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安伯胡同
中国的城市现在都是一副面孔，建筑物、街道、商店招牌、甚至人们的衣着、表情、动作，都一式一样。有时候，我从目前定居的城市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另一城市，往四下里看看，却有恍若仍在原来的城市没动的感觉。一条条标印着中山路、人民路、解放路、建国路、东风路的街道，风尘仆仆，连结着一个个名之日“人民广场”、“世贸中心”、“环球大厦”的高楼广厦，到处尘土飞扬，大兴土木。当然也跟如今所有的城市时尚一样，在其中心地带有一条步行街，街上的店铺也跟其他城市步行街上的店铺一样，招牌不外乎什么鳄鱼、苹果、波西尼、肯德基、麦当劳……跟我昨天离开的那个城市几无二致。
从这一角度看，北京自然也是个脸谱化了的城市，可算中国式脸谱城市之都。不过它还保有了一种独特，那就是它的胡同名。这些正在不断消失的老胡同，其名字往往是那样的特别，你在别的中国城市是看不到的。比如说，你听说哪个城市有小羊圈胡同、东堂子胡同、小石虎胡同、无量大人胡同、广宁伯胡同、三官庙、南月牙儿胡同、东交民巷……这一类地名Ⅱ马？历史的尘埃，如今只在这样一些胡同的名字上依稀可见。
五十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遂安伯胡同。那是个位于东城的小胡同，它肯定也属于这类蒙上了历史尘埃的胡同之一。记忆中，那条胡同不算太窄，可让两辆三轮车宽宽绰绰地对驶，甚至可以开进来一辆小轿车。我说得这么肯定，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对面院子常常有辆小轿车停在门口，那院里住的是某中央首长的亲戚，首长有时派车来接他们去中南海团聚。
不久前，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看到，原来那时遂安伯胡同还住着好些名人：李四光、邓拓……对，就是那位《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作者、《人民日报》前总编邓拓，他家当年就住遂安伯胡同十一号，离我家曾住过的四号咫尺之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便在那个小院里化作“文革”的第一缕冤魂。
如今，人们一说起北京小院，便会联想到四合院。其实四合院并非北京小院唯一的模式，我们遂安伯胡同四号就不是。虽然我离开那小院已有五十多年，住进院子时我还不到一岁，但离开时我已经四岁，开始记事了。当我现在写到它，我还可以清晰地回想起它当时的格局，南北两面是两堵青砖高墙，进了院往北有一溜平房，平房前是一条窄窄的碎石甬道，将院子里不大的花园隔成左右两块，顺着甬道往里走，就到了一座青灰色的两层小楼。我家住在二楼西房。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座主楼，而是主楼后面荒草萋萋的后院。也许“荒草萋萋”这个形容词用得不准确，有李家爷爷那位勤劳的花匠打理，后院的草木不会荒芜。但在我的记忆里，为何后院总是那么阴沉呢？房子，甬道，花，草，甚至萧瑟树叶后面色彩凌乱的天空，也永远灰濛濛。
后院那排房子足有三四间吧？与主楼比起来虽然灰黯一点，却是全院最好的房子。它们全部朝南，且只住了一家人。前院居民们似有默契般都不往那边去，后院实际上成了那家人的私家花园。印象中，那些门窗永远森严壁垒，紧紧关闭，那些冷冰冰凉幽幽的玻璃门窗，俨如屋主自绝于社会之态度的写照。那家人姓陈，一家四口，先生、太太、和他们的一双正在上中学的儿女。我们四号的其他住户都是二房东杜先生的租客，只有后院这套房子是陈家私房。所以他们甚至不跟我们从一个门出入，后院有扇小门，只有他家有钥匙。
我们连捉迷藏也不敢去那儿，因为只要谁的声音稍大一点，那一溜永远蒙着窗帘的窗棂后面，某一块窗帘便会悄然掀开，黑幽幽的窗帘缝中间，一张狰狞的惨白面孔赫然显现，就像我奶奶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吓得我们不敢朝“他”看第二眼，转身就逃。
这大概也是我在那里住了那么些年，对陈先生和陈家兄妹毫无印象的原因吧？然而在我家的老相簿里却有张相片：一男孩一女孩合力抱着还是婴孩的我，背景就是陈家的那排后院平房。男孩大约十一二岁，女孩比他大一点，两个人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巾。女孩的手臂上还佩着一块佩章，上面有两道杠。天气很好，阳光照得我们三个人都眯缝着眼，但仍然能看得出来那两个孩子脸上欢欢喜喜的笑容。照片下面，有父亲写的说明：一九五一年，陈家兄妹与二妹。
母亲告诉我，给我们拍这张相片的人就是陈先生。这说明我们刚刚住进来的时候，陈家人跟邻居还是蛮友好的。那为什么后来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得距人于千里之外呢？当时母亲的说法是：“陈先生得了神经衰弱。”从她吐出“神经衰弱”这词语时的诡谲神情看，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大好的病。
陈先生又为何会“神经衰弱”了呢？我也是从母亲与邻居的聊天中依稀得知的：是因为他运动中“挨了整”。
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三年中国经历了三次交叠的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第一个运动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运动对象是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分子”；第二个运动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口号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对象是共产党党内人士和政府工作人员：第三个运动的时间与第二个运动的时间几乎平行，但运动对象不同，主要是私营工商业者，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和小业主，口号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第一个运动最暴烈，凡与“反革命”沾了点边者，非关即杀，不死也得脱层皮，我父亲便在这一运动中中招。他因一封匿名检举信被秘密抓捕，关押审查三年。检举信的作者是他当年一位记者同行。一九四八年这位同行来香港，一班朋友喝茶闲聊时，有人痛骂国民党特务，说那种人就应当被千刀万剐。我父亲插了句话：“那不对吧，特务也是人嘛。”镇反运动中这位前同行、现中共宣传官员，便写了封匿名信检举他，说他“同情国民党特务，所以可能也是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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