐氏之论》由司马泊编著。

序

论拜物教的复兴与象牙塔的沉沦

论考古的悲哀与尊重过往的生命

论野生物的圈养与人性的自残

论资源魔咒与破除发展宿命论

论名胜的博大与资本的狭隘

论附着物浪费与包装简化

论“春运”与无剧本演出

论酒文化与罪孽救赎

论“途损”与坐地生财

论人口聚居与城市结构

论劳动伟大与义举他觉

论异种恐惧与人为动因

跋

论拜物教的复兴与象牙塔的沉沦

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拜物教并不陌生，但是也并不熟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人类从愚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拜物教一直伴随始终。从原始社会简单的自然物崇拜，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的进一步丰富，逐步发展为对使用物的崇拜，人类赋予了太多的物质以神秘的色彩，有人总是在希望某种物质用神奇的力量帮助他实现惊喜和期待。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所异化后，一针见血地把商品世界中人类对商品进行的神秘性崇拜叫做商品拜物教。随后，世界商品市场发展引起了更大规模的产品交换活动，也催生了世界性一般等价交换物出现，产生了高于其他商品而可以普遍流通的世界货币，我们通俗地把一般等价交换物通称为货币。这样，人类更加赤裸裸地直接表现为对金钱的神秘性崇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是拜物教的最高崇拜形式，促使了拜物教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并引领拜物教的发展逐渐走向巅峰。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拜物教越来越发达和体系完备，它越过人类的经济生活而无情地侵占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人类不仅可以用正向的逻辑思维来求证用什么商品能换取金钱，还可以用逆向的逻辑思维来推算金钱背后能够找到什么商品，然后再反过来满足获取金钱的欲望。在疯狂的挖掘金钱背后的商品时，人类发现了文物能够带来的巨大金钱收益，于是由金钱所导演的一场文物闹剧开始上演，这场演出声势浩大，拜物教的神坛上堂而皇之地矗立着文物的牌位，接受着拜物教众的顶礼膜拜。  文物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物体，其价值来自于自身凝结的人类文化信息，一旦将文化信息从文物身上剥离开来，我们将会发现文物只是当时环境下人类的一般使用物而已。可见，文化是文物身上的精髓所在，离开文化谈文物是错误的，在文物身上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可替代文化的存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拜物教又一次发挥了它的巨大魔力。文物只要一进入市场，金钱就会神奇地附体，成为了文化的替代物，然后将文物变异为一个怪物，一个亦真亦幻琢磨不定的怪物。长期以来，文物只要被金钱附体，它的面目就极度扭曲，对人类而言的文物价值也就瞬息万变，总是以混乱的价值状态示人。其实混乱的并不是文物本身，文物本身是没有改变的，而只是市场的行情在变换而已，于是游移不定的附加在文物上的金钱决定了文物的面目也在不停地扭曲着。

文物究其归宿是象牙塔一分子。象牙塔只是个比喻，其原意是《旧约雅歌》里赞美新娘美丽的颈项，随后被引申为脱俗的纯净的文化艺术世界，这里我们使用它引申后的广义概念，用以描述人类高于凡俗社会的思想领域。在现实世界中，象牙塔尽管竭尽全力想摆脱丑恶庸俗的生活，但是却终究不能摆脱被丑恶庸俗所羞辱的命运。当然，遭遇这种命运的囊括了象牙塔中的一切，这就决定了文物也在其中。而且从目前的生存状态来看，文物成为了象牙塔蒙羞命运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文物作为象牙塔的一部分，准确地反映了象牙塔在拜物教统治下的社会地位。魔力无边的拜物教一次又一次地羞辱着象牙塔，用金钱散发出无边无际的诱惑，鼓动着拜物教众把象牙塔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拿去换钱，让人类欣赏占尽风头的金钱在赤裸裸的象牙塔面前疯狂地舞动。

就一个文物而言，它包含的文化信息是有限的，能从中解读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的确耐人思考，对当今社会的生产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也耐人思考。一个人连记载历史、讲述学问的书都不看，不学习，不研究，却拿着一件文物找人孤立地评价它的存在价值，不知道他要问的价值为何价值？更有许多人连文物本身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但是满心的贪婪却从他的眼神中毫无隐瞒地暴露无遗。为什么不知道它、不懂它却时刻想着完全占有它？唯一的答案就是文物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金钱收益，这才是占有它的真正的驱动力。由此可见，拜物教的确魔力无边。电视上各种各样的所谓鉴宝节目层出不穷，试问：他们说的哪一件宝贝的价值是真实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哪一次鉴定不是以贴一个价格标签而告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探究真实文化意义的鉴定节目，而只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定价节目。由此看来，有些地方文物已经完全是市场的玩物。由拜物教众主宰的文物市场纯粹是文物贩子的狂欢之地，这是一场由金钱导演的永不谢幕的狂欢。象牙塔彻底沉沦为了拜物教的玩物，就是这样被一群满口污浊、满手铜臭、满眼贪婪的拜物教众所绑架，并且撕剥得一丝不挂，还得违心地句句赞颂文化的伟大。于是，那些文物拍卖行的拍卖槌一次次的敲击声在一次次地拷问着人类对文物的价值观，那些被占有欲所收藏的不见天日的文物在黑暗中无时无刻不在耻笑着这些人对文物的价值观。P1－5

