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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的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问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当那些比春风贪婪但又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和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让失去绒棉庇护的肌肤，依旧感觉到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迎春花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放出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早晨到底是早晨。早晨的风也不愧是早晨的风，清清淡淡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抒情动作。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几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无法不掩面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

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却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充满忧虑。这天早上，我的迟钝帮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离我伸在前方的左脚尖一米处。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垂挂的那片迎春花茂盛的枝叶上，缀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杂物。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方言，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的人在搞么事？！”这时候当然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

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正经八百地是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人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都不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这几年，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两年前被他们从黄州收编到武汉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于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拷机在腰问颤抖起来。

我伸手从拷机上抠出四个字：回话。父亲。

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这是我给自己配备这种现代化的小玩意儿后，第一次被父亲所使用。在此以前，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首选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绝笔”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

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的，十分响亮。我心里马上弥漫着苍老的气氛。

父亲说：“你的呼机号码是8174739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我心里忽然有了一阵难受。

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

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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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

一个人终其一生，不知会做多少荒唐事。那些立即就懂了的，自然是用同步进行的一笑了之。有些荒唐当时并不晓得，过去了，经年累月了，非要被某种后来才发生的事物所触发了，才会明白。

那一天，去到江西永修境内的柘林湖。到达湖边时，一路上不曾间歇的夏季豪雨，突然停了。徐徐退去云雾的水坝旁，更是突然露出一块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桃花水母繁殖基地。桃花水母是学名，平常时候人都叫它桃花鱼。叫桃花鱼的人与叫桃花水母的人不同，只要开口就不难分辨出，是治学古生物的专家，还是天下人文故事的口口相传者。

多年以前的那个夏天，我曾经奔着桃花鱼而去，那是奔流不息的长江为桃花鱼最后一次涨水。秭归的朋友在电话里告诫，这几天不来看，就只能永远地遗憾了。依照家在三峡的朋友们的说法，桃花鱼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排除了当地人，许多专门奔桃花鱼而来的人，两眼空空来与去的实在太多了。朋友所指人与桃花鱼的缘分，不是俗来俗去的所谓桃花运。就连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时辰，同样的水流，体态婀娜的桃花鱼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却不肯露面，不使那些渴望的人，一见钟情心绪飞扬。那时的桃花鱼生长在秭归城外的那段长江里。如九龙闹江的吒滩上，有一座每年大半时间都在江底隐藏着的鸭子潭。我去时，朋友在当地的熟人一律往天上望一眼，然后众口一词地断定，这天气，见不着的。在我与百闻不如一见的桃花鱼相逢在水边后，朋友才说，其实，他是最早持这种看法的人。我去的时候，小妖一样的桃花鱼，偏偏一身小资气质地现形了。多年以后，只要有审美的需要，就会情不自禁想到此种细细的九亿年前的尤物。譬如柔曼，譬如风流，譬如玉洁冰清，譬如款款盈盈，再也没有比得过这汪洋蓝碧之中所荡漾的了。

现在，我当然懂得，任何的绝色无不属于天籁，不要想着带她去天不造、地不设的去处。人的荒唐就在于，不时地就会冲动，想着那些非分之想。我从礁石那边的江流里捞起一只瓶子，洗净了，装了一只桃花鱼在其中，然后就上了水翼船。不等我回到武汉，刚刚接近西陵峡口的那座小城，绝色桃花鱼就在荒唐中绝命了。过完夏天，又过完秋天。一条大江在屡屡退却中，再次将鸭子潭归还给想念的人们。从满江浊水中脱胎出来的潭水一如既往地清澈，然而，这已不是桃花鱼灿烂的季节了。山崖上的红叶扬起凛冽寒风。江水终于不再退了。那座因为空前庞大和空前纷争而举世瞩目的大坝，如期将这条最自由和最独立的大江，彻底套上了枷锁。那些铺天盖地倒流而来的巨大旋涡，沿着枯干的江滩反扑回来。在不计其数的时光中，向来不惧怕激流浪涛的细细桃花鱼，当然无法明白，从不涨大水的冬季，一旦涨起大水来，注定就是她们的灭顶之灾。

失去桃花鱼的不是桃花鱼本身，而是那些以人自居的家伙。科学的意义自不待言，对于普通众生，他们失去的是不可再生的审美资源。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偶尔谈论或者是在书文中阅读桃花鱼，总也免不了会猜度，没有见过桃花鱼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当他们的阅历让其与那早已成为虚空的桃花鱼相逢时，传说中由四大古典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的涕泪洒入香溪河中幻化而生的桃花鱼，是否会被想象成北冰洋边人所尽知的美人鱼!

仿佛如幽深的思绪，柘林湖边的那块标示牌，不动声色地为我更换了一种旷远、静谧的背景。这样一片浩瀚的水面，宛如一本智者的大书，翻动其页面，又有什么不能告之于人的呢?清水之清，被风吹起，俨然那薄薄霜色铺陈大地。湖光自然，被山收拢，一似莽莽森林落光了叶子。在居所所在的武汉，人在天界伟力面前第一位敬畏的就是水。在水的前面，只要被称为武汉佬，便是个个见多识广。而柘林湖还是让我震惊。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些总让城市无法整理的清洁，随风人怀，汪洋肆意，毫无顾忌地游走在总是渴求一片冰蓝的情怀里。

于是，我在想，在桃花鱼古老的生命里，真正古老的是那份不与任何尘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宁可死于每一点来历不明的污染，也不改清洁的秉性。宁可葬身万劫不复的沧浪，也不放弃尊严随波逐流。与柘林湖水同游，时常有滴水成线的细微瀑布，送来深厚修养的轻轻一瞥；翡翠玛瑙散开的小岛大岛，也会端明九百九十几个情爱，没有任何阴谋地坦荡说来。也许，柘林湖此时的高贵只是一种风景。对于人，是这样。桃花鱼却断断不会这样想，高贵是其生命中唯一的通行证，舍此别无选择。有桃花鱼的柘林湖，理所当然值得每一个有心人去景仰，并且还要深深感谢——它用怡情的清洁，用梦想的冰蓝，用仰止的浩然，在大地苍茫的时刻，为滋养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细致地保养着她所必需的墒情。

《一棵树的爱情史》的作者是刘醒龙。

《一棵树的爱情史》:

“我”莫名其妙地看到书中夹着陌生女子的照片，父亲则不断催促我去青滩，似乎到青滩就能揭开谜底。随着我的青滩行程，剥茧抽丝般，我逐渐知晓了父辈的情爱恩怨。桃叶橙如梦如幻的异香和神秘离奇中，奇女子桃叶和硬汉屈祥的形象渐次清晰，他们的传奇人生震撼着晚辈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我”开始了自己和照片上的女子肖姣的命定情缘。屈祥和“我”的父亲、桃叶还有古仕光等人纠结了一辈子的爱恨情仇，他与那头成精的“鲟钻子”终生的纠缠搏斗，都反映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反思着三峡工程的前世今生，充溢着对高贵精神的向往和追寻。

《一棵树的爱情史》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的长篇力作。是一本关于三峡的文学反思与爱情书写。

故事反应了高峡平湖的另一面：屈祥和“我”的父亲、桃叶还有古仕光等人纠结了一辈子的爱恨情仇，他与那头成精的“鲟钻子”终生的纠缠搏斗，都反映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反思着三峡工程的前世今生，充溢着对高贵精神的向往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