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一敏、乔叶主编的《落日故人情》其中包括：巴金《怀念萧珊》、冯雪峰《鲁迅先生的逝世》、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艾青《忆白石老人》、唐弢《忆郁达夫》、万方《怀念我的父亲曹禺》、王安忆《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汪曾祺《金岳霖先生》等文章。

《落日故人情》内容简介：巴金，季羡林、恢凝、汪曾祺、傅雷、冰心、丰子恺、王安忆，龙应台、严歌苓等60余位作家的65篇佳作，或追忆骨肉情深，或怀念良师益友，或回望萍水相逢。以人映史，以史论情，在体现当代作家的人文关怀、散文艺术的多样化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葛一敏、乔叶主编的《落日故人情》是从建国以来60多年间发表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旨在检阅散文的创作实缋，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散文。

落日故人情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鲁迅先生的逝世

 怀念萧珊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忆白石老人

 离合悲欢的三天

 怀念孙犁先生

 记郁达夫

 平常的沈从文

 金岳霖先生

 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彭总在图固中二三事

 吴先生，请开门

 在冬天，怀念梅志

 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

 落日故人情

 祭马思聪文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读傅雷，见傅聪

 林徽因在李庄

 秋天里的钱钟书

 林风眠不回故乡

 从“高石之墓”到“经典爱情”

 说说王实味

一片荞地

 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父亲

 傅雷家书二封

 目送

 多年父子成兄弟

 母亲

 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

 渔父

 飞人芒花

 母亲与小鱼

 妈妈

 父亲母亲之间

 第一次见到母亲

 回忆父亲

 半个父亲在疼

 一片养地

 髻

 送

想起一些人

 小桔灯

 亡人逸事

 思乡者

 丁香花下

 南颖访问记

 我的老师

 灯下白头人

 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

 我的同事张爱玲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苏北姑娘

 为八百条短信送行

 想起一些人

 小小伙子胡安西

 新娘

 戏子

 写女儿，想起我苦难的童年

 童年的阿三

 陈干娘

 我也这样叫她：惠

 这双手

 你欠我一个故事

 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鲁迅先生的逝世

冯雪峰

鲁迅先生就是在他死的头一天，也还是不相信他自己会很快就死的。病的沉重对他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病所征服；他总在计划着工作和战斗，而且只要能起床就工作；乐观的情绪和劳动的热情，是压倒了病给他的忧郁的。

在五月和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像他自己后来在散文《死》中所说，他大概确实曾经预感到过死的。但他到七月初就有了转机，在健康也逐渐恢复到能够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就又觉得他离开死还是相当的远。我记得在七八月间，关于死和他病在床上时的某些感想，还常常成为他谈话的资料；而且总以愉快的心情谈到的。在七月间的一个晚上，他又曾经感到胜利地、同时自嘲地说过这样的话：“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住在景云里的时候。也生过一回像这回一样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翘辫子’了，但一愈就是十年……那么，总还有十年吧。”(“翘辫子”是上海话，死的意思)说了以后，还大笑起来。

《死》的那篇散文中附有七条类似遗嘱的东西，现在是被大家看作真的遗嘱了，我也以为可以看作真的遗嘱。但实际上，谁都了解，鲁迅先生显然不是作为遗嘱来公布的，他只是写他的文章。我现在回想起他写好这篇文章，把原稿给我看，并因了我的意见而改动了两个地方的当时的他的神情来，就觉得他并不是当作遗嘱来公布的，虽然这也就是他的真实的态度。总之，他写的是已经过去了的病中的感想，而不是给将来准备的。

