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一书凝聚了马凯硕先生在世界形势剧烈变迁背景下新的思想结晶。它反映了马凯硕先生透彻认识国际政治事务的丰富经验、敏锐的观察力和不拘一格的思维能力。通过对国际政治发展的长期研究，结合自身经历，他深入总结和分析了现有国际制度的固有缺陷，并提出了非常具有创意和现实意义的实质性建议，其中值得关注的便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的“7—7—7”方案。

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观点鲜明独到，逻辑清晰明了，文字表述流畅，绝不枯燥乏味。马凯硕先生善于用朴素易懂的文字、大量事例和类比来表达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在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预示着一个大转变的形成。然而政治的全球化仍然以西方为主导，全球化的趋势与各国、各民族的区域性利益的矛盾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作者马凯硕认为，世界已然是一体，全球各国，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必须要在更广泛的思想基础上达成一致和融合，才能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

《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包含了对于国际政治发展的总结、对于未来发展走向的分析，并对各国政府和机构如何适应全新环境提出了实质性建议。通过此书，读者可以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国际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中文版序言／1

绪论／1

第一章 崭新的全球文明／13

第二章 世界一体论／51

第三章 全球非理性现象／89

第四章 全球七大矛盾／115

第五章 地缘政治颠覆融合？／139

第六章 融合的障碍／187

第七章 全球治理的大融合／213

结论 因为万物归一／235

附录／247

字母缩略词表／261

致谢／265

注释／267

译后记／299

多边主义

缅甸的故事还阐释了在这个群体共识中的第五个要素：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概念之一。这种快速增长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多边会议和多边协定，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越来越稠密的组织架构之中。这种不断增强的多边主义趋势，事实上与美国政治根深蒂固的单边主义本能是有所背离的。美国决策者对于多边主义的不屑，体现在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声名狼藉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身上。当他在2005年接受任命时曾经放言，根本“没有像联合国这样的东西”。

幸运的是，美国对于多边主义的不信任，并不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拥有。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经倡议一项他称之为“肌肉多边主义”的蓝图。他辩称：“要解决根深蒂固的全球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更强大的多边组织，增强面对安全、维和及贫困问题等议题的意愿。”布莱尔呼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基于规则的多边机构。这一点呼应了我在导言中所提到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提倡的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大多理性人都了解到日益上升的多边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方领导人并不提倡多边主义，否则他将会受到嘲笑。

正如我们没有注意到大国之间的战争已成为过去式，我们或许也没有注意到战争减少与多边主义增强之间的相关性。图1.7和1.8就表明了多边主义和战争死亡率下降之间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应该问的是，为何有这两种趋势之间或贸易和战争死亡人数之间有相关性呢？简单来说，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两国间无法有效沟通。这种缺乏联系还导致一个国家将对方妖魔化。多边主义则有着相反的作用。它使人民团结起来，增加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当领导人有机会面对面的时候，更是对两国关系大有裨益。这也就是为什么领导阶层之间的互访已经成了一种积极的全球现象，这是应予以鼓励的。在“冷战”时期，即使有任何一步失算都可能导致全球毁灭，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也很少有机会见面。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则会定期开会，尤其是通过一些多边机制如联合国、G—20和东亚首脑峰会等。而十年前，G—20和东亚首脑峰会机制还尚未存在。

我曾在1984年至1989年、1998年至2004年两度出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我亲身体验了共同体精神是如何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我和来自巴西、沙特阿拉伯、蒙古、纳米比亚的大使四个来自截然不同国家的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质疑者或许会立即反驳，大使的任务就是跨越国界、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一点没错。这些友谊也的确能够造福世界。

《海洋法公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180位大使之间形成并带来全球利益的。《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所有国家在使用海洋时的权利和义务，它也为企业、环境、海洋自然资源的管理设定了规则。它是史上最难达成的条约之一。制定的过程从开始到解释总共耗费了将近9年的时间。分歧点在于沿海国家都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大部分的海洋，而内陆和地理环境不利的国家则认为自己在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的海洋中遭到了剥削。这些分歧似乎无从解决。但随着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就算是对立的两国，它们之间的不信任也渐渐消退。谈判最后在1982年结束。即使美国未能履行其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期限前批准该条约（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一种背叛行为），但它仍然遵守着合约的条款。海洋因此变得更安全，世界也变得更文明。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1％。如果我们可以谈妥一份好的《海洋法公约》，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管理地球表面的另外29％和其蕴含的矿产和原材料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无法制定一份“地球法公约”以规定各项权利和义务。如果我们最后成功了，也将会是对多边主义的推动。