陶唐氏者，帝喾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其号日“尧”，史称为唐尧，故有天下之号为陶唐氏，后人泛指中国远古社会部落文明的中心。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听到演奏陶唐氏故国音乐《唐风》时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季札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贤者，为众多先贤所崇敬，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榜样性人物。他所评论的《唐风》是《诗经》中《国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唐风》保持了远古时期陶唐氏部落思虑深远的优良品质，值得后人效行。

吾国民众历来就有议论时事的传统，从远古的《诗经·国风》，到子产不毁的乡校，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以期实现完善社会管理的目的。从夏商周时期，古代国家管理者都十分重视对人民言论的征集和采纳，专门设立负责采风的官员收集民间歌谣，用做国家对人民心声的倾听，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对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季札称赞的《唐风》中有一首《蟋蟀》，其情真挚，其思殷切，当称季札之赞美。

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日月其幅。

无已大屎，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古诗的美感必须要在特定的语言状态下才存在，如果用现代汉语直译这首诗其美必失。从美轮美奂的咏唱中，其大意主旨显而易见。诗人在岁暮之时，由蟋蟀而起兴，反复叹惋，直抒胸臆，感慨时光易逝、世事艰难、人当奋发，字里行间流露出君子的忧患意识，大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情怀。《诗经选注》认为这是一首“劝人勤勉的诗”。《风》就是通过这种优美的方式勇于表达人民的情感，以期待影响执政者和社会风气。春秋之后，人们非常欣赏这种民众情感的表达风格，也非常欣赏国家管理者重视人民心声的美德。

产生《诗经》的时代渐渐远去，但是陶唐氏故国遗风依然，作为民族传统，作为良知者的使命，陶唐氏后人的忧思和劝勉永不会止息。人民的心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有所表达。纵观历史，人民用诗词、歌赋、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不停地在表达对社会的忧思和劝勉，甚至有兵刃相向的兵谏和牺牲生命的死谏，人民对良知和道义的自觉让历史为其肃然。

孑L子之后，接受教育的权利发生了阶层性的下移，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为更广大的普通人民所享受，文字教育逐渐普及，用文字来表达对社会的忧思和劝勉成为了主流，讽世、劝世、喻世之作层出不穷，咏唱再也不是人民评论时事唯一的手段，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为人民智慧的释放，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社会责任的增加。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等文字，其中无不可见人民的良知和道义自觉。

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成为了行文的主流，写文章成为了更加大众化的事情，街头巷尾提笔能文者比比皆是，新的文体也应运而生，其中杂文作为新文体在报刊中最为常见，也最适用于表达各种各样的议论。

杂文便于自由表达的写作方式使其成为了广泛应用的前提，有感而发是它的灵魂，作者再也不用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至少再也不用为写某种文体而写文章。因为不论是小说、诗歌，还是论文等，作者在写作前总是要确定了文体才可以下笔，写到中途又总有一些削足适履的苦楚，就如同出席某些无用的宴席却必须要穿正装一样，让作者总有百无聊赖之感。杂文不同，尽管衣着随便，但是内心却是庄严，出言必切主题，淡化了宴席间的装模作样，强化了出席场合的主旨意识，看似信马由缰，其实直奔目的。所以，杂文日渐为人民大众所喜欢。

杂文论辩的风格十分明显，它的基本要素源自各种社会现象，符合普通人民的生活场景，再经文字创作后好似评论文章最合身的外衣，表现出了杂文最为人民性的一面。苏格拉底曾经为了表达自己的见解经常站在雅典广场与人辩论，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有人评价他为公众教师，如果把他当年的言论整理流传，应该是现在很好的杂文吧！有时候，某个观点一经评说主旨立见，可能连苏格拉底也不会再用长篇累牍的阐述和形式严谨的文体去哕嗦，更何况《诗经》中一首短短的歌谣就可以表达的淋漓尽致的态度，就更无需再选规矩森严的其他文体了。五四之后，许多优秀杂文的观点本身就来自于民间的论辩中间，并经过白话文对写作的解放而成为经典，这让人民更坚定了对它的喜爱。

时代变迁，人民的意愿和诉求在表达方式上因为实现途径不同而发生着千变万化，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永远一脉相承，有《蟋蟀》中劝人勤勉的诗文历历在目，任凭世界何时何地的影响，不论何文何体的规矩，陶唐氏部落思虑深远的优良品质历久而将弥坚。永葆这份真精神在，今天用杂文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思虑也应当属于与时俱进。

良知和道义，是父亲和母亲对我的家教。在成长的岁月里，耳边总能够听到父亲和母亲评论的一些世事，也伴随着对我勤勉的劝诫，让我坚信良知和道义永存，让我知道有如陶唐氏品质的可贵。成年后，我经常与父亲、母亲谈论起一些观点，但是长年在外地工作，很少有机会就教于膝下，只言片语间即是远离，常常令我心存感伤，于是我专门把其中一些观点整理成文字，并编为一集呈献我的父亲、母亲，这也是我对社会的献言，作为小爱向大爱的回应。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是为序。