他在原稿上改动的两个地方，就是那当作遗嘱的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五条上面。第一条，现在我们读到的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这后面的“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一句，原来是没有的。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里面的“空头”两字原来也是没有的。当时他等我读完了全篇原稿以后，就谈到这七条，精神很好地微笑着说：“我倘要真写遗嘱，也就都在这里了。这些倒也都是真话……说牙眼勿报的人，是不可相信的。”这谈到的是第七条，原文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也谈到了第六条，原文是：“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我当然也不会把他的文章当作真的遗嘱来看，但关于第一条，因为他平日谈到过别人的事情，知道这里还有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防御的意思，就觉得很有趣地笑着说：“如果当作真的遗嘱，这第一条很要紧，国民党有所企图的话，许先生也容易对付了，说是根据遗嘱就是。但是，这只是一面；假如革命的政权来办理丧事呢?那就不能根据遗嘱了。我看，这作为文章发表，是否可把其中‘任何人’三个字怎么改动一下，使它更能够表示你的明确的态度。”他笑着说：“那是说，也可以破例了……看怎么改。”沉吟了一下，就从藤躺椅上站起来，一面说，“加一句老朋友可例外吧，”一面拿笔在原稿上加了上面所说的一句。接着，关于第五条，我也说出了我的感觉，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还和我商量如何改，不一会儿就由他自己想出“空头”两个字来了。这“空头”两个字，他觉得很满意，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后，还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处，看多了这类空头人物，才能想到这两个字。”

总之，从当时他的这心情看起来，他显然相信离开死是还有相当远的时间的。

他的这种精神，也影响他的亲属和朋友；大家虽然都担心他的病，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想到过他会很快就死的。大家只希望他去疗养，觉得他不疗养，那是危险的，但可以说，都没有把危险和死连接起来想过。也许是这样想过的，但我们的感情无形地在阻止我们去明白地严重地这样想。由于他自己坚信不会很快死，也由于我们受了他这种精神的影响，还有当时环境所造成的种种原因，对于他的病的严重性，我们是非常地估计不足的，可以说我们都是很有些麻痹的。如何抢救这个伟大的生命，当时我们都不曾非常积极地想过办法；条件的困难自然是主要的原因，但在他的周围的人，我也自然在内，都多少有以上所说的麻痹，也是原因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是应该自责的。

因此，他的逝世，大家都觉得非常意外的。以我自己来说，在他死后几天，我都觉得他并没有死，一直到他出殡后，才在感觉上觉得他是真的死了。

十月十七日下午，他曾出外看朋友，途中受了风；但晚上他还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到深夜热度又高起来，疲劳到不能支持，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写完。到十八日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不停止地气喘，病即刻转为剧烈了。

十八日下午，我去看他时才知道他的病已转为剧烈；我上楼去，他直坐在藤躺椅上，只是气喘；见我去，曾想向我说话，我连忙摇手，因为他那时说话是十分困难的。我看他自己也很焦急。我在那里坐了有二十多分钟，见他只是气喘；偶尔看我一下，他那表现出肉体的疲乏和痛苦的眼睛，好像是说：“想不到，突然就这样严重了。”这时候，许广平先生和别的人，都只能依照鲁迅先生自己的意思，依赖一个长期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的诊治；只希望先把气喘止住，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到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时，他已经静卧在床上；气喘已因为打了强心针和室内装了氧气机而减低了。日本医生在那里，没有离开；我请人转问医生，究竟怎样，他回答说，只要能够过得了这个晚上，就可以有转机。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别的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当晚十一点前我再去，请许广平先生再问医生，回答是同样，要看今天晚上。在十二点前我离开时，许广平先生送我到楼下，暗暗地流着眼泪对我轻声说： “我很怕……”我仍以坚信的态度对许广平先生说：“度过这个晚上，明天再请别的医生试试看。”但许广平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晚十一二点时鲁迅先生的两脚温度已经很低了，所以她当时有可怕的预感。我当时看见她忧愁很深，还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你在周先生面前要竭力表现得坚强；你是知道他的性情的，即使万一…·他看见你强，也就安心一些了。”后来许广平先生告诉我，她是竭力做到表示坚强这一点的；她不曾在他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十九日早晨五点多时，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我知道，如果不是太严重，周建人先生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因此，我也立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宋庆龄先生。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

不久宋先生也就到了，当即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治丧委员会发出了讣文给各报记者。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经披露过一次以外。其他报纸都不敢披露；后来，我看见别人记录鲁迅先生丧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列人，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是在反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缘故。第二天，我党中央的吊唁的电报就到上海了；同时，我党中央曾经代表人民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去一个电报，要求国葬鲁迅先生，并要求明令撤销对于他的著作的禁令，这个电报也有一个副本发到上海来，但这两个电报当时也都不可能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曾照我党中央所主张的做，并且还派了特务分子监视鲁迅先生的丧事。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终未曾撤销过。我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