P45-47

中国不久将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远快于任何人的想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1980年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25％的份额，而中国只有2.2％。到2017年，即从现在开始短短四年内，美国的份额将下降到17.6％，而中国则将上升到18％。那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中国的好消息。坏消息是，“大国承担大责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45年曾经这样说过。事实上，中国在2017年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9，528美元，而美国则几乎达到60，000美元。中国的一个合法性诉求是，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比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承担更少的全球性责任。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应该开始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挑战。为什么呢？正如科菲·安南常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之中。这个地球村在一天天缩小。在这个地球村中，有一所被称为中国的房子。这所房子每天都在扩大。如果地球村的其他住户在不断压缩的地球村与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房子之间开始感受到挤压感，那么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57亿其他地球村住户，因此会预期13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关注和担忧。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公民阅读本书意义重大的原因。本书将向中国人解释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发生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现在必须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新的世界局势。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正在认真思考中国承担与其规模相称的更多全球责任。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问美国时指出：“只要中美双方把握共同利益的脉络，就可以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道路，和睦相处，良性互动，实现合作共赢。”中国领导人也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密切合作。2012年12月，开发署与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中心（CCIEE）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会议，主题是“相互依存世界中的全球治理：前进或后退？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作为一名“国际专家”，我很高兴接受开发署的会议邀请。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国际会议，因为它汇集了众多国际主流声音，对中国如何发挥更大的全球作用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提出了中国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看法。真正有趣的是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显然还存在争论。我相信，本书对于这些争论可以贡献一些建议，在维护其长期全球利益方面，中国可以采取各种路径。

本书第七章提出了帮助和改善全球秩序的三大原则。支持民主原则、承认权力不平衡和法治这三大原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民主原则是指，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者应反映世界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从理论上讲，西方应该支持在国际组织中运用民主原则，因为它们在所有国内决策中是奉行民主的。然而，在全球人口中仅占一小部分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决策中并不提倡民主原则。事实上，西方在世界人口中只占12％。

即便如此，在以前拥有的全球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西方仍然继续支配着许多重要的全球性组织。例如，联合国安理会（UNSC）事实上主导着联合国，而安理会又为五大常任理事国所支配。然而，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尽管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5％，却只有一个来自亚洲的席位（中国）。与此相反，只占12％世界人口的西方，则控制着“五常”中的三席（美国、英国和法国）。

联合国安理会60％的席位所代表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2％，这显然既不公正也不合法。西方之外88％的世界人口对西方的这种统治地位开始感到反感。结果是，安理会将逐渐失去合法性和国际威望。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解释的：“从理论上讲，五大常任理事国应是联合国的主要监护人，因为它们就像是联合国体系之山的国王。但在实践中，它们已经破坏了联合国体系。真正的悲剧是，它们正在摧毁一个给予其真正崇高地位、全球体系的合法性组织。”因此，安理会需要尽快进行改革。

没有人会怀疑，无论安理会如何改革，中国将保留其常任理事国席位。因此，中国不应惧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其实，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性，这反过来将提高中国的全球作用和影响力。原则上讲，中国应该支持新的“7—7—7方案”，这是本书第七章中的建议，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性组织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音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该方案为它们提供了更大的发言权。这正是中国经常倡导的亚、非、拉人民的权利。

与此同时，支持改革的第二条原则——承认权力的不均衡，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无可否认，在国际关系中，“权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两千五百年前曾经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千百年来，权力已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要素，在新的世纪中也仍将是一个要素。切实改革国际秩序，就必须承认现实世界中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等。

因此，1945年，联合国创始人给予世界上最强大的五个国家以否决权。这是明智的。这在1945年是明智之举，但创建者并未明智地认识到一些大国将会衰落，而新的权力中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崛起的事实。因此，2015年的大国不一定是1945年的大国。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只是倾听如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衰落大国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意愿，它将失去有效性。这就是我主张英国和法国应该下台让位给欧洲联盟的原因。此外，诸如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这些新兴大国，也应给予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国家可能会抵制这些变革，因为它涉及短期损失。然而，这些短期损失应该与长期收益相平衡。诚如我在本书的结论中所指出的：“对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予以新的制约，并不令人舒服，但对这些新限制有所疑虑的人应该记住，所有新兴大国亦将受到同样的限制。”与此同时，支持容纳新崛起中大国的国际秩序，也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支持这项原则的结果，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主要多边组织中，中国的话语权和重要性也将随之上升。

最后，在国际关系中支持更广泛地应用法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任何一个村庄中，拥有最大房子和最多财富的住户都有促进法治的兴趣，其目的是确保人们尊重财产和边界。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富有的国家，它有33，10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日本则是12，681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的头号贸易大国。出口和进口商品都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为了确保中国的出口商品顺利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中国需要国际法来保护其穿越若干据点和大洋以出口商品。同样，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石油、煤炭和其他原材料要想安全抵达目的地，也需要更加尊重国际法。设若国际法崩溃、世界各地弥漫着无政府状态，中国绝不可能建立一支足以保护其所有进出口商品的强大海军。

幸运的是，尊重法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之中，有位叫包拯的法官。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非常尊敬他，因为他一直致力于法治。包大人在首都开封的短暂任期里，允许人们直接向地方长官投诉，从而绕过普遍怀疑为腐败的官吏和大户人家的影响。一个流行戏剧，讲述了驸马陈世美图谋暗杀妻儿、与公主结婚，最终被包拯处死的故事（译注：《铡美案》）。中国现在可以与世界一起传播和分享包大人的智慧。

