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君编著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分“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凡5卷，近300万字。每卷分章、节、小节、目等，系统钩稽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及其海外影响与中外文化海路传播等层面。

朱建君编著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是以中国海洋文化史为体例框架，广泛搜集汇总、梳理辑纳学术界有关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成果，编纂集成的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分“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凡5卷，系统钩稽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及其海外影响与中外文化海路传播等内容，既展示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极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又展示了我国学界不同学科、视角的已有相关研究积累，是学界和社会各界了解和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工具书性质的参考文献。

序 

弁言

本卷概述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国海疆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海疆

 第二节 隋朝沿海疆域的治理与开发

 第三节 唐前期中国沿海疆域的发展

 第四节 唐中叶以后的中国沿海疆域及其治理

 第五节 隋唐时期中国海疆开发与发展的历史特征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洋认知与利用

 第一节 海洋认知的发展与海洋观念

 第二节 海洋经济利用领域和规模的扩大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洋政策与管理

 第一节 海洋渔业政策与管理

 第二节 海盐政策与管理

 第三节 三国至唐代前期的航海贸易政策与管理

 第四节 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造船与航海

 第一节 造船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航路拓展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航海技术

 第四节 三大僧人的航海经历及其记录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贸易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海外贸易

 第三节 活跃的唐代中外海商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港与城市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港

 第二节 隋唐时期海港的发展状况

 第三节 唐代繁荣的诸海港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外经略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朝鲜半岛的经略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 唐朝与新罗的关系

 第三节 唐朝初期的平百济之战

 第四节 隋唐王朝与日本的关系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路文化交流

 第一节 大陆移民及中日交往中的中华文明传播

 第二节 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全面影响

 第三节 唐朝的新罗侨民

 第四节 隋唐时期与东南亚、西亚的海上文化交流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上社会

 第一节 东南沿海水上居民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盗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洋信仰与风俗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神信仰

 第二节 东海仙境信仰与成仙追求

第十一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海洋文学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洋文学

 第二节 唐代的海洋文学

参考文献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遭受了黄巾起义打击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最终瓦解。经过连年征战，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相互抗衡的格局逐渐形成。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魏，建都洛阳；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公元222年，孙权建吴国，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至此，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秦汉以来中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到此时被迫中断。三国时期是中国统一之后经历的第一次国家分裂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政权更迭频繁。这种政治局面对中国沿海疆域的开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曹魏后期，司马氏掌握朝政。公元263年魏军灭蜀。两年以后，司马炎废魏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晋军攻克建业，吴亡，西晋统一全国。然而司马氏政权的寿命很短，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的社会背景下，西晋只存在了30余年。“八王之乱”之后，西晋亡于匈奴刘氏。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北方各少数民族争夺统治权的主要区域，先后有23个政权在这一地区进行了长达100余年的混战。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这一局面才告结束。

公元316年，晋室南渡，建东晋政权，都于江南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东晋朝廷苟安江左百余年，在公元420年被刘宋政权取而代之。随之开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此后大约170年的时间里，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政权的更迭。大约与此同时，北方相继建立了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5个更立或并立的王朝，史称为北朝。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及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南北割据政权长期对峙；地区性的短暂统一，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因长期割据混战而受到严重阻碍的经济发展的局面。分裂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各个相关政权对沿海疆域的统治与开发带有不容忽视的时代色彩。

一分裂状态下中国南北沿海疆域的基本区划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疆界变化最显著的一个时期。虽然陆上疆界随着政权更迭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就沿海疆域来说，其基本区划仍然承袭了汉代的划分方式。比较而言，北方沿海地区疆界区划的变化较小，而长江以南沿海疆域区划的增损则比较突出。以下分别叙述之。

北方沿海省份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400余年时间里，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均在中原政治中心的极东之地，因此较中原地区而言，所受割据战乱的侵扰之祸不甚剧烈。尽管在西晋末年也有流民南迁，但从沿海地区的政治区划而言，此时的北方沿海相对稳定。

三国时曹魏统一北方，经曹操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其统治区域逐渐恢复到东汉时期的地域范围；其边疆的行政体制及疆域区划，仍沿袭东汉之旧制而略有损益。

曹魏政权最初在东北边疆的统治，以东汉幽州所领11郡(包括辽东属国)为基础。其中，除辽东、玄菟(今辽宁沈阳东)、乐浪三郡外，其余皆为曹操政权直接统治。沿海的昌黎、辽西、右北平、渔阳四郡构成曹魏政权初期的沿海边疆。公元238年，曹魏大军出征辽东。平定公孙氏之后，在公孙氏所领之地置平州，统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这样，曹魏政权在直接统治原有四郡的基础上，复领有辽东、带方、乐浪3个沿海郡。东北边疆(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7个沿海郡即成定制，全部归于曹魏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