鼎是中国古代文明中象征政权的重器，它宣示着国家权威和信用，古人把立国称为定鼎，由此来表示国家最大的利益在于立威立信。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历史记载，大禹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古代圣王，他执政时期，逐步结束了松散的政权组织方式——部落联盟，创造了行政区划制度，将人民和土地相结合组织为统一的国家雏形，收集九州区划内的青铜铸鼎，并铭刻象征国家威信的图像，号召人民对统一政权产生信仰。

远古时期，文字的使用还并不普遍，政权发布统治感召主要依靠图腾性质的图案来表达。“铸鼎”之举成为了统一人民思想，震慑分化的国家行为；“象物”表达了权力拥有者的政治主张，喻示了最高裁决权的归属，既表达宣示权力的意义，也表达引导人民社会实践的意义。历史到了周朝，“铸鼎”逐渐流变为权力拥有者铭功旌绩之物，“象物”的功能日渐消失了对人民的教示作用，绘制的也只是一些娱神的图案而已。同时，为了满足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精神统治的需要，“象物”功能独立出来为文字所取代，并逐步细化出众多文化分支，产生了例如《吕刑》等成文法做为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的准绳。

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中国家权威和信用的最高体现，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事实上的内心崇拜，知法、守法、护法等历史史实表明，每个人类个体须臾不可离开法律，所以在人民的内心深处始终期盼着像“鼎”一样可靠、正大的法约来做为社会实践的判断基准。用鼎喻言是中国人对话语最为盛大的赞美，而话语之中最大者又莫过于法律，所以汉朝立国首先“约法三章”，让人民有所循蹈，达到国家立威立信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约法三章”和“铸鼎”在实际意义上极其相似。

为了立威立信，历朝历代都是一立国就立法，但是朝代更迭又有何法可以逃过有如“成、住、坏、空，，般的历史宿命，情尽如此，又有多少仁人志士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立法而皓首许身。这份忧患古今相同，这份责任永远会传习。

《诗经·魏风》是相对于《国风》中其他诗歌更显低沉的一部分，多思而生惶恐，多虑而发郁愤，其中以《园有桃》最具有代表性。

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日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日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f

这是一首倾诉爱国情怀的独自诗，充满了仁人志士忧国忧时的嗟叹。诗人为谁和歌咏的客体已经无人能考，留给后人的唯有这份真挚的情怀，字里行间处处可见《离骚》滥觞之形影，好似屈原的行吟。《诗经》中直接议论法律概念的诗歌并不多见，但是表达为国立威立信意愿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也正是其伟大之所在，不拘于某事某物而直指人性高尚之处。追随《诗经》精神的感召，后人领其要旨做出了许多伟大的事业，如同屈氏之辈史迹昭彰。

《诗经》是历史的高峰，把诗歌一出场就推向了绝唱，成为了中华文明中的原典。尽管后人再也没有能够超越它，但是秉承其精神的大有人在。时变境迁，随着文化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的逐步释放，人民不停地通过创造新的形式来满足文学的时代需要，竞相进发出了许多文学体裁，出现了像杂文一样更加具有表现性的文体，用来表达如同《园有桃》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更加自由地抒发人民的内心情感。

历史上既秉承精神，又纯熟地应用杂文的首推鲁迅。鲁迅身罹国家沦亡之患，他已经不可能再独白《园有桃》中的嗟叹，也不可能再做屈原般的行吟，而是一脉相承了其中的精神，用杂文发出了时代的巨吼。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紧接着他又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于是他干脆把书名称之为《呐喊》。鲁迅受到时代刻不容缓的逼迫，已经不容有说话的工夫了，只能起而呐喊，唤醒熟睡的人们，也给奋进的猛士以鼓舞，这就是鲁迅杂文的伟大之处。感佩之余，我常常在想，那些熟睡的人们被唤醒后应该做什么？

杂文不仅可以把人唤醒，杂文还可以教人如何去做，只要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在，时代随时会赋予杂文新的内涵。正逢盛世，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能够为国家立威立信而建言是杂文应有的担当，如果能够以杂文之力为“铸鼎”出一份力又何尝不是一件益事。爱其国者必爱其法，爱其法者必立其法。大禹的信奉、《诗经》的忧虑、屈原的愤懑、鲁迅的呐喊，皆能做解者唯有法，唯法为民生长久之计，唯法为治国深远之策。于是，我试着用杂文的表现方式阐述了一些在立法学应用方面的观点，裨益如何不敢自表，唯有一片赤诚而已。

一个人的话语权是有限的，所以我在文章中引用了许多史实和名著，请众多的先哲来现身说法，共同表达一致的观点，以期能够说服人们。如果能有人与微言产生同感，我心当不胜欣慰。

意未尽，思未竞；言未尽，行未竟。我辈自当勤奋。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