总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而言，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中国具有更大的既得利益。本书介绍了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同时还介绍了值得中国借鉴的、头号强国美国的若干失误之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开始很不明智地相信，它足够强大，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顾及其他国家的想法和利益。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决定就是其无视国际社会意愿的明确反映。

我真诚地希望，当中国读者读完本书后，会期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创造更稳定的国际秩序方面形成一个战略利益联盟。郑必坚讲得好：“随着我们的不断前进，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需要具体化。最重要的是‘扩大和深化各方的共同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层面上培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中国崛起为最强大的国家。唯一不确定的是，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而言是快乐抑或是郁闷。如果本书传递的信息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那我就毫不怀疑，中国崛起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中国人之福，也是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之幸。

这是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横扫着世界的每个角落，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和追求发展的全球共识正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体面便捷的生活。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形形色色的威胁、冲击、对抗、疑虑和不安不减反增，我们似乎感受不到相对繁荣所带来一的应有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究其原因，在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硕先生看来，这是世界“大融合”的客观事实与人类思维方式止步不前、旧有的国际制度未能与时俱进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个世界不断前进，不断变迁，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赶不上它改变的速度。

马凯硕先生反复强调，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世界正呈“大融合”之演进趋势。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虽然不平等、不均衡仍是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特征，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小，其所思所求、所作所为也在逐渐趋向同一。这种时代趋势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知识结构，更新我们故步自封的世界观，并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新举措。

毋庸置疑，全球性挑战是这个星球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难题，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世界和谐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梦想。我们也同样意识到，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多层治理乃是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途径。然而，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上，自私逐利的国家间竞争无处不在，现有的国际机制对国家、尤其大国的内外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规范。这是国际问题堆积如山、全球治理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

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有着颇有见地的思考，并提出了构思新颖的因应之道。马凯硕先生便是其中引人关注的哲人之一。马凯硕先生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是全球化的热心倡导者，对全球趋势的演进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马凯硕先生是一个亚洲价值观的推崇者，总是不遗余力地为亚洲文明辩护，对西方历史上的蛮横和现实中的傲慢常有鞭鞑之语。这种思想在其1998年所著代表作《亚洲人会思考吗？》中可见一斑，该书也是其由官转学之后的成名作，一时激起国际轰动和广泛讨论。马凯硕先生同样也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国际学者”之一，经常出现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知名国际媒体上，也不时抛出各种针砭时弊的行动方案。

马凯先生硕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其真知灼见与其丰富多彩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对其学术思想具有重大助益的是其在新加坡外交部长达33年的任职，其中包括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两次出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大学时期的哲学专业学习使其养成了积极思辨的学术风格。思想性和实用性是马凯硕先生众多著作的共同特点，他因而成为当今新加坡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享有盛名。2010年和2011年，他两度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100强思想家。

《大融合》一书凝聚了马凯硕先生在世界形势剧烈变迁背景下新的思想结晶。它反映了马凯硕先生透彻认识国际政治事务的丰富经验、敏锐的观察力和不拘一格的思维能力。通过对国际政治发展的长期研究，结合自身经历，他深入总结和分析了现有国际制度的固有缺陷，并提出了非常具有创意和现实意义的实质性建议，其中值得关注的便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的“7—7—7”方案。

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观点鲜明独到，逻辑清晰明了，文字表述流畅，绝不枯燥乏味。马凯硕先生善于用朴素易懂的文字、大量事例和类比来表达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他的著作往往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和广泛的接受度。

中国读者的确应该涉猎一下此书。《大融合》包含了对于国际政治发展的总结、对于未来发展走向的分析，并对各国政府和机构如何适应全新环境提出了实质性建议。通过此书，读者可以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国际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这绝不是与我们毫无关联的问题，更不应是我们忽视的问题。中国融人全球的趋势已然不可逆转，我们也越来越是影响全球趋势演进的关键国家之一。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追逐离不开世界，我们需要一个融合的世界，更需要一个安宁有序的世界。

本书是我主持翻译的马凯硕先生的第二本著作。因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也基于推动学生学习研究之考虑，遴选了几位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参与本书翻译。对他们的辛勤工作深表感谢。当然，对于翻译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问题，责任概由本人承担。翻译分工具体如下：韦民：中文版序言、绪论、结论，并负责全部译稿的最后通校修订；王康威：第一、二章；郭丹：第三、四章；陈娟：第五章；饶舒婷：第六、七章。

韦 民

2013年3月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当全球社会更加紧密，冲突也随之而来。然而马凯硕使我们相信，在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时，人性是第一位的。”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马凯硕的新书不仅深刻分析了目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且给出了改善21世纪世界秩序的新观点。对权力政治和世界政府有兴趣的人一定要读一读本书。”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马凯硕批判性地对西方提出了挑战，引入入胜。他试图为东西方找到和谐共处的方式。这一点十分重要。”

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一书作者约瑟夫·奈

“外交政策中最重大的失误是对他国观点的误解。全球局势和以前不一样了，无论是否喜欢或赞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要读一读这部重要的著作。”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