自右北平郡向南，沿海岸线而下，依次有冀州之渤海、乐陵二郡，青州之乐安、北海、东莱、城阳四郡，徐州之东海、广陵二郡，共计3州8郡。以上构成曹魏政权的东部沿海疆域。①事实上，冀、青、徐三州紧邻上述各郡的地区，如青州之齐国，徐州之东莞、琅琊、下邳等郡的部分或全部属地，也都属曹魏政权管辖，因此，曹魏政权在中国北方统治的内海疆域的总面积应当是很大的。

公元265年，司马氏废魏立晋。公元280年，晋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其时，西晋领有的疆域与东汉时基本一致，其边疆政策和行政区划也基本延续了东汉和三国之旧制。在东北边疆，西晋仍保留了曹魏政权所设立的幽州；对曹魏时期一度增设后又撤销的平州，西晋政权于公元276年重新设立。新设平州由昌黎郡、辽东国、带方郡、乐浪郡4个沿海郡以及玄菟郡组成；幽州则统辽西郡、北平郡、燕国、范阳国4郡国，以及上谷、广宁、代郡3个内陆郡。西晋政权这样设置，主要是为了便于统治。西晋中央政权在平州置护东夷校尉，主持抗击鲜卑族的军事事宜，便是对此有力的证明；虽然东北州辖范围缩小，但在沿海仍沿用东汉及曹魏旧制，设立7个郡国的基本区划格局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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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它既包含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又包含了基础理论学科与应用科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

海洋文化史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历史视角，或是历史研究的海洋史观，既涉及海洋文化的各个层面，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也涉及历史学的各种专门史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文学史、民俗史等等。更细的当然还有海疆史、海岛史、海防史、海军史、海战史、航海史、造船史、海关史、海产史、海港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还包括海洋意识、海防观念、海权观念、海洋政策、海路交通、海上贸易、海洋社会、海外移民等等，可见涵盖面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

从中国海洋文化史的视角来看，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000多千米长的大陆海岸线，6500多个岛屿和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加上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这片广阔的海洋国土却常常为国人所忽略或误解。甚至有人把中华文明简单归结为与海洋脱离以至对立的“黄土文明”，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回顾中国历史，大量史料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之一。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独木舟的桨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文字记载中，《竹书纪年》有夏代的航海活动记录，“东狩于海，获大鱼。”甲骨文中也有殷商人扬帆出海的记载。《史记》写春秋战国时，吴国水军曾从海上发兵进攻齐国。而齐景公曾游于海上，乐而不思归。《论语》中说连孔子也表示过想“乘桴浮于海”呢!秦始皇多次东巡山东沿海，命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和百工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徐福船队出海东行后竟一去不复返。后人遂有徐福东渡曰本的种种传说。以上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例，难道能说我们的老祖宗不知道海洋吗?我们应该从考古遗址文物和上古史料文献研究中，发掘出更多中华民族先人从事有关海洋活动的事迹，并加以考订、阐述。

中国在古代还曾经是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航海和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国家，这是值得炎黄子孙们自豪的历史。《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船队从广东徐闻或广西合浦出海，经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直至印度马德拉斯沿海“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被后人称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已与欧洲的“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有了交往。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当时称天竺)，学梵文抄佛经。公元411年，又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坐船经印度洋和南海回国。唐代，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开辟了多条海外航线。如赴日本的东亚航线，还分为经朝鲜半岛沿海的北路与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另有赴库页岛、堪察加的东北亚航线。特别是通往西方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据唐朝宰相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记载，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越海南岛，沿印度半岛东岸航行，顺马来半岛南下。经苏门答腊、爪哇，出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沿印度半岛西岸航行，过阿拉伯海，抵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巴林、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最后南下直至东非沿岸。唐代远洋海船把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运销亚非各国，并收购象牙、珍珠、香料等物品，盛况空前。唐代重要海港如广州、泉州、福州、明州(宁波)、扬州、登州等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港。而宋代的海上贸易更超过唐代，政府设立市舶司，给商人发放出海贸易的“公凭’：(许可证)，对进港商船征收关税，鼓励发展对外贸易。据《岭外代答》、《诸藩志》等宋朝书籍记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就有50多个，包括阉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大食(阿拉伯)、层拔(东非)等。尤其是宋代中国海船首先用指南针和罗盘针导航，开创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才有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当时中国的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技术水平都达到了世界前列。宋代远洋航船依靠罗盘导航甚至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和东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