但丧事进行还算是胜利的，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的世界性的地位与声誉，到底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乱来；而公开出面主持的是宋庆龄先生、蔡元培先生(他们两人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袖，鲁迅先生的战友)、沈钧儒先生(他是当时上海各界人民救国会的领袖)等，同时上海的进步人民的力量也究竟还是不小的。当时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那么严重，特务分子到处散布着，而到万国殡仪馆去瞻仰遗容和出殡送到墓地的群众是那样的多，就是一个明证。

是的，当时我们一方面非常担心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来捣乱，所以并没有怎样号召广大群众来瞻仰遗容与参加送殡，以免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有所借口来进行破坏；但一方面却看见群众自动来瞻仰遗容和送殡的是如此的多，觉得这也正是爱国群众力量的一次检阅，因此那几天我们参加治丧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次斗争。——大概就是这种胜利的心情支配了我们，我觉得在那几天中不但我忘记了悲哀，连许广平先生和周建人先生等也似乎忘记了悲哀。

就是由于这种心情，以及我在十八日的晚上=都还相信他不会很快就死的那种心理，我在感觉和感情上就总觉得他并没有死。几天中我参与着治丧的事情，也仿佛只是在进行一件和鲁迅先生有关的、我很愿意做的工作一样。可是，当出殡以后，许广平先生等回来，告诉了我墓前大会胜利地开成了的事情以后，我觉得丧事是完全告结束了，这时我就开始感觉着真的悲哀了。

当晚我睡在床上，脑子里动不动就浮上他平日谈话时的那种笑容与笑声来；而这样地回忆了几次以后，又想起他的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国的进步青年和人民的事情来，也想起在上海瞻仰遗容与送殡的群众是这样多的事情来，觉得这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事情，那么，他的死也是实实在在的，不能不相信的了；我对我自己说：“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这是已经证明了的事情，这也就是我所能了解的他的死。”

第二天我一个人去看了他的坟墓。第=三天，我就因事被派到扬子江上游的某地去；当大约过了十天我事情完了回上海的时候，我是坐的民生公司轮船的所谓大菜间的舱位，在那喝茶和用餐的大菜问，桌子上有和报纸等放在一起的一本新出的画报，里面登有鲁迅先生的遗容和出殡时盛况的照相，一个国民党军官在看着。他突然抬起头来对着我——我正坐在他对面喝茶——好像非要我相信不可似的说：“鲁迅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不是共产党，你枪毙我!”然后把那画报推向我这一面来让我看。听他的口音，这一个生了气的军官好像是湖北人。我没有怎样去理他，他也并没有一定要人回答的意思；但我禁不住微笑起来了。当然，眼前这个渺小的反动军官，是不足道的。不过，这时候，我自然就会想得远一些，觉得鲁迅先生不仅生前使敌人害怕，就是死后也还使敌人害怕的，所以我微笑了。

从他死后，一直到现在。动不动就浮上我的脑子来的，除出他平日谈话时的笑容与笑声外，还有他走路时的姿势和背影。在我认识他的这近十年间，我只知道他穿的是橡皮胶底的黑帆布鞋，不管热天寒天；他走路略带八字步，可是一步一步非常稳固，好像每一步都先做稳了中国拳术上所说的马步那样；同时他是目不旁视的，更是从不回头顾盼。的确，他走路的这种坚实的姿势，也是非常性格化的；在他生前，我不很注意，在他死后，譬如他下葬的第二天我去看了他的坟墓回来的路上，我就清楚地看见这个身材不高大的人在前面这样在走着；那天坐在轮船上也这么看见，从此，我只要想到他，就总看见在我前面有这么一个背影。这是，我相信，谁都会看见的，因为这个人总是在我们前面在走着，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从不回头，而每一步又都好像先做稳了马步，准备随时和人殴斗似的在走着。

是的，凡是死后而仍活在人民心上的人，都是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的人。

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夜写毕于北京

(节选自《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P16-20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二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E履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r。”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万方《怀念我的父